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觉得司马迁和刘据阵营没什么关系，他就是和任安关系比较好而已

我不觉得刘彻刘据在发生巫蛊之祸后就能和平和解，都已经是父子兵戎相见了，可能是一部手机就能解决的吗？

诚如楼主所言，没有证据能证明司马是刘据一党。太史令非重臣或宠臣，刘据拉拢他没有任何意义。当然，他对储君也会很尊重。后期中书令虽为武帝身边的要职，但是那会的司马对政治已经完全心灰意冷，他不贪恋权位就没搞投机的必要。
不过，他的好友任安田仁好像跟刘据交情匪浅。是否有所请托就不知道了。比方说，“推贤进士”里面提到的那些贤士很有可能都是刘据的人。

因此，从任安、田仁给太子方便的做法，就把他们定为刘据阵营的人，难免有一些武断。
更何况，即使他们确实是刘据的人，能由此推出司马迁也向着刘据吗？那么，我拿李陵来举例，《汉书》记载“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霍光属于卫氏家族，上官桀是从李广利出征的功臣干将，那么李陵到底算卫家还是李家这一派呢？
其次，刘据是一个值得司马迁站队的仁厚储君吗？《资治通鉴》将刘据塑造成一个不类父皇，父子政/见分歧被嫌弃的悲情角色，但是从汉朝的正史，其实并不能找到对应证据，甚至连太子为人和思想究竟如何，史书的记载也是比较模糊的。司马光对于刘据的记载史料上疑问是比较大的，难以令人信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一番辛德勇等学者的论述。
刘据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有着怎样的政治/主张，历史上依旧存在很多疑问。而且《史记》对刘据的记载极少，更是对他的为人没有任何描述和评价，至少从现有史料根本没法推出任何“司马迁支持卫太子”的迹象。
而且即使刘据确实宽仁，太史公就一定会去站他吗？是李陵事件的教训不算深，还是私撰“谤史”还觉得不够刺激？
更加直白现实一点来说，司马迁当时已经是皇帝身边的中书令，选择站队卫太子，不管队友到底靠不靠谱，值不值得支持，首先刘彻这一关他就可能过不去。
武帝朝的中书令，虽然还没有后来石显那么大的权力，但已经被世人视作“尊宠任职”，位卑而权重，因为这一职务主掌御前文书，负责处理臣子的章奏，以及帝王诏令的书写和传达。这一职务较之尚书令与君主距离更近，因为中书令本来就是武帝为了方便在后宫处理文书而设置的职务：
“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汉书·佞幸传》）
宣帝之前尚书令有筛选奏章的权力，“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日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善之。”（《汉书·魏相传》）但是尚书令无权伸手直送后宫的文书，因为他们不方便出入后宫。所以有了之后宣帝和霍氏争权，“其言绝痛，（霍）山屏不奏其书。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益不信人”的场面。
这一条或许也在暗示我们，依照以往惯例，收取密奏性质的“封事”是属于中书令的职权范围。
“中书谒者令宣持单于使者语，视诸将军、中朝二千石。”（《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将军和中朝二千石是汉室议政的核心成员，而他们也是在中书令外宣之后，得以看到单于使者给皇帝的书信的。
也就是说，中书令能够比外臣更早知道一些事情，也和皇帝共享某些机密内容。虽然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不一定都是良善之辈，但是作为皇帝的一手传话人，“精专无外党”自然也该是人主考虑的重要条件吧。刘彻晚年虽然做了不少昏事，但是应该还没有糊涂到闭眼选人，大方卖自己隐私的地步。
此外，即使刘据确实有一些吸引人的特质和主张，但这是否意味着太史公愿意“弃暗投明”朝向他呢？
太史公是浪漫的，但他的思想并没有那么简单。虽然他在《史记》中对刘彻的理政举措有一堆明里暗里的嫌弃，但细读文本，其实能够发现他还是有“虽然老子看不惯但是也觉得对”的一些表示，他对武帝的一些做法，即使是其中比较暴力的做法，也没有全盘予以否定，反倒是表示了一分理解。他和刘彻的思想与风格，其实并不如刻板印象中那么对立，读一读《酷吏列传》赞语部分就知道了。
仔细阅读《史记》，不难发现，太史公本身是一个既情感又不乏理性的人，并非一味地意气用事偏执一端，虽然他对刘彻的做法有很多失望的地方，但无论是从历史评价还是现实利害的角度，他都还没有到与武帝彻底决裂的地步。
另外，《史记》的记载断限止步于太初，太初以后的记载零散不成系统，而且书写者究竟是谁也很成疑问。司马迁之所以选择这个断限，原因可能是他对太初以后的时局更加失望透顶，或者是他之后已不在太史职务，寻找史料没那么方便，个人精力和时间不够等等。
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因为触及到某些更敏感的话题，他最终选择对太初以后的那一段历史讳言了。
司马迁出任中书令后，其实应该更加了解汉室朝廷内部的纷争和秘密才是，但他最终对这一切选择了沉默，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书写记录。
从现实角度来看我们也能理解他的无奈和取舍，但他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缺位”，无疑还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因为班固的记载也没能还原太初以后的完整历史面貌。
即使是以太史公之傲气和胆量，他也有着现实的考虑，而且他在李陵之祸后本就认为“身毁不用”，对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情感转投到著述上去了，他对手头上现成的职务尚且厌烦，更何况去搞什么参/政游戏呢。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其实有一个更加的危险的地方，倒不在于言语上的冒犯，而是他这么做，很容易被联想为替李陵背后的卫氏家族做说客，为党/派声援，踩敌对的贰师将军派/系一脚。
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很难说刘彻就没有过这样的猜测。因为，在司马迁的罪状中，“欲沮贰师”确实是重要的一条，而且《报任安书》所陈述的是“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陵游说”，“而”这个关联词很有意味，言下之意是沮贰师成了更大的罪过，“为陵游说”反倒被刘彻认为是服务于这个意图的手段，排在了前者之后。
但他最后是在武帝身边任中书令，以刘彻先前的暴怒程度，以及李陵降叛后司马迁所身陷的舆论处境，这样的处理方式，倒是更显得皇帝对他的信任之非同寻常。
刘彻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甚至重用司马迁？个人推测，原因之一可能是刘彻也知道司马迁本无派系归属，不过是一个对他和他的臣子有一点意见的读书人罢了，皇帝的怒点主要在于认为他又在攻击李广利，但还没升级到杀鸡儆猴惩戒政治反对/派的地步；
另一个原因就是刘彻确实对司马迁因此有过怀疑，但是经过事后调查排除了他是卫氏党人的可能性。
或许，从司马迁入狱后左右亲信不为一言，孤立无援的处境，皇帝对他的背景心里大致也有了数，虽然这种境况在当时对史公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不幸，但从另一面来说，这冥冥之中又挽救了他，给了他一线生机。

@zacaoqiuhu 《报任安书》曾说过“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这样的话，细思起来，如果司马迁的“以求亲媚于主上”，并没有得到过人主的回应，只是他单方面的“自我感动”的话，那他后面又何必感慨“大谬不然”呢？后面还有一句“明主不晓”，似是对刘彻的翻脸无情、误解自己感到非常意外。如果皇帝都没留意过他，和他甚至都不熟，他的这种沮丧失望的情绪就有些奇怪了。
有可能，之前他的努力皇帝都是看在眼里的，刘彻也表现过对他的欣赏，称赞过他，两人关系或许一度还非常好，以至于司马迁产生了一种“君臣知心”的错觉，以为皇帝不会那么轻易去怀疑他，像对待其他那些狡猾的官员那样，更没想到对方会骤然将自己下狱，然而事实证明，他的这一想法，大错特错。

@秋月照长城 司马说的“以求亲媚于主上”这段主要还是强调自己在李陵一案中的冤枉。他本本分分做事，不拉帮结派，跟李陵更是八竿子打不着，根本没想到因为说几句公道话会被老板重罚。
但是话也说回来，司马这种“以求亲媚于主上”的做法委实不可取。现在人都知道，领导怎么可能提拔光会干活的老实人。尽管为了让下属继续奉献，他们该表扬的会表扬，年底说不定还会给个先进，但是提拔就别想了。估计司马是把老板面上的热络当成对他的亲厚了。
刘老板知道他能干事，但是他不是老板喜欢的那类。至于后面提拔他作中书令，里面有惜才的成分，有中书令岗位特殊的职业要求，综合评判他是最合适的那一个。而且某些专断的领导不是以驯服烈马为傲么。

@秋月照长城 任安田仁是不是刘据的人，没有史料证据的情况下真不好说。但是刘据从田仁负责的城门逃走，给任安符节，难道都是巧合吗？在危难之际，人都会选择自己信赖的对象。
一旦有党争，站队一方固然要受另一方的攻击，但不站队就要受两方的攻击。他们可能不太看好刘据，但估计更加看不上李广利一派的作为。司马也许不在乎是不是继续给他做中书令，但他们还有职业前途要谋划。

@秋月照长城 任安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推贤进士”的请求的，现在已无法得知了。但是，不同的语境这个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也许任安写的只是普通的聊天信，他有感于司马的遭遇，还有朝廷“万马齐喑”的局面，希望司马能借助皇帝的重新，多为朝廷引进一些能干事的清流。也有可能真是有所请托，那封信后面写了谁，谁马上要入京述职了，他们人品能力很不错，请你留意。巴拉巴拉。任安可能想的是，司马都不需要专门为他们评功摆好，只要老板跟他谈及的时候不经意说两句，可能比下面人极力推荐效果要好得多。

@秋月照长城 汉代人才选拔跟现在不同，上层人家有自己的关系网，下层就只有走干谒的路子（任安自己也做过）。他们请任安帮忙的同时说不定还会找其他人帮忙，为了混圈四处抱大腿，最后不知道背后都站了什么人。司马贸然去帮忙，很可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老板怀疑他拉帮结派，反而影响了这些人的前途；也有可能这件事本来就是一个局，有人想利用司马跟任安的善意来达成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也许司马是看破不说破，不想伤了朋友的心罢了。

@秋月照长城 当然我也赞成楼主说的，他不是刘据的支持者。太史令非重臣要职，人家不会拉拢他，谁接班跟他也没太大关系；中书令是老板圈子里的人，怎么能随便站队别人呢。更何况当时他的身家性命全在刘老板手上，根本不可能去干违背老板心思的事情。而且大部分人站队都是为了自己权位，但这并不是当时司马看重的东西。如果不要他当中书令，说不定他更开心。
还有就是楼主说的李陵事件了。估计他是看不上李广利的，更何况双方因为李陵的事又结了梁子。刘据那边，他出事时刘据那边都见死不救，就算前面还有给未来老板一个好印象的想法，现在也不会有了。

@秋月照长城 李陵是不是刘据那边的人还真不好说——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能证明这一点。但是他们确实也有合作的可能。李陵跟刘据也算姻亲关系（李陵的表妹是刘据的宠妾），李陵想振兴李家需要卫氏在军中给他提供平台，而卫氏在家族人才凋零之际也需要把这样的猛将纳入麾下。如果双方合作，也算双赢。
刘据一派廷辩时候是不可能公然挺李陵的。这不是李陵人缘好坏的问题，而是趋利避害的本能。刘老板派李广利出征本就是为了削弱卫家军中的实力，如果刘据一派公然站出来为李陵说话，在老板看来就是借力打力——抬高李陵，诋毁李广利，质疑他的政策，最后说不定会给他们扣上司马一样的罪名。他们越是争辩，老板越是想维护李广利。如果他们也要求严惩，按照老板多疑的个性，反而会在这件事上慎重。再不济老板真的严惩李陵了，账也只会被记在李广利头上，此后李广利再想掌控军队就难上加难。
但明面上不做，不代表暗地里不行。尤其是帮助李陵变相也可以恶心李广利的前提下。说不定刘据的人暗中去做那些立场相对中立大臣的工作，请他们帮忙说公道话。后面刘老板过了很久，突然醒悟自己在李陵这件事上做得不对，想要派人去救李陵，想来也不可能是突然灵光乍现，里面说不定也有这些人的功劳。反观这些大臣也未必就是良心全无，只是不想作无谓的冒险罢了。

@秋月照长城 其实，和楼主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起很早以前看《大明王朝1566》里面的一个片段。嘉靖帝临终前给隆庆帝一份用人名单，隆庆帝问他怎样判断名单里面的人忠与不忠？当时嘉靖说，忠与不忠由不得他们。
我想，这可能也是当时任安田仁面对党争时候复杂的心态吧。司马是刘彻圈子里面的人，他可以不用选，而任安田仁却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将来。刘据未必好，可是如果刘髆上位，让李广利这种人把持朝政更加不好。即便他们没有站队，也不代表私下没有权衡。
而且他们确实也和卫氏的关系更紧密一下。从公孙敬声能在北军贪污那么多钱来看，北军一直是卫氏在掌控。任安刚被老板看上就被派去了北军，没多久调任益州刺史，之后再调回北军，这样的升迁路径难道仅仅巧合吗？他是卫青推荐给老板的，之前在卫青门客跑路时依旧对卫青忠心耿耿，估计给刘据一派的印象也不错，受了那边不少照拂，所以刘据出事后才会找他帮忙。
不管他们怎么想，其实他们已经深陷其中了。而且有的时候形势比人强。

@秋月照长城 我也是昨天突然有了这么个猜想。只是消息一发出去就被删除，就没细说。
田仁任安会不会是卫家想安插到老板身边的人？至于那不情愿的推荐，本来也就是演给老板看的。
公孙敖本不善作战，但是卫青却一再而三给他机会，想来是为了偿还公孙敖早年的救命之恩。由此可见，卫青对自己人还是很厚道的。田、任二人在他那一直混得不好，当时的状况是只要投靠霍去病就给更好的待遇，但两人坚决不跳槽。冷庙烧热香，我想卫青不可能一点触动没有。
刘老板是叫卫青给他举荐郎官，但细想这件事多有蹊跷。首先，郎官在老板身边任职，他既然冷落卫青，为何要把他的人放自己身边？其次，赵禹插手这件事是偶然吗？论身份地位，老板不可能让赵禹来把关大将军要推荐的人。要说那是因为赵禹是个热心人，碰巧遇上了所以给张罗的，那就更不可能的。赵禹原本就是酷吏，“为人廉倨。为吏以来，舍无食客。”这样的大臣一般不会主动跟权贵往来，怎就碰巧去拜访卫青了？他自己都不养门客，又何必操心卫青要推荐谁给老板？因为他上心了，原本卫青打算随便推荐两人的，后来却变成大将军府一场大规模的海选。也就是通过这场海选，大家都知道了，卫青瞧不上田仁跟任安，勉强被推荐的田仁任安不是卫青的人。
虽说事情总有巧合，但是太过巧合就只能说明人为了。只是，他是单纯想帮任安田仁多争取一些，还是就是想往老板身边放自己人？

@秋月照长城 我感觉老板其实也不相信田仁跟任安。前面说过，郎官都是在老板身边任职的，即使外调，前期也会经过老板亲自考察，然后再决定派到哪去。田仁任安都是以郎官招录的名义招进来的，结果一上任全都被派去的外地，根本不让他们在老板近前待着。再看任安的升迁路径。他刚入职就去了北军，之后调去做益州刺史，然后又调回北军。这样的升迁路径绝对不是培养军队将领，更像是培养北军的监军。田仁情况也差不多。丞相长史到京辅都尉再到丞相司直，他的官职都带有监察性质，而且也总是围着卫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