华夏集团主要代表是黄帝和炎帝，其先世均发祥于西北地区，后来子孙昌盛、四散开来，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有的成为戎狄的先祖，有的则成为华夏族的核心。如周代的骊戎、狐戎;白狄的鲜虞和黄帝一样都为姬姓，分布于西北广大地区的古羌族则与姜姓的炎帝同源共祖。黄帝后裔中著名的氏族有帝尧陶唐氏、夏后氏、有扈氏、斟寻氏、斟戈氏等，后来崛起于西陲的先周也为姬姓，是这个古族留在陕西的分支发展而来的。属于炎帝族系的有共工氏，还有进入东夷集团分布区的“炎帝之孙”逢伯陵。原属华夏集团、又与东夷集团关系密切的是颛顼、有虞氏、祝融等，祝融的后裔一支迁往江汉地区，成为楚人的先祖。东夷集团主要代表人物有太昊、少昊、蚩尤，晚一些的皋陶也属于这 一集团。苗蛮集团最著名的代表是三苗。

华夏集团主要活动在黄河中游,一般认为他们是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的创造者。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是东夷集团的文化遗存。苗蛮集团主要活动在长江中游，包括很多氏族部落，是高度发达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创造者。考古学资料表明，当时并非仅有三大部族集团，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城以北的红山文化，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以及岭南的石峡文化等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并 繁荣一时，与上述三大部族集团也有很多交往和相互影响。

阪泉之战
阪泉之战曾见载于春秋时的史籍中,公元前636年由于内乱，周王出奔于郑，次年狐偃建议晋文公“求诸侯，莫如勤王”。文公“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后来司马迁“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收集民间传说并进行实地考察，参证文献记载写成《史记·五帝本纪》，复原阪泉之战的历史过程:“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藕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貂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由于两汉之际，曾对传说时代的古史系统进行了一次大整理，此后记载中多见“炎帝神农氏”的用语，因此近人提出这场大战应是“炎黄之战”，这实为历史的误会。就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看，西汉以前的传说中，炎帝与神农氏本不是一个人。还有研究者认为黄帝、炎帝既然同源共祖，姬、姜两姓又世为婚姻，因而不应自相火并，阪泉之战与黄帝对阵的不是炎帝，而是伐灭了炎帝并袭用其名的蚩尤，或说阪泉之战就是涿鹿之战在传说中的讹传。然而，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的某些记载即使有相通之处，也不能论定就是一场战争。

关于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的地点主要有在河北中部的“直隶保定说”①;河北南部的“巨鹿说”②;河北西北部的“涿鹿说”或其附近的“延庆说”③，以及在江苏徐州的“彭城说”④等。联系稍后发生的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发生在华夏集团活动地域的东半部，较靠近东夷集团分布区 的推断可能较接近史实。

战争的经过早已不得而知，“三战，然后得其志”说明曾经多 次较量，双方互有胜负，最后以黄帝的胜利而告终。值得注意的是在传说中没有残酷杀戮的记忆，和涿鹿之战、伐三苗的战争有很大区别，这或与黄帝、炎帝属于远缘亲属部落有关。

涿鹿之战
阪泉之战以后,“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逸周书·尝麦》:“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 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涿鹿之战不同于阪泉之战,它是在两个部族集团之间进行的，因而打得分外激烈，留下很多神话传说，如说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蚩尤作大雾弥漫三天三夜，黄帝之臣风后在北斗星座的启示下，发明了指南车,才冲出大雾。还传说黄帝在困境中得到玄女的帮助，制作了80面夔皮鼓，夔是东海中的神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黄帝用其皮蒙鼓，用雷兽之骨作鼓槌,“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延续了不少时日，最后的决战进行于冀州之野,《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述了一个传说，“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反映战斗过程中，双方先由巫师作法，希望借助自然力征服对方，黄帝呼唤有翼的应龙畜水，以便淹没蚩尤军队，蚩尤也请风伯、雨师相助，一时风雨大作，黄帝军队再次陷入困境，危急中，黄帝只得请下天女旱魃阻止风雨，天气突然晴霁，蚩尤军队惊诧万分，黄帝乘机指挥大军掩杀过去，取得了最后胜利。黄帝的胜利得来不易，而胜利以后，又遇到很多新的困难,不仅旱神女魃制止了大风雨后神力大减,“不得复上”,应龙参战以后，也“不得复上”，天上“无复作雨者”，使地上连续 大旱数年。
涿鹿之战以黄炎华夏集团的胜利而告终，传说黄帝进入东夷活动地区“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还有一种流传更广的传说，蚩尤被黄帝擒杀了，其氏族和部分亲属部落引而远去，将蚩尤的英雄故事带向四面八方。仍居少昊之地的先民，举清继任领袖，以地命氏，称少昊清。这场战争由于双方势均力敌，黄帝一方打败蚩尤，回到自己的原居地后，两大部族集团尽释前嫌，重又相安相处，甚至解仇结盟。相传“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③。在历史上，长期以来蚩尤都享祭于东夷之地，在今山东东平县和巨野县，有传说中的蚩尤冢和他的肩髀冢，因为他被黄帝所杀，身体异处，所以人们用两个高七丈的土冢作他的纪念碑，并常在十月于蚩尤冢前举行祭祀。

颛顼与共工的战争
涿鹿之战以后，华夏、东夷两大集团加速了融合。公元前4000多年时，分别代表华夏、东夷两集团的“仰韶人”、“大汶口人”体质特征有一定差别，分属同一种系的两个古代不同“族群”，到了公元前3000年，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发现的这时(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体质特征和上述两个“族群”都有了密切关系，应是这种融合的结果。
约在距今4500年前，颛顼与共工进行了一场大战。关于这场战争，文献上有两种说法:一说“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再一种说法是“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
自视很高、目空一切的共工氏首领面对颛顼挑战十分恼怒，很可能是不顾一切地利用治水积累的经验，借洪水反击颛顼，有研究者认为，文献记载“共工振荡洪水，以薄空桑”的“空桑”，就是《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的颛顼“实处空桑”之地，在帝丘西南，所以上述记载反映了共工曾利用洪水冲淹黄河故道西南的空桑沃野。

尧舜禹伐三苗的战争
“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这是指整个苗蛮集团的活动地域，彭蠡、洞庭就是后世的鄱阳湖、洞庭湖，衡山是《水经注·汝水》中提及的在雉县(今河南南召县南)界的雉衡山，文山地望不详，但可知尧舜禹伐三苗以前，苗蛮集团的居地范围在洞庭、鄱阳湖之间，北 界在伏牛山南麓，包括了整个南阳盆地。
传说中还有三苗的领袖人物参与过中原权力之争的线 索。如说“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还传说“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丹朱”，都反映了在尧的联合体议事会中或他的近亲氏族中，曾有权力之争的失败者，远遁丹水之浦，充任了土著的领袖人物。
战争于尧时拉开了序幕，文献记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可知尧所征伐的“南蛮”就是“有苗”，亦即“三苗”。丹水即今丹江。
尧以后，舜继续与三苗作斗争。鉴于三苗的强大，舜采取了大修武事、文教的两手策略，一方面是用战争的手段，如文献所载“舜伐三苗”、“杀三苗于三危”②，另一方面是积蓄力量、发展自己，推动中原文化的南渐，加强对三苗文化的影响渗透。即所谓“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日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舜修武事文教为伐三苗奠定了基础，待到其后继者禹时，随着华夏集团力量的进一步强大，两集团间终于发生一场大战，这就是《墨子·非攻下》所载的，“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于)市，夏冰(水)、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雷)电诱(谆)祗(振)，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溢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传说时代就生存技术的发展而言，相当于整个石器时代，不过它的晚期，即文明初曙的英雄时代已处于由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故又称铜石并用时代。距今5000多年前，我们祖 先已发现了铜，并用于制作小件铜器，稍后出现了金属冶铸，如铜刀。可见传说“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以及所谓“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等等，反映了真实历史的影子。当然还有“蚩尤作冶”,“以金作兵器”的传说，但是至今尚未发现英雄时代的青铜兵器，因此可以判定整个英雄时代的兵器基本上仍是石、骨、木制的。当时的防御设施主要是出现了设防的军事城堡，并获得不断的发展，反映在传说中则有“鲧筑城以卫君”之说，这种城是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及战争性质变化的重要标志，正如恩格斯那段著名论断所说的:“在新的设防城市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濠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在英雄时代，作战所使用的主要武器有斧钺、矛和弓矢。
斧是十分古老的砍伐工具。田野考古已发现距今6000~4000年间的木柄石斧实物、模型、图画近，还有大量已失去斧柄的石斧，从而可知这时的石斧一般厚重窄长，长10~15厘米，宽6厘米上下，柄长35 厘米上下。在距今四五千年间还出现了长柄大型石斧，如江苏吴县澄湖湖底出土了一件良渚文化木柄石斧,柄长约76厘米,前端柄径5~7厘米，石斧为梯形棒状，长约20厘米，宽约7厘米，厚约4厘米，类似长大的石斧比较少见。这时工具和武器开始分化，出现了扁薄宽刃的玉石钺，既作实战的兵器，又是军权的象征，其中有一部分制作十分精致的玉钺,已是完全作为权力象征的礼仪之器了，这类钺也是长柄的，通长在70~80厘米之间。
矛也是十分古老的狩猎工具，在旧石器时代已经出现，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不仅制作技术大大提高,而且数量和类型也很多。而通过考古发掘，今所见到英雄时代使用和制作的实物主要是石矛和骨矛，如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石矛是长叶形，刃锋双面对磨，有短铤，长14.5厘米。骨矛用兽肢骨制成，磨出锐利的刃尖，多10~15厘米长，一端穿孔，以便系缚。也有体长达20 厘米上下的。到了龙山文化时代，矛身断面呈三角形或菱形，更兼精磨形成长而锋利的前锋。
弓箭在中华大地出现，不晚于3万年前，传说庖牺氏时代“弦木为弓，剡木为矢”。在距今 二万八千多年前的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发现了加工精细、前锋锐利的石镞，证实了庖牺氏时代已有了弓矢的传说。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更为进步的复合弓。例如本世纪初，活动于外兴安岭的鄂伦春人制造的最原始的弓，弓体仅用弹性较大的落叶松或榆木一片，修整成形、缚上鱼膘或鹿筋的弓弦即成单体弓。而活动于鄂尔古纳河畔的鄂伦春人制作的弓体是用落叶松作表层、韧性大的黑桦木作里层，两层木胎之间夹垫鹿或猝的筋，再用细鳞鱼皮熬胶粘牢。这种复合弓较单体弓有更好的弹性，当它被坚韧的弦牵紧、再用力张弓时，弓身能最大限度改变形状而不致折断，从而把更大的能量储存进去，使射出的箭有更大的杀伤力和更远的射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镞的变化很大，在龙山文化以前，大量的镞是骨制的，因为加工磨制比较容易，最初主要是用三角形骨片磨出侧刃和前锋，形成扁平三角形镞，以后镞身演化成圆锥形，前端磨出锐利的尖锋，尾部逐渐分化出镞铤，这些变化都有利于减小飞行中的阻力，而增强弓箭的力度。进入龙山文化时代以后，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的需要，箭镞种类、形式很多，制作技术有很大进步，出现了一批通体磨制的石镞。这时最锋利的镞已从简单的圆锥形发展成有三个 刃棱、剖面呈三角形的镞锋，从而大大增加了杀伤力。在发明了弓箭的基础上,经长期实践我们祖先又发明了弩,最 早是简单的以木、骨、角制作的原始弩。

从民族学资料看，原始的甲胄是用藤木、皮革制成的。台湾兰屿的耶美人使用过原始的藤甲，以藤条、藤皮编成，用于护卫胸背，还有藤皮编成的头盔。傈僳族用过原始牛皮甲，是用整张生牛皮剪成一定形状缝合而成。由于这种整张牛皮甲穿用不便，以后才出现了按照身体部位的不同，将皮革裁制成大小不同的革片，联缀成甲的作法，而在更早可能是把整张兽皮披在身上。甲骨文中有“虎”，即现代汉字中的“蒙”，据考证，古代作战勇士“经常披虎皮之衣，用作伪装，以逞勇猛，乃 谓之蒙。”古代驱兽作战的传说，“乃是勇士作战蒙猛兽之皮，以为伪装”。关于蚩尤的传说,如牛首兽身,实际上是身披兽皮头戴牛角，这种将人伪装成猛兽冲锋陷阵的作法不仅见于上古，甚至到南北朝还有其孑遗，不仅见于中国，也流行于外国，如玛雅人就有类似习俗。总之，文献所载蚩尤之时已有了原始甲胄的传说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