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任安、田仁给太子方便的做法，就把他们定为刘据阵营的人，难免有一些武断。
更何况，即使他们确实是刘据的人，能由此推出司马迁也向着刘据吗？那么，我拿李陵来举例，《汉书》记载“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霍光属于卫氏家族，上官桀是从李广利出征的功臣干将，那么李陵到底算卫家还是李家这一派呢？
其次，刘据是一个值得司马迁站队的仁厚储君吗？《资治通鉴》将刘据塑造成一个不类父皇，父子政/见分歧被嫌弃的悲情角色，但是从汉朝的正史，其实并不能找到对应证据，甚至连太子为人和思想究竟如何，史书的记载也是比较模糊的。司马光对于刘据的记载史料上疑问是比较大的，难以令人信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一番辛德勇等学者的论述。
刘据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有着怎样的政治/主张，历史上依旧存在很多疑问。而且《史记》对刘据的记载极少，更是对他的为人没有任何描述和评价，至少从现有史料根本没法推出任何“司马迁支持卫太子”的迹象。
而且即使刘据确实宽仁，太史公就一定会去站他吗？是李陵事件的教训不算深，还是私撰“谤史”还觉得不够刺激？
更加直白现实一点来说，司马迁当时已经是皇帝身边的中书令，选择站队卫太子，不管队友到底靠不靠谱，值不值得支持，首先刘彻这一关他就可能过不去。
武帝朝的中书令，虽然还没有后来石显那么大的权力，但已经被世人视作“尊宠任职”，位卑而权重，因为这一职务主掌御前文书，负责处理臣子的章奏，以及帝王诏令的书写和传达。这一职务较之尚书令与君主距离更近，因为中书令本来就是武帝为了方便在后宫处理文书而设置的职务：
“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汉书·佞幸传》）
宣帝之前尚书令有筛选奏章的权力，“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日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善之。”（《汉书·魏相传》）但是尚书令无权伸手直送后宫的文书，因为他们不方便出入后宫。所以有了之后宣帝和霍氏争权，“其言绝痛，（霍）山屏不奏其书。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益不信人”的场面。
这一条或许也在暗示我们，依照以往惯例，收取密奏性质的“封事”是属于中书令的职权范围。
“中书谒者令宣持单于使者语，视诸将军、中朝二千石。”（《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将军和中朝二千石是汉室议政的核心成员，而他们也是在中书令外宣之后，得以看到单于使者给皇帝的书信的。
也就是说，中书令能够比外臣更早知道一些事情，也和皇帝共享某些机密内容。虽然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不一定都是良善之辈，但是作为皇帝的一手传话人，“精专无外党”自然也该是人主考虑的重要条件吧。刘彻晚年虽然做了不少昏事，但是应该还没有糊涂到闭眼选人，大方卖自己隐私的地步。
此外，即使刘据确实有一些吸引人的特质和主张，但这是否意味着太史公愿意“弃暗投明”朝向他呢？
太史公是浪漫的，但他的思想并没有那么简单。虽然他在《史记》中对刘彻的理政举措有一堆明里暗里的嫌弃，但细读文本，其实能够发现他还是有“虽然老子看不惯但是也觉得对”的一些表示，他对武帝的一些做法，即使是其中比较暴力的做法，也没有全盘予以否定，反倒是表示了一分理解。他和刘彻的思想与风格，其实并不如刻板印象中那么对立，读一读《酷吏列传》赞语部分就知道了。
仔细阅读《史记》，不难发现，太史公本身是一个既情感又不乏理性的人，并非一味地意气用事偏执一端，虽然他对刘彻的做法有很多失望的地方，但无论是从历史评价还是现实利害的角度，他都还没有到与武帝彻底决裂的地步。
另外，《史记》的记载断限止步于太初，太初以后的记载零散不成系统，而且书写者究竟是谁也很成疑问。司马迁之所以选择这个断限，原因可能是他对太初以后的时局更加失望透顶，或者是他之后已不在太史职务，寻找史料没那么方便，个人精力和时间不够等等。
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因为触及到某些更敏感的话题，他最终选择对太初以后的那一段历史讳言了。
司马迁出任中书令后，其实应该更加了解汉室朝廷内部的纷争和秘密才是，但他最终对这一切选择了沉默，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书写记录。
从现实角度来看我们也能理解他的无奈和取舍，但他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缺位”，无疑还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因为班固的记载也没能还原太初以后的完整历史面貌。
即使是以太史公之傲气和胆量，他也有着现实的考虑，而且他在李陵之祸后本就认为“身毁不用”，对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情感转投到著述上去了，他对手头上现成的职务尚且厌烦，更何况去搞什么参/政游戏呢。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其实有一个更加的危险的地方，倒不在于言语上的冒犯，而是他这么做，很容易被联想为替李陵背后的卫氏家族做说客，为党/派声援，踩敌对的贰师将军派/系一脚。
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很难说刘彻就没有过这样的猜测。因为，在司马迁的罪状中，“欲沮贰师”确实是重要的一条，而且《报任安书》所陈述的是“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陵游说”，“而”这个关联词很有意味，言下之意是沮贰师成了更大的罪过，“为陵游说”反倒被刘彻认为是服务于这个意图的手段，排在了前者之后。
但他最后是在武帝身边任中书令，以刘彻先前的暴怒程度，以及李陵降叛后司马迁所身陷的舆论处境，这样的处理方式，倒是更显得皇帝对他的信任之非同寻常。
刘彻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甚至重用司马迁？个人推测，原因之一可能是刘彻也知道司马迁本无派系归属，不过是一个对他和他的臣子有一点意见的读书人罢了，皇帝的怒点主要在于认为他又在攻击李广利，但还没升级到杀鸡儆猴惩戒政治反对/派的地步；
另一个原因就是刘彻确实对司马迁因此有过怀疑，但是经过事后调查排除了他是卫氏党人的可能性。
或许，从司马迁入狱后左右亲信不为一言，孤立无援的处境，皇帝对他的背景心里大致也有了数，虽然这种境况在当时对史公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不幸，但从另一面来说，这冥冥之中又挽救了他，给了他一线生机。

@zacaoqiuhu 《报任安书》曾说过“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这样的话，细思起来，如果司马迁的“以求亲媚于主上”，并没有得到过人主的回应，只是他单方面的“自我感动”的话，那他后面又何必感慨“大谬不然”呢？后面还有一句“明主不晓”，似是对刘彻的翻脸无情、误解自己感到非常意外。如果皇帝都没留意过他，和他甚至都不熟，他的这种沮丧失望的情绪就有些奇怪了。
有可能，之前他的努力皇帝都是看在眼里的，刘彻也表现过对他的欣赏，称赞过他，两人关系或许一度还非常好，以至于司马迁产生了一种“君臣知心”的错觉，以为皇帝不会那么轻易去怀疑他，像对待其他那些狡猾的官员那样，更没想到对方会骤然将自己下狱，然而事实证明，他的这一想法，大错特错。

@zacaoqiuhu 关于尚书令和中书令的具体分工和工作流程，汉朝正史没有给出专门交代。但能够确定的是，这两个官职是各有一套机构和属官体系的，并且从汉代史书记载来看，两署长官时常并置，并非如后世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有其一就不必用另一官，二者能够互相取代。处理一国之章奏，以及王命外宣本就事务繁杂，再加上中书令和尚书令各自的生理特性和权力依附方向，如果二官值守互相兼领，只保留其中一个机构在跑，具体投入实操恐怕会遇到很多麻烦，而且汉朝正史也没有对应的官制记载来支持此说。即使是以石显的跋扈，仍有尚书令五鹿充宗在，而且需要和他互相勾结援助。从汉武帝晚年保留张安世为尚书令的做法来看，他也是实施二官并用的。

@zacaoqiuhu 中书令虽然是宦官，但活动范围并不见得局限于内廷，也可能会接到外出宫省的任务，武帝时有苏文、郭穰等内臣外出传令的记载，还有那个去李广那里报道的监军中贵人。宣帝时中书令石显“尝使至诸官有所征发，显先自白，恐后漏尽宫门闭，请使诏吏开门”。换而言之，中书令是可以出宫与去协调和监督外署的一些事务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书令就能取代尚书令，毕竟中书令是中官，其“贵”就贵在离皇帝更近，除了处理奏章，还负责对外宣谕皇帝的旨意，需要时常照应人主，并且工作会涉及到一些皇家隐私，密奏报闻，是最先知道人主想法的那一小批人。如果拿中书当尚书来使唤，和外臣的距离恐怕就要拉近了，这也是人主不乐意见到的，而且独领尚书事，兼顾内外，中书令自己恐怕也是分身乏术，精力上难以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