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汤灭夏省略，在夏朝部分。

汤以后，太丁、外丙、中壬在位时间都很短，政权落到伊尹手中。相传太甲继位以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 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直至太甲悔过反善，才“迎太甲而授之政”。。或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夺回权力。

此后经沃丁至仲丁六王，商王朝统治处于相对稳定发展阶段。但仲丁以后，王室内部连续发生王位纷争的九世之乱，大大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

直至盘庚为扭转时局，振兴商王朝的统治再次迁都。他“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尊成汤之德也”。

和夏代一样，商代实行兵民合一的民军制，不同的是王室侯伯等奴隶主贵族扈从军或武装的“家众”已发展成为真正的近卫军。商代仍然兵刑不分,对不肯臣服的方国出兵征讨如同对罪犯施刑一样,不需任何借口，所以只要国力允许，商王经常四方征讨。在此过程中，商代的国家机器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商王为首，由王室贵族和大小族邑之长等构成的各级官吏设官分职已较完备，派出建立军事据点的武官，逐渐演化成侯、甸、男、卫等诸侯，连同臣服方国的伯长，构成国家政治体制另一重要部分。随着政治体制的逐渐健全，军制也进一步完备了。

商代的兵器大量用青铜铸造，兵器制造业为王室、贵族垄断，由都、邑集中管理、经营。种类主要有戈、矛、镞、刀、戚、钺等。弓矢作为远射程的抛射兵器在商代起了很大作用并获得重大发展。商代的弓较前有了很大的改进，这时普遍使用铜弓柲(弓形器)，表明这时的弓体是用多片木或竹材，重叠制成的复合弓，有着良好的弹性。

关于车马的起源，国外学者多认为殷周的车马是由西亚传入 的。近年来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及研究进展，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中国古代车马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道路,因为商周的车从形制、系驾方法、马具组合等方面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车有很多不同之处,不可能属于同一系统。

盘庚迁殷以后，厉行汤政，从《尚书·盘庚》三篇可见盘庚反复劝导、告诫以至用严刑相威胁，要求臣下与自己同心同德，振兴商王朝的统治，因而盘庚时政治比较稳定，经济获得恢复发展，为武丁中兴奠定了基础。

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武丁继位后，一边修政行德、增强国力，一边四出征讨，用武力迫使小国归附，以巩固商王朝的统治。据武丁卜辞记载，当时曾对周边数十个小国进行了征讨，重点一是殷都以东的山东河 南接界地区，一是殷都以西的晋南地区。武丁时对周边小国的征讨中,较重要的战争还有戴伐周方。考古发现证明，约当公元前13世纪后期。先周文化在今陕西长武、旬邑、彬县一带兴起，并逾梁山，发展到关中地区，阻止了商文化的西进，商与周方矛盾由此而起。对周的战争延续时间较长，从武丁晚期直至祖庚、祖甲的卜辞中，还见到有关内容。

规模较大的战争发生于伐巴方和下危的过程中,经反复占卜，选择了商王与妇好一起随同沚戛伐巴的方案。即妇好也随同沚戛投入伐巴方的战场，布阵设下埋伏，商王领兵从东边作骚扰性进攻，使敌人陷入妇好的埋伏中。伐下危与伐巴方是先后进行的，武丁也率军参加了伐下危之役。武丁伐下危当以后者的降服而告终，因为同期卜辞中还有危方是否有祸的占卜。

武丁为了重振霸业，多次用兵南土，将商王朝的势力伸展到长江流域。武丁通过对南方的征伐，迫使一批小国归顺，加强了商王朝势力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渗透和控制，而且在南土“立三大史”右中左，以配合我、举、曾三个与国，开通和保卫通向长江中游的南北通道，即沿长江支流涢水、澴水、滠水上溯，再改道陆路，通过“义阳三关”，北上直达殷都。

在中原夏王朝形成的前夕，随着农业、畜牧业分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北方草原民族开始形成，据今所知，以内蒙古鄂尔多斯为中心的朱开沟文化，就是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从这一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看,可与文献所载匈奴先世相印证，如“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商王武丁时正当这一游牧民族处于军事民主制时代，其中一些被中原王朝称之为方国的强种，经常内侵商王朝边地。

武丁抵御游牧民内侵采取了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策略,首先对土方和方方用兵。卜辞有“王共人五千征土方”、“王征土方”、“王共人乎妇好伐土方”，准备征集五千兵员亲自率领或令妇好率领出征土方。同时也考虑调集臣属、与国的兵力，“沚戛爯册，王比伐土方”、“令三族〔比)沚戛伐土方”,“三族”是王师中精锐的三族族众。此外,参战的还有大将戊，“戊其获征土方”以及“获征土方”的卜辞反映战争的最后阶段是王师和戊的军队起了决定性作用。卜辞还见“土方还”，“擒土方”,表明最后土方败退,领袖人物被擒,不再与商王朝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