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当时只听说曹植是这样，却不曾听说苏则也是这样。曹丕在洛阳曾从容地问群臣说：“我上应天命禅代汉统，然而却听说有人为此而痛哭，这是为什么？”苏则以为自己被魏文帝问上了，须髯都怒张了起来，正想要用坚持正统的论议答对，侍中傅巽，用胳膊捅了一下苏则说：“这不是说您。”于是苏则才停止了答对。
随后文帝问苏则说：“前些时候攻破酒泉郡、张掖郡，和西域互通使节，敦煌郡献来直径一寸的大珠，还能不能再从市场上买到呢？”苏则回答说：“陛下如果能把国内治理得和睦融洽，使德化流布到沙漠地区，宝珠就会不求自来；如果求了，然后得到，那么也就算不得珍贵了。”曹丕听了，默默无语。
苏则为什么敢于打算向魏文帝理论呢？这是与他的性格和为人分不开的，史书说他“刚直疾恶，常慕汲黯之为人”。

但魏书这段记载，澄清了刘备去清白，历史上曾经有人指责魏文帝没有杀死汉献帝，刘备没有核实汉献帝好活着就自己称帝行为，实际当时确实有传言魏文帝杀死了汉献帝的传言，才有了苏则为汉献帝发丧之举，刘备称帝也是因为听到了这个传言。
那么曹植是不是哭汉献帝呢？开始都那么认为确实是，所以都誉之为大汉朝中曹家忠臣，如果他继承曹操王位，大汉就保住了，但后来随着郭沫若先生的考证 ，事情似乎走向了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曹植是为自己没有获得王位继承权而哭泣…………

郭沫若的考证还是比较精彩的，这里把相关这段发在此
抑丕扬植的人主要就注重在篡位这一点，以为曹丕篡了位便是不忠，曹植如做了太子，便一定不会篡位。这真是扬之可至青天，抑之可至黄泉的话。但他们这样恭维曹植自然也有相当的根据。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在曹丕篡位的时候，曹植曾经有“发服悲哭”的一件事。
《魏志·苏则传》“则及临菑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行文过于简略，俨如苏则和曹植真是汉代的遗臣。但据《魏略》却更能得其实际：“初则在金城，闻汉帝禅位，以为崩也，乃发丧。后闻其在，自以不审，意颇默然。临菑侯自伤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据此可知发丧的是苏则，怨哭的是曹植，而且都是各有来由。苏则是闹笑话，他自己后来都明白了，可以不用说。曹植呢是在哭他自己做不成皇帝，不是在哭献帝。这点我们是应该弄明白的。
曹植的失宠，事在前。他既擅开司马门使他父亲大伤其感情，在手令中不惜屡次的提说（见《裴注》所引《魏武故事》）。他又和杨修勾结，阴伺他父亲的意旨，以便先意承志，被他父亲怀疑而泄漏了，终致弄巧反拙。再经过他父亲一番考验，“遣太子及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者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就因为这样，“修遂以交构赐死”。（《裴注》引《世语》。）据这看来，雄才大略、知人善任的曹操，在鉴别丕与植的优劣上的确是费了权衡的。曹植的飞扬跋扈，不守纪律，真是足以惊人。曹操要杀杨修，黜曹植，都是经过再三权衡的结果。请问：曹植要那样听杨修的话到底为的什么？不是为的争继承权吗？要说他心“在王室”，能“以天下让”，真是天晓得。
杨修分明是一位惯弄权术的人，他的被赐死是在建安二十四年。《魏志》说：“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这正是这位老英雄的深谋远虑，怕在自己身死之后，杨修会拥戴起曹植捣乱。足见得曹操生前，丕与植分朋争位的形势已经是很明显的。“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这在曹植要算是咄咄逼人的重重不幸，你教他那样多感的人怎么不“怨激而哭”呢？他哭的实情就是这样。真是天理良心，那里为的是忠于汉室！

要说他忠于汉室吧，在他父亲一代已经是权倾天子，不曾见他反对或讽谏过一次。而如《七启》一文，更堂哉皇哉地把他父亲恭维了一大篇，誉为“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参神，与灵合契”的“圣宰”，是空前绝后的一位伟大超人。这把汉室和汉帝是摆在什么地方的呢？
再看《丹霞蔽日行》吧。“汉祚之兴，秦阶之衰，虽有南面，王道陵夷，炎光再幽，忽灭无遗”，明明是蔑视汉朝，说他不行王道，不配南面，故而和秦代一样灭绝。而丁晏却评为“此痛炎汉之亡，心事如见”，不知所“见”的是何等“心事”！
《文帝诔》里面也有同样的见解：“汉氏乃因，弗求古训，嬴政是遵。王纲帝典，閴尔无闻。末光幽昧，道究运迁”。这说得更鲜明一些，好为说辞的人，在这儿似乎也不便再为曲解了。
还有《汉二祖优劣论》系评论汉高祖与光武帝二人，虽盛称光武，而却痛贬高祖，竟斥之为“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御览》四百十七所引。）这也是大有悖于古时的所谓人臣的口吻。
《毁鄄城故殿令》是敕毁汉武帝殿。对于先朝旧物毫不顾惜，大概当时已经有人反对，故在令中竟说出了这样的话：“汉氏绝业，大魏龙兴，只人尺土，非复汉有”。这样跋扈的口吻，就连他的父亲所谓盖世的“奸雄”都是不曾有的，然而在曹植却偏偏得意忘形，这样也还能说是“不忘汉室”吗？

果真“不忘汉室”，便应该耻食魏粟，然而他却是魏的侯王，而且尽力摹仿司马相如、杨雄、班固等，在替“大魏”歌颂其符命。读他的《魏德论》和《大魏篇》吧，便什么真情都暴露无遗了。一些高头讲章式的大人君子何以睁开眼睛连这样的大文章都不曾看见？
其实曹子建的见解倒远超过了高头讲章式的迂腐读书人十万八千里了。真的啦，为什么一定要姓刘的才可以做皇帝呢？一般迂腐先生们先抱定一个忠君的公式，信手地依着自己的好恶而为是非，见曹操鹰扬，曹丕豹变，便斥为“奸雄”，斥为“篡贼”。拉着“悲哭”两个字，便大捧曹植，许以忠贞。等曹丕做了皇帝，而曹植求自试，欲“当一校之队，统偏师之任”，以西伐蜀，东伐吴，“擒权馘亮，歼其丑类”，也竟被评为“危言激烈，如见忠臣之心”（丁晏）。那样也是忠君，这样也是忠君，到底该忠于那一边呢？两者不可得兼，忠于汉便不得忠于魏，终于魏便不得忠于汉。诸葛亮不是被称为三代以下的纯臣，而忠于汉室的吗？然而曹子建要砍他的脑袋子，而曹子建却还是“忠臣”。这矛盾，真是不堪一笑了！

……（郭沫若这里中间涉及曹植是否和甄皇后有情考证，略)
说到子建的受猜忌，固然是毫无疑问的事，但他委实也咎由自取。他看不起他阿哥的地方，除开行事之外，就在文字上也有表现。例如丕有《周成汉昭论》，认为汉昭帝不逊于周成王，周成王曾疑周公，而昭帝不疑霍光。这大约是写给汉献帝看的文章，要他也同昭帝一样，不要疑他父亲。植也有《周成汉昭论》却和他阿哥大抬其杠子，来他一个反攻：“若以昭帝胜成王，霍光当逾周公耶？”颇有点近于无理取闹。因为霍光即使赶不上周公，昭帝固可以胜过成王。照曹丕的论旨，霍光愈赶不上周公，汉昭帝愈可以胜过成王的。何以呢？有那样好的叔父而要疑他，成王不是愈见庸暗？这是颇能言之成理的。要是这样乱抬杠子，兄弟之间固然难保其融洽了。

在父失宠后，子建的自大自负虽然收敛了些，但他的根本气质并没有改变，使得别人对于他总不能不持戒心。他虽然屡屡减食户邑，但终其身还是魏国的王侯。虽然“十一年中而三徙都”，但他并非是遭受流窜。虽然寮属是下才，兵卒是老弱，但总是驱车策肥而有供他役使的人。但他始终是“愤懑”不堪，牢骚满腹，总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一求自试，再求自试，总想东讨西征，表露自己的无穷大望。这怎能叫人不提防他呢？他在所封的地方上并不见到有什么德政，怎么样去爱抚当时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与民更始，但总是诉自己的愁，诉自己的穷，不是埋怨自己所得兵佐太少太老而感着“自羞”，便是陈述有“园果万株”，而“食裁糊口”。又总爱过问朝政，而见解又不怎么高明。朝廷正有事于远东以图除去后顾之忧，而他反要“斥劳神于蛮貊之域”。上表《陈审举》吧，主要的只是反对“公族疏而异姓亲”，一头脑的封建意识，只知道亲亲而不知道尊贤，只怕异姓夺取大位，故主张用公族来以自屏藩。他的忧虑后来也实现了，因为司马氏又篡了魏统。因此也有人称他有先见之明。其实他那种主张又何尝是妙法？治天下应该是在如何安百姓，而不在如何保王家。用人应该是在如何选贤举能，而不在乎分出谁是公族，谁是异姓。用贤以安民，即使失位，于道何伤？但曹植的见解并不是这样。他一味的怀疑异姓，使当时在朝的异姓权贵何以自处？魏氏固然限制公族太甚，但这也并不就是亡国的根本原因。司马氏得天下后，一反曹魏所为而大封公族，加重其权柄，使各王得以任官分治，征兵自卫，这可以说是曹植政见得到异代的知己了。但结果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不二传而有“八王之乱”，斫杀了十六年，卒招五胡乱华，而晋室南渡。倚靠公族，又何尝是办法呢？

关于用人行政之道，在周秦之际的思想家倒已经有很周密的一套想法，便是公正无私，不避亲怨，综覈名实，信赏必罚。总要有公正的是非，而益之以赏罚严明，有以察之于前，有以核之于后，那就可以促进治平，而防祸于未然了。是非明，则赏以为荣，罚以为辱。是非不明，则赏不足以为荣，罚不足以为辱。是非颠倒，则赏以为辱，罚以为荣。曹子建并没有达到这样的了解，只是出于一味的私心，以一家一姓的安全为本位，实在是最庸俗不堪的陋见。
同时代的政治家如诸葛武侯，那就比他高明得多。武侯的“集众思，广忠益”，是千古不磨的名言。他的前后两《出师表》，说得具体切实，情词恳款，虽然并没有《求通亲亲》、《求自试》、《陈审举》诸表那样拼命的做文章，然而在文学上的价值却是更为宏大。就是曹丕吧，在政治见解上也比乃弟高明得多，而在政治家的风度上有时还可以说是胜过他的父亲。如令宦人为官不得过诸署，禁母后预政，取士不限年资但纠其实，轻刑罚，薄赋税，禁复仇，禁淫祀，罢墓祭，诏营寿陵力求俭朴等等，处处都表示着他是一位旧式的明君典型。可惜他是死得太早，仅仅活了四十岁，做皇帝的期间也仅仅七年。假使他活到七八十岁，司马氏的篡夺未必便能够实现的吧？假使曹家的天下更长久得一些，我看魏武帝和魏文帝会被歌颂为中古的圣王，决不会被斥为“篡贼”，为“奸臣”。曹操在舞台上会表现为红脸，而不是粉脸。这场历史公案，今天应该彻底翻它一下了。

曹植自从被“优养”后，自然也只能写文章，写就写吧，惊动了诸葛亮，开始打起了笔墨官司，起因来自对汉高祖、光武的评论
曹植：《汉二祖优劣论》
　　有客问予曰：“夫汉二帝，高祖、光武，俱为受命拨乱之君，比时事之难易，论其人之优劣，孰者为先?”予应之曰：“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长，身自亡徒，招集英雄，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诚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继德，行不纯道，直寡善人之美称，鲜君子之风采，惑秦宫而不出，窘项坐而不起，计失乎郦生，忿过乎韩信，太公是谙，于孝违矣!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钨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赵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程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祸！然彼之雄材大略，似傥之节，信当世至豪健壮杰士也。又其条将画臣，皆古今之鲜有，历世之希睹。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流巨功而遗元勋也。不然，斯不免于间阎之人，当世之匹夫也。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票贞和之纯精，通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通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光厄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用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神光前驱，威风先逝。军未出于南京，莽已毙于西都。破二公于昆阳，斩阜、赐于汉津。当此时也，九州鼎沸，四海渊涌，言帝者二三，称王者四五；咸鸥视狼顾，虎跃龙骧。光武秉朱光之臣诚，震赫斯之隆怒。夫其荡涤凶秽，剿除丑类，若顺迅风而纵烈火，晒白日而扫朝云也。若克东齐难胜之寇，降赤眉不计之虏；彭宠以望异内陨，庞萌以叛主取诛，隗戎以背信躯毙，公孙以离心授首。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归心圣德。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于是战克之将，筹画之臣，承诏奉令者获宠，违命犯旨者颠危。故曰：建武之行师也，计出于主心，胜决于庙堂。故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股肱有济济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规弘迹而造皇极，创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短，言行则无秽，量力则势微，论辅则力劣。卒能握乾坤之休征，应五百之显期，立不刊之退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诗书载其勋部。故曰：光武其近优也。
　　

汉之二祖，俱起布衣，高祖阀于微细，光武知于礼法。高祖又鲜君子之风，溺儒冠不可言敬，辟阳淫僻，与众共之。诗书礼乐，帝尧之所以为治也，而高祖轻之。济济多士，文王之所以获宁也，高帝蔑之不用。听戚姬之邪媚，致吕氏之暴皮。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于良、平。
大致意思
有人向我请教道：“想那汉朝二帝，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都是授命拨乱的君主，如果比较当时形势的难易程度，评论二人的优劣，哪一个更为了不起呢？”我回答说：“当初汉朝兴起之时，高祖因秦的暴政而起兵，官不过一亭之长，身为亡命之徒，召集英雄，诛灭强楚，据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真是帝王中的元勋，人君中的盛事啊！然而他的名声匹配不上德行，行为不符纯粹的道义。实在是缺少完人的美称，鲜有君子的风采。迷惑于美色不出秦宫，困窘于项羽坐而不起。在郦生的问题上失策，对韩信做得过分。不顾太公生死，于孝道有悖。败坏自古以来的教义，损伤了王道的实际意义。去世之后，果然使得吕雉这个凶妇逞其肆虐之心，心爱的女人遭到酷刑。赵王被囚，祸及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倾。凡此种种，难道不都是高祖缺乏深谋远虑导致的吗？然而他雄才大略、潇洒倜傥，确实是当世的豪杰之士呀。而且其手下的武将谋臣，都是古今鲜有的人才。他能放手任用他们，听其言察其行，所以能一统天下登上帝位。否则，不免只是个当世的匹夫罢了。

光武帝的为人，聪慧而多识，仁智而明恕，谨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正值易经所说的阳九无妄之世，他如雷霆发作，赫然举兵。以武力来反抗暴政，兴义兵以扫灭残敌。闪电为前驱，飓风为先导。大军未出南阳之际，王莽已毙命于洛阳。破二王于昆阳，斩甄阜于汉津。当是时也，九州鼎沸，四海波涌，称帝者二三人，称王者四五人；都是鹰视狼顾，虎跃龙腾。光武帝涤荡凶秽，剿除丑类，如顺疾风纵烈火，出白日扫乌云。东克齐地难胜之寇，降服赤眉无数俘虏。彭宠因有异心而败亡，庞萌因叛变而受诛。隗嚣因背信而毙命，公孙因离心而授首。都是妙算而后动众，谋定而后兴师。所以攻无不克之城，战无逃跑之卒。是以群下欢欣，心悦诚服。光武之用兵，计策出于自心，胜利决定于庙堂。所以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赞叹。和睦九族，有唐尧似的美称。高尚纯朴，有伏羲似的品质。谦虚纳谏，有周公吐哺似的辛劳；留心民生，有计时日晷似的勤奋。是以论功业则突出，比兴隆则事迹奇异，讲德行无短处，说行为无秽迹，论力量势力小，论辅助则臣弱。他最终能应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谶文，掌握乾坤，创造不可磨灭的奇迹，金石铭刻其业绩，诗书记载其殊勋。所以我认为：光武帝更优秀。汉之二祖，都是布衣出身。高祖乏于微细，光武熟知礼法。高祖鲜有君子之风，溺尿于冠是不尊重儒生的表现。诗书礼乐，是帝尧治理天下所用，高祖却轻视。济济多士，是文王获得安宁的原因，高祖却蔑视而不用。偏爱于戚姬的妖媚，导致了吕后的暴虐。光武其将难与韩信、周勃相比，谋臣则逊于张良、陈平。

俺们的诸葛亮丞相其实管的也太宽，战场上都忙不过来。一个失去影响力的曹植，他倒是费心亲自写文打两国笔墨战，
他为了曹植的文 专门写了《论光武》反驳曹植，此文收入《诸葛亮集》
曹子建论光武：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良、平。时人谈者，亦以为然。吾以此言诚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何哉？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笃而论之，非减曩时。所以张、陈特显于前者，乃自高帝动多疏阔，故良、平得广于忠信，彭、勃得横行于外。语有“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此言虽小，有似二祖之时也。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光武称邓禹曰：“孔子有回，而门人益亲。”叹吴汉曰：“将军差强吾意，其武力可及，而忠不可及。”与诸臣计事，常令马援后言，以为援策每与谐合。此皆明君知臣之审也。光武上将非减于韩、周，谋臣非劣于良、平，原其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陈、张、韩、周有焦烂之功耳。

诸葛亮此文大致意思为:
曹植论汉光武帝：刘秀之将领难于和韩信、周勃相比，谋士则不能和张良、陈平相较。时人谈论这件事，也深以为然。我以为此言诚欲赞美光武帝之德行，而曹植实在是诬蔑一代之俊杰。为何？追溯观察光武帝之云台二十八位将领，下至马援之辈，忠诚贞信、智略勇武，无所不有，凭心而论，不减高祖刘邦之时。之所以有张良、陈平特别显著于前时，是因为汉高祖刘邦有容纳百川之量，所以张良、陈平得以广有忠诚信义之名，彭越、周勃得以横行于外、征战沙场。古语有“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这句话虽然很短小，但可以比喻二位汉朝开国皇帝当时的情形。光武帝刘秀神思智略之计较，生于天授之才明，所以帷幄无不出于他所思考的范畴，奇计无不出于他的考量，于是集思广益，一起成就王业而已。汉光武帝称赞邓禹说道：“孔子有颜回，则门人愈加亲密。”他又叹惜吴汉：“将军总是差强人意，虽然武力可以达到标准，然而忠心不及有的人。”与诸人谋划事情，经常让马援最后发言，认为马援的计策总能达到他满意的程度。这些都说明了明君有知人之明、审时度势。汉光武帝的上将不逊色于韩信、周勃，谋士也不比张良、陈平的水平差，原因在于光武帝策略思虑深远，能任才适用、曲突徙薪之明；汉高祖则凭借其大度容纳各种人才，才有陈平、张良、韩信、周勃各展其才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