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拿《本纪》，去和《实录》比，体量差距太大了。这样的比较对朱元璋反而不公正。《明太祖实录》里记载的内容会比《本纪》详细琐碎得多。
虽然阅读时直觉忽必烈本纪里出现饥的频率非常高，但也许因为明太祖实录体量更大，总字数更多，最后检索统计下来，“饥”字出现的总次数更多，也是说不定的。
比较的结果究竟如何，我确实也不知道。
先动手再说吧。
把txt版的两者都各自复制到word文档里，两个都是标点版。
忽必烈本纪，15万3千多字。明太祖实录，116万四千多字
后者是前者的7.6倍，体量远超。
再分别检索“饥”字，忽必烈本纪得232个结果，明太祖实录得133个结果，前者是后者的1.74倍。
有点出乎我意料。
我本来觉得只要是相差不多，就可说明一些问题。毕竟明太祖实录字数多得多，收录事件更多，想不到饥字出现的次数少了将近一半。
和“饥”意思相近的还有“乏食“，也分别检索一下，忽必烈本纪有20个结果，而明太祖实录有12个结果，后者也只是前者的60%。
有人会说忽必烈在位多出五年，时间跨度更长，这比较不公平。那么好，尽量用相同时间尺度比较。
忽必烈本纪，把中统年号以及更前面的纪录都拿走，截取至元元年正月到至元三十一年五月，，字数为13万5千多字，检索饥字，222个结果。
明太祖实录的时间段截取在洪武元年正月到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死），字数为101万1千多，检索饥字共119个结果。
时长几乎一样了，实录字数7.5倍，结果，忽必烈本纪中饥字是朱元璋时期1.86倍。差距反而有所扩大。
南宋杭州朝廷是在1276年（至元十三年）灭亡。到（1279年）至元十六年，崖山海战结束，元完全吞并南宋。
不妨就再截取十六年到三十一年这个时间段来比较。
这是双方统治都更稳定，治国措施更落实的时期，。结果更能说明问题。
忽必烈本纪，至元十六年到三十一年这个时间段，字数8万3千多字，“饥”字出现178次。
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六年到洪武三十一年这个时间段，字数41万2千字，“饥”字出现61次。
忽必烈时期是朱元璋时期的2.91倍，接近三倍了。
至此，三个时间段的比较结果出来。
全部时间的比较，133：232，明太祖实录中出现“饥”的次数是忽必烈本纪的57%
洪武元年到三十一年，对至元元年到三十一年，是119：222，前者是后者的53%
洪武十六年到三十一年，对至元十六年到三十一年，是61：178，前者只有后者34%，
再看自身比较，洪武后半程出现饥，占整个太祖实录的46%，而忽必烈时期后半段出现饥，占据整个忽必烈本纪的76%多。
也就是随着朱元璋治国时间的加长，饥的出现次数降低，而随着忽必烈治理时间的增长，饥出现增多，双方的差距越随着时间推移就越大。
太祖实录记述远比忽必烈本纪详尽得多，洪武十六年到洪武三十一年，实录里出现的61个饥，不少是回忆性质。

比如这条：
“开封府钧州民张宗鲁，四岁失明，二十遭乱，负母路氏逃难。其妻扶掖以行，岁饥，宗鲁卖卜以为养。日给不足，则妻采野菜以继之，天下既定……”
这是回忆元朝时期的情况。
一条是说劫掠边地的西番部族，“牛马饥瘦”
一条是说旌表孟县孝子李德，“元末避兵新安时，兵饥掠人以食”（新安在河南，这里的吃人的兵应是元兵）
一条是洪武十八年，徐达生病死掉，记述徐达生平提到攻庐州时城中敌兵饥困。
一条是侍臣劝朱元璋不要太劳累，朱元璋说“上曰吾岂好劳而恶安，向者天下未宁，吾饥不暇食，倦不暇寝。”
一条是朱元璋说上古圣人时期（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
一条是朱元璋说“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
一条是朱元璋教导即将做官的国子监生，“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饥寒不得其所者”，如果“饥寒者无由获济”，那就是失职。这一条两个饥。
一条是汤和回乡，朱元璋给他的敕谕里回忆汤和过去带兵打仗，“饥不期食，渴不时饮”。
一条是朱元璋让官员要做好储蓄工作，“岁或不登，民无饥色，以储蓄有素故”
一条是命天下种桑种枣时“上谓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饱即忘饥”
一条是上元县典史隋吉上书朱元璋，建议乡村农民结成互助社，这样有人生病，其他人也可以帮助他家干农活，“请命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急之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百姓亲睦而风俗厚矣。”
一条是朱元璋给朱棣的敕书里说兵法：“兵法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尔其察之”

扣除以上14条，那从洪武十六年到洪武三十一年和某地因灾而饥相关的只有47条。
剩下47条里，还不乏重复，比如某地出现灾情，官员上报，朱元璋批复，一次饥情，重复出现，有的甚至重复三四次。
比如这条：“○丙戌复遣安庆侯仇成赈山东饥，先是青州府饥，朝廷既遣官赈之，而东昌府东平诸州县旱饥，亦如青州。”这青州因为旱灾而饥，实录里前面就提了两次，这里又提一次。
还有如孝感县民饥，上报请求赈济，朱元璋对户部官员发表一段讲话，要求地方遇到饥荒，先发粮食赈济，然后再报告：“朕尝捐内帑之资，付天下耆民籴粟以储之，正欲备荒歉，以济饥民也。若岁荒民饥，必候奏请，道途往返远者动经数月，则民之饥死者多矣。尔户部即谕天下有司：自令凡遇岁饥，则先发仓廪以贷民，然后奏闻。著为令。”
光是这一段讲话里就出现四个饥字，但也都计算进去了。
而元世祖本纪里出现饥，大多就是某地民饥。我们不妨抽取至元二十九年开始的前十条饥的记录作为样本

（二月）
“戊戌，清州饥”
“己酉，兴州之兴安、宜兴两县饥”
“壬子，桓州至赤城站户告饥”
“乙丑，给辉州、龙山、里州、和中等县饥民粮一月”
己巳，太阴犯毕。发通州、河西务粟，赈东安、固安、蓟州、宝坻县饥民
:”（戊寅）赈德州、齐河、清平、泰安州饥民”
壬辰，山东廉访司申：“棣州境内春旱且霜，夏复霖涝，饥民啖藜藿木叶，
（三月）
丙午，中书省臣言：“京畿荐饥，宜免今岁田租。
戊申，以威宁、昌等州民饥，给钞二千锭赈之
隆兴府路饥，给钞二千锭，复发粟以赈之
这种大多是直截了当纪录某地饥，或多地合并一处说饥，赈济之类，比明太祖实录简略。
考虑明太祖实录更详尽，而且元史里纪录饥大多是为表彰元廷头目放粮赈济，忽必烈时期真正民饥的频率可能是朱元璋的六倍以上，甚至可能更高。
忽必烈时期，不仅饥出现的次数高，在其他朝代经济发达的京畿地区，和粮食最高产，商业发达的江浙地区也经常陷入饥饿中，需要官府赈济。

至元十八年二月，“浙东饥”
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大都饥，发官米低其价粜贫民。”
至元二十五年正月：杭、苏二州连岁大水，赈其尤贫者。”
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尚书省臣言 ：“近以江淮饥，命行省赈之，吏与富民因结为奸，多不及于贫者。今杭、苏、湖、秀四州复大水，民鬻妻女易食”
同年十月”桑哥请明年海道漕运江南米须及百万石。”(一边是江南最发达地区大水，卖妻女换食，另一边海道漕运要增加到百万石)
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通州河西务饥，民有鬻子、去之他州者
至元二十六年十一月：戊申，敕尚书省发仓赈大都饥民。
至元二十七年二月，“浙东诸郡饥，给粮九十日”
至元二十八年三月，“杭州、平江等五路饥”，“溧阳、太平、徽州、广德、镇江五路亦饥”
至元二十八年五月辛亥，“太原及杭州饥。”
至元二十八年七月：乙巳，大都饥，出米二十五万四千八百石赈之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丙午，中书省臣言 ：“京畿荐饥，宜免今岁田租
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太平、宁国、平江、饶、常、湖六路民艰食”。
至元三十年九月“壬寅，敕减米直，粜京师饥民，”
平江就是明代的苏州府，本是经济最富庶地区，

杭州、平江、湖州等地，基本就是江南经济最发达，商业网络最发达，粮食也最高产的地区。这些地方在忽必烈统治下也能连年陷入饥荒状态，那是大部分粮食和民财都被搜刮到官府和蒙元大小头目手里的结果。
或许有人说这些地方发生饥荒应该是发生水灾之类。
可问题是江南就算一部分地区发生水灾，如果民间储蓄宽裕，商业发达，其他地区的粮食也能很快调运过来，仍旧不至于发生饥荒。
类似明太祖实录也记载有苏州、杭州等地遭遇大水、海潮损失，官府对百姓损失给予免租和赈济，也并没因此出现民饥的情况。
忽必烈时期这种江南地区连片民饥，应是该地区百姓平时被蒙元官府抢劫剥削得穷困潦倒所致。
这种残酷的经济剥削，即便在竭力给蒙元头子涂脂抹粉的忽必烈本纪里，也是有所披露。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庚辰，月兒鲁等言 ：“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党比桑哥，恣为不法，楮币、铨选、盐课、酒税，无不更张变乱之。衔命江南理算者，皆严急输期，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维杨、钱塘，受害最惨，无故而陨其生五百余人。”

所谓陨其生五百余人，只怕这个数字乘以一千倍都不止。
蒙元对江南的经济剥削太残酷，导致不仅江南连年陷于饥荒，而且民变四起，遍地狼烟。
忽必烈时期的江南已经到处都是起义反抗。
这是忽必烈本纪的一些记载
比如至元二十年五月乙卯，御史中丞崔彧言 ：“江南盗贼相继而起，皆缘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应办军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产所无，凡给物价及民者必以实。召募水手，当从所欲。伺民之气稍苏，我之力粗备，三二年复东征未晚 。”
忽必烈对此的态度是“不从”。
蒙元奴才是不敢夸张的，连奴才都要说江南民不聊生，真实情况只会更惨。
“至元二十二年二月戊辰，车驾幸上都。帝问省臣 ：“行御史台何故罢之？”安童曰 ：“江南盗贼屡起，行御史台镇遏居多，臣以为不可罢……”

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
己酉，诏议弭盗。桑哥、玉速帖木兒言：“江南归附十年，盗贼迄今未靖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责州县之吏，其不能者黜之 。”
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广东贼董贤举等七人皆称大老，聚众反，剽掠吉、赣、瑞、抚、龙兴、南安、韶、雄、汀诸郡，连岁击之不能平
至元二十五年七月
“南安、瑞、赣三路连岁盗起，民多失业”
至元二十六年二月，玉吕鲁奏“江南盗贼凡四百余处，宜选将讨之”
“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台州贼杨镇龙聚众宁海，僭称大兴国，寇东阳、义乌，浙东大震”
至元二十六年四月“戊午，禁江南民挟弓矢”
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广东贼钟明亮复反，以众万人寇梅州，江罗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韶、雄诸贼二十余处皆举兵应之，声势张甚。
同年同月“婺州贼叶万五以众万人寇武义县，杀千户一人，江淮省平章不邻吉带将兵讨之”
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
绍兴·路总管府判官白絜矩言 ：“宋赵氏族人散居江南，百姓敬之不衰，久而非便，宜悉徙京师 。”
至元二十七年三月：
“甲子，杨震龙余众剽浙东，总兵官讨贼者，多俘掠良民”
至元二十七年四月
江淮行省言 ：“近朝廷遣白絜矩来，与沙不丁议，令发兼并户偕宋宗族赴京，人心必致动摇，江南之民方患增课、料民、括马之苦，宜俟它日行之 。”
至元二十七年五月
江西行省言 ：“吉、赣、湖南、广东、福建以禁弓矢，贼益发，乞依内郡例，许尉兵持弓矢
至元二十七年六月
庚子，从江西省请，发各省戍兵讨贼
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 “江淮行省平章不怜吉带言 ：“福建盗贼已平，惟浙东一道，地极边恶，贼所巢穴。……初用土兵，后皆与贼通，今以高邮、泰两万户汉军易地而戍。”
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甲子，御史台言 ：“江南盗起，讨贼官利其剽掠，复以生口充赠遗，
请给还其家 。”

至元二十七年十二月：处州青田贼刘甲乙等集众万余人寇温州平阳。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庚子，江西行省左丞高兴言 ：“江西、福建汀、漳诸处连年盗起，百姓入山以避”
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
左江总管黄坚言 ：“其管内黄胜许聚众二万据忠州，乞调军万人、土兵三千人，命刘国杰讨之。臣愿调军民万人以从 。
至元二十九年九月
九月己未朔，治书侍御史裴居安言 ：“月的迷失遇盗起不即加兵，盗去乃延诛平民 。”
至元三十年二月
江西行院官月的迷失言 ：“江南豪右多庇匿盗贼，宜诛为首者，余徙内县 。”从之。申严江南兵器之禁。
某些人曾经拿着放大镜去搜索明太祖实录里所谓的人民起义，据说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八年，被出搜罗了一百次以上，然后欣喜若狂，如获至宝地断言道“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爆发了这么多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云云。
他们这所谓的一百次大抵是把元末战乱遗留的各种土匪山寇，还有蛮族土司的劫掠杀人，野心者为自己贪欲的冒险都算进去了。当然也确实有属于官吏军人不法导致的民变，朱元璋惩办这些官员军人后，民变很快就平息。
这统计是洪武元年到洪武十八年，不妨再放宽一点。拉长到洪武三十一年，就算再翻一倍，那就是两百起。
然而，按蒙元头目和奴才的自供，蒙元在一年内，同一个时间段里“江南盗贼凡四百余处”.
这所谓盗贼当然就是江南反抗蒙元经济剥削的人民起义。

一年内的起义数量就是洪武元年到十八年总和的四倍。忽必烈整个统治时期，人民起义数量，保守低估应该超过五千以上
则他们一惊一乍所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纯属无知的梦呓了。
回到正题、光是以上本纪中所记载的忽必烈时期江南饥荒不断，人民被逼得冒死反抗不断的情形来看。对照《元史.食货志》中的吹嘘
“世祖立法，一本于宽”，
“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
“其爱民之仁，于此亦可见矣”
不是极为讽刺么？
原来所谓的忽必烈轻徭薄赋，家给人足导致的结果就是江南人卖妻卖女，遍地“盗贼”。
元末文人还能把忽必烈时期吹嘘成太平盛世，现代某些文人还能吹嘘蒙元吞并江南后“一切未征”，给人民留下了美好记忆，以至这种集体记忆传承到了现代，都让人念念不忘，回想忽必烈时代那个轻徭薄赋，宽仁自由的王道乐土。
只能说集体记忆真是太容易虚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