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人心惟恶的时代 谁知绍兴刘蕺山的寂寞?
凤凰网国学
06-02 18:44

一、蕺山与刘宗周
绍兴城里有三座小山,府山、塔山、王家山。府山,又名龙山,因曾作为越王句践的都城,故又称古越龙山,一般喜欢绍兴黄酒的人一定是很熟悉的。塔山在城南,因山上有塔而著称。王家山的大名是蕺山,虽然山不甚高,但因为山脚下曾是王羲之的故宅,现在又被开发为书圣故里,而为人所熟知。不过,另一位与这座山关系密切的绍兴人,即使居住在绍兴的人也未必很了解。一位以这座山而为世人记住的思想家刘宗周,他开创的蕺山学派,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地标。
身为绍兴人是幸福的,因为在不经意间,你会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个划时代的人物的身影“叠嶂”之中,这些构成了绍兴的城市气质和绍兴人自豪自信的精神面貌的一部分。但作为绍兴人也是“不幸”的,因为总有一些伟大的人物让你仰望。而历史上无数的文人学士,纵是史有所传,却在故乡难以获得应有的“敬意”,纵然是阳明先生这样的五百年一遇的伟大思想家,很长时间因种种原因也难获认同,几十年前他的坟茔居然荒芜在杂树之中,而难觅香火。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儒学研究的人,看见有一本诗集名之曰《蕺山草》,心里的触动或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因为在这座山上,曾经有一位老儒在这里聚徒讲道,而学生中有黄宗羲、陈确这些在随后的时代中不断产生影响的人。
在世间争说王阳明的今天,刘宗周是寂寞的,善于跟风的人大多不甚愿意理会他对那些曲解阳明思想的“警示”。为了告诫世人,他希望他办的书院有更多的听众,并给那些听者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他在绍兴开证人书院的时候,听众日增,以至于跟他合作办书院的人认为过于喧闹,而要另辟幽静之地。刘宗周却说思想需要传播,坚持在人口稠密的城里开班授课。


图注:刘宗周(1578年-1645年),字起东,别号念台,浙江山阴(今属绍兴市)人,明末大儒,因讲学于蕺山书院,后人称其为蕺山先生。黄宗羲、陈确、张履祥、陈洪绶、祁彪佳等均出其门下,世称“蕺山学派”。
刘宗周的性格是执拗的,他一生在事功上少有作为,不似阳明之屡建功业。他并不是没有机会,几次重要的关头,面对皇帝的问计,他总是强调修心为上,以至于被讥为迂阔。他坚信政治的基础在于道德意识,不过晚明的政治则是另外的逻辑,如此这般,回乡办学可能是最好的结局。他说:“天地晦冥,人心灭息,吾辈惟有讲学明伦,庶几留民彝于一线乎!”他认为明代之衰败,在于人心之恶,而人心之恶,在于人们不能认识到人心中的“惟危”而不知自省。
他学宗阳明,但不满于阳明学在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流弊,他试图通过强调“慎独”和诚意的工夫来纠偏。他说:“阳明子言良知,最有功于后学,然只传孟子教法,于《大学》之说,终有未合。”他的学生黄宗羲评论说:“山阴(即刘宗周)慎独宗旨,暴白于天下,不为越中之旧说所乱者,先生有摧陷廓清之功焉。”“越中之旧说”指的是阳明后学中的放诞之风,他要复归儒门圣学本源之清。
刘宗周在学问上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蕺山脚下又聚集了四方求学之子,门下不仅包括像黄宗羲这样能够深刻反思中华政治文化的学者,也有像陈洪绶这样的画家。“蕺山学派”印合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古语,刘宗周让这座绍兴城里的小山成为儒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牟宗三在《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序文中写道:“夫宋明儒学要是先秦儒家之嫡系,中国文化生命之纲脉。随时表而出之,是学问,亦是生命。自刘蕺山绝食而死后,此学随明亡而亦亡。自此以后入清,中国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遭受重大之曲折,因而遂陷于劫运。”直将刘宗周之死视为中华文化生命之重大曲折。

图注:刘宗周讲学的蕺山书院,清末改为山阴县学堂。
在拿到这部诗稿的时候,我并不认识诗人本尊,但我看到他对于刘宗周不食周粟的忠贞气节的赞赏,由此,我认为他要以这座并不高大的山来作为绍兴文化的符号,他应该是十分看重刘宗周身上的节操的,这可以视作军旅诗人于这种品质的珍视。所以,他的《蕺山》诗是这么说的:
岑草茵茵覆蕺山,
塔影摩云池冷然。
不食周粟壮节义,
漫山梅花自斑斓。
在今年十月初的一次见面中,我和诗人聊到了刘宗周,一起慨叹刘宗周之死,并谈到秋瑾等人壮怀激烈的人生态度,觉得这些已成为绍兴人精神气质的一部分。为信仰而死,既是最为崇高的气节,也是一种生命价值最为酣畅的呈现。刘宗周在殉难日所作的绝命辞说:
留此旬**,少存匡济意。
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
慷慨与从容,何难亦何易。
世人多对绍兴的精神有误解,或以“师爷”“刀笔吏”目之,只有对绍兴的历史文化深有了解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绍兴人身上那种“倔强”和“宁折不弯”的精神。这大概是具有军旅背景的诗人最能体会的。在他的笔下,起首就是“雪耻之国”的浩气。
雪耻国里浩气盛,
江山代有英雄嗣。
登高临风长啸处,
愧怍往圣泪沾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