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古民族源于东夷论
李德山
　　东北古民族与中华民族重要源头之一的东夷族系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一直是中外学术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分别从文献记载、考古发掘和风俗习惯诸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对比研究,认定东北地区的古民族是东夷的后代。其族源,绝大多数的东北古民族都可以追溯到东夷族系那里。…… 
[文献类型]：期刊
[文献出处]： 《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04期 》

东夷，是中国古代对东方民族的专称。《周礼·夏官·职方氏》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五戎、六锹之人民。”注：“东方曰夷。”《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这个称为东夷的民族，居住于现在的山东、江苏、安徽等地。无论是求诸于文献记载，还是求诸于考古发掘材料，都能证明它们是这一地区的土著民族(7)。在这个庞大的族系内，包融了众多的同源氏族、部族与民族。东夷族系“在族共同体上，各姓氏集团之间的通婚互渗，迁徙往来使得民族共同体的自我意识日益加深，对外形成甚为鲜明的整体特征。”(8)
自夏至周，又泛称其为刀夷。《古本竹书记年》载其名为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风夷、阳夷；此外，还有蓝夷一名。如果拘泥于数字，该是十夷。《国语·鲁语》亦载：“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韦昭注：“九夷，东夷九国也。”东夷民族缔造了中华民族的远古文明。

明《国朝文类》卷十四载郝经《立政议》曰：“金源氏起东北小夷，部曲数百人，渡鸭绿，取黄龙，便建号位。”这一时期专门研究和考证东北古民族的著作，一般也多以东夷为名。如马文升的《抚安东夷记》，苕上愚公的《东夷考略》，张鼐的《辽夷略》，程开祜的《东夷奴儿哈赤考》等等。清朝虽为东北的满族所创建，但也并不讳言东夷之名。《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十一年癸丑夏四月己卯条即载有雍正帝语曰：“我满洲居东海之滨，若言东夷之人则可。”
古代学者在为史籍作注时，凡遇东北古民族，一般也皆以东夷或东北夷相称。如《国语·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韦昭注：“鲜卑，东夷国。”《逸周书·王会篇》：“成周之会，……秽人前儿。”孔晁注：“秽，韩秽，东夷别种。”《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今欲招南夷，朝夜郎，……略秽州。”《索引》：“如淳曰：（秽），东夷也。”《史记·朝鲜列传》：“真番、临屯皆来服属。”《索引》：“东夷小国，后以为郡。”《史记·五帝本纪》：“北山戎、发、息慎。”《集解》：“郑玄曰：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
关于东北夷，正如唐颜师古于《急就篇》注中所言，就是“东北之夷也”，是东夷的一部分迁徙到东北地区后的名称。古代文献中涉及东北古民族的著作当然不限于以上所举，但就这些有代表性的著作看，中国历代的学者从来就没有把东夷和东北古民族看作是毫无联系的两个集团。

二
　　从考古发掘材料上看，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分布于今山东、河南东部及江苏、安徽两省北部地区的东夷考古学文化，依次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是同一文化的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在东北地区，由东北古民族所创造的考古学文化，与东夷族系的考古学文化有着广泛的共性特征。尤其是与山东仅一水之隔的辽东半岛和辽西走廊地区。苏秉琦、殷玮璋先生曾指出：“假如把长岛的出土物与辽东半岛上旅顺郭家村和长海广鹿等地的出土物加以比较，却可发现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9)刘俊勇先生亦说：“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往来必然很密切，影响必然很深。最迟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就开始了确信无疑的文化交流。”(10)那么，两者的共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体现在石器的制造上。
　　辽东半岛上考古发掘的石器形制，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很多的共性。比如在平面上以直刃、斜刃为主；横断面上以长方形、方形为主；纵剖面则多为单刃和陡双刃。“这些成了山东、辽东半岛石斧、石锛共同的特征。北到铁岭铁帽山，东到鸭绿江畔的桓仁，西到新民的沙岗，都与山东半岛的石器类型相似，因而也都反映了山东龙山文化的某些因素。”(11)

2.蛋壳黑陶等的相似。
　　众所周知，蛋壳黑陶以及鬲、鬶、豆等器形是山东龙山文化的重要标帜之一。这些在东北地区亦多有存在。族大地区郭家村上层遗址有镂孔豆、带把杯、环足器、环梁器盖等山东龙山文化中的某些器类。族大地区小珠山中层和郭家村下层遗址，又有大汶口文化早期和中期的某些器类，例如三足觚形器、盆形鼎、实足鬶、熤等(12)。又如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北票丰下第五层出土的陶器，具有浓厚的山东龙山文化风格，磨光泥质黑陶占很大的比重，而某些罐、豆的器形基本相同，一些盆、壶、鼎等也都有明显的山东龙山文化特征。
3.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等的器物造形以拟鸟形为最突出。
　　此类器物，东北地区亦习见。如小河沿文化昭乌达盟石棚山遗址出土的鸟型壶，短尾斜背，昂首张嘴，似小鸟嗷嗷待哺。红山文化朝阳八宝庙遗址出土的鸭形壶，圆胸翘尾，怡然自得，似鸭游水。新乐文化新乐下层遗址出土的一枝木杖，全杖细长扁平，柄部浮雕成鸟首的形状。密山新开流遗址的鹰头骨雕，利目锐喙，神态极为矫健。另外，属红山文化的东山嘴遗址、福兴遗址及胡头沟遗址等，都有数量很多的玉鸟出土，以致于有学者推测这些玉鸟“也许是与玉龙同为被崇拜的动物偶象之一”(13)。
4.体现在彩陶的风格上。
　　东北地区出土的彩陶，与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彩陶在风格上极为相近。例如，红山彩陶具有与大汶口文化相似的勾叶圆点纹。红山文化阜新胡头沟，喀左东山嘴、凌源三官甸子等遗址，其弧形三角双勾涡纹彩绘，与江苏东湖城钓鱼台和山东蓬莱紫荆山下层基本一致。小河沿文化中，发现了极富特色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八角星彩绘图案。在旅大小珠山中层的彩陶花纹中，圆点勾连花纹是大汶口彩陶的主题花纹之一。
　　5.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普遍出现精美的制骨、制玉工艺，出土有玦、环、璜、琮、璧等礼器及大量的装饰品。
　　这些，东北地区也有大量的发现。红山文化即以精美的制玉工艺闻名于世，其出土玉雕的重要遗址，计有胡头沟、东山嘴、三官甸子、建平牛河梁、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等地。造形题材，以动物类的龙、鸟、龟、鱼最为引人注目；此外便是玉环、玉璜、玉璧、玉坠、玉棒、勾云形玉佩、马蹄形玉箍等礼器。

　　以上我们仅就东北各地与东夷之间有关考古学文化上的一致性举出一部分较为明显的事例。正是因为如此，考古学者们在总结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体系时，将东北地区以辽东半岛为中心的考古学文化归入东夷文化系统，也即大汶口─青莲岗文化系统中，在具体类型上，属于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指出：“大汶口─青莲岗文化系统是沿着东北─东─东南─南方的绿色地带，多江河湖海、川泽低湿之地。两大文化系统（别一系统指半坡仰韶文化系统）的接触线是沿黄土高原东侧、太行山东麓与华北平原接壤的冀南豫北地区，向北及东北至辽河上游的赤峰地区。”(14)
　　我们知道，考古学上的文化体系与民族学上的涵义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只要分属于一个共同的考古学文化体系，缔造了这一共同文化体系的氏族或民族，无论其相距多远，都有着相同的族源。东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既然与东夷的考古学文化同属于一个系统，那么，东北古民族与东夷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了。

三
　　从风俗习惯方面看，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有着广泛的一致性。
　　1.史前的东夷人，流行头骨人工变形的习俗。所谓头骨人工变形，俗称扁头，就是人为的使枕骨变扁。泰安大汶口墓地、曲阜西夏侯墓地、诸城呈子遗址、潍县鲁家口遗址、胶县三里遗址、邹县野店遗址及江苏大墩子遗址等地出土的人骨中都有发现。此为东夷特有的习俗(15)。
　　东北地区的古民族亦广泛流行此俗。80年代初，吉林省发现一批较为完整的人类化石，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其中一具头骨“为典型的人工变形头骨”(16)。史籍中对此也多有记载。如《后汉书·东夷传》谓辰韩人“儿生欲令头匾，押之以石。”
　　明清时期，此俗尤盛，又被称作“睡扁头，以后脑扁平为美观。(17)《满洲源流考》卷着载清高宗语曰：“夫儿初坠地，岂堪以石押头，其说甚悖于理。国朝旧俗，儿生数日，置卧具，令儿仰寝其中，久而脑骨自平，头形似扁。斯乃习而自然，无足为异。辰韩或亦类是。范尉宗不得其故，曲为之解，甚矣其妄也。”这里不仅说出扁头的原因，还纠正了前人记载的偏差。
　　直到本世纪初，东北地区的许多民族，如满、赫哲、蒙古、鄂伦春等族仍保留此俗，甚至对这一地区的汉族亦有重要的影响。正如凌纯声先生所言：“在亚洲东北许多民族中，婴儿生下来就睡摇车，所以成人的后头扁平。”(18)

　2.东夷人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礼”。《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的“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即可为证。夷礼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以蹲踞为恭敬(19)。由于族系不同的缘故，华夏民族视蹲踞为无礼的表示。《论语·宪问》有“原壤夷俟”句，皇疏：“夷，踞也。”朱熹集注：“夷，蹲居也。”此句话的意思是说：原壤像东夷人那样蹲在地上以待孔子。因其用夷礼，从而引起了孔夫子的不悦。另外，《贾子·等齐篇》有“织履蹲夷”的记载，《白虎通义?礼乐篇》亦曰：“夷者，（蹲）夷无礼义。”由此可见，族系有别，礼仪亦殊。秦汉时期，随着山东诸地东夷民族的被同化，蹲踞礼在我国内陆亦不复存在。
　　但在东北地区却是一个例外，许多见载于史籍的古民族，都保留了这一东夷特有的蹲踞礼。《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等皆载乌桓族“父子男女，相对蹲踞”。高句丽族，《魏书·高句丽列传》、《北史·高句丽传》均载其“好蹲踞，食用俎豆。”《隋书·高丽传》亦曰“俗好蹲踞，洁净自喜。”甚至连远在日本列岛的倭人，也“以蹲踞为恭敬”(20)。这种东夷人特有的蹲踞礼在东北地区延续的时间非常久远，我们从后来的契丹、女真直至满族的跪拜礼姿态中，仍可窥见其余绪。《松漠纪闻》、《契丹国志》皆谓：“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动为节，数止于三。”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也就是双腿一跪一蹲。对此《金志·初兴风土》记载的更为清楚：“其礼则拱手退身为喏，跪左膝蹲右膝，拱手摇肘为拜。”只不过是将以前的双膝皆蹲改作了一蹲一跪，这大约是渐染汉俗的结果。

　　此外，由蹲踞礼而派生的箕踞习俗，亦在东北地区的肃慎、挹娄民族中流行。箕踞，就是蹲坐着把两腿象八字形分开。因此俗由夷礼而衍出，故汉民族仍视其为傲慢无礼不敬之容(21)。《太平御览·四夷部·肃慎》引《肃慎国记》曰：“人作瓦鬲四五升以食，坐则箕踞，足袂肉而啖之。”《太平寰宇记·东夷·挹娄》亦谓：“挹娄，即古肃慎之国也。……坐则箕踞，以足挟肉啖之。”
　　3.东夷是中国最早发明乐器的民族(22)。据考，古代的琴、瑟等拨弦乐器、竹箫乐器以及土鼓等，都是由东夷人发明的(23)。《楚辞·大招》：“伏戏《驾辩》，楚《劳商》只。”王逸注：“伏戏，古王者也。使作瑟。《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言伏戏氏作瑟，造《驾辩》之曲，楚人因之，作《劳商》之歌，皆要妙之音，可或乐听也。”《世本?帝系篇》：“伏羲乐曰《扶来》。”张澍注：“《扶来》一作《扶犁》，亦即《凤来》也。”伏羲正是史前东夷的首领(24)。由是观之，东夷人不仅发明了乐器，而且还有自己独特的“要妙之音”，也即乐曲。所以，东夷族系均好乐善舞。《古本竹书纪年》即有“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的记载。总之，“琴瑟的发明，歌舞的出现，表明东夷人‘乐’的产生。”(25)
　　东北地区的古民族，诸如夫余、古朝鲜、秽、高句丽、乌桓、鲜卑、乌洛侯、勿吉、契丹、女真等等，也都以好乐善舞闻名于世。《后汉书?东夷传》载夫余：“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秽族：“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辽史拾遗补》记载契丹：“吹叶成曲，以番歌相和，音韵甚合。”《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引《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载女真人，“舞者六七十人，但如常服，出手袖外，回旋曲折。”卷一百六十六引《金虏节要》亦载：“君臣晏然之际，携手握臂咬头扭耳，至于同歌共舞，莫分尊卑而无间。”
　　东北古民族的乐器，《太平寰宇记·东夷·高句丽》载高句丽族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等；《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载女真族有腰鼓、芦笛、笛、琵琶、方响、筝、笙、箜篌、大鼓、拍板等；《魏书·乌洛侯传》则曰乌洛侯族“乐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古朝鲜族的乐器亦以箜篌为主，由这一乐器演奏的《公无渡河》和《箜篌引》，能使“闻者莫不坠泪饮泣焉”(26)。可见东北古民族的好乐善舞与东夷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就是乐器的形制和种类，亦与史前的东夷大同而小异。

　　4.“东夷人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开始使用龟甲，他们是龟卜、骨卜最早发明者。”(27)到了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用龟甲和牛、鹿的肩胛骨作占卜之用，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习俗。
　　这一习俗，东北地区的古民族中亦存在。东北古民族的占卜习俗，早期发现于富河文化中，使用的主要是鹿和羊角的肩胛骨。夏家店文化中又有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夏家店、药王庙、四分地、小榆树林子等遗址，皆有卜骨出土，以猪的肩胛骨为多。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的赤峰、彰武等遗址出土的卜骨，多用猪、羊肩胛骨。在此之外，大连羊头洼也有卜骨的发现。而吉林东部百草沟遗址出土的卜骨，在时间上约相当于汉代。
　　东北古民族用兽骨占卜的习俗。亦见于文献记载(28)。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东北古民族后代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此前不久，甚至现在仍保留着这一习俗。在他们当中，“家家藏有许多鹿胛骨，以备不时之需。他们无论婚丧嫁娶，出门行猎都首先进行占卜，如赫哲人占卜时，恭持鹿肩胛骨于胸前，使骨之阔头向下，骨底向上近口，卜者向鹿骨低声祷告，之后唾唾涎于鹿骨上，置火上灼烧之，须臾龟裂，以卜吉凶。”(29)
　　5.东夷族系是中国弓箭的最早发明者。《山海经·海内经》：“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少皞即是史前东夷继太皞伏羲氏后的又一著名首领。《说文解字·矢部》：“古者夷牟初作矢。”夷牟即牟夷，东夷中的一个支族，直到春秋时期，仍立国于泰山地区。《说文通训定声》：“夷，东方之人也。东方夷人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正是因为如此，见载于上古史籍中的东夷人，均以好战和善射闻名，诸如蚩尤、后羿等等。

　　东北古民族同样以善射、善于制造弓箭而闻名于中原。根据《国语?鲁语》的记载，早在周代，肃慎族向周天子所献的“方物”就是楉矢石弩”。秦汉以后，记载尤多。
　　《后汉书·东夷传》谓夫余“以弓矢刀矛为兵。”挹娄“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楉，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秽“乐浪檀弓出其地”。其《乌桓鲜卑列传》谓乌桓“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这一时期，东北古民族出产的“貊弓”和“檀弓”，继续闻名于天下。
　　6.史前的东夷，曾流行石棚墓葬的习俗。石棚墓葬，又称支石墓、大石棚或石室文化。就是在地面上竖立3-4块石板，上面再盖一块大石板构成的墓室。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石椁墓，大约是这种葬俗的雏形。建国后，山东地区，特别是山东半岛，多有此类墓葬的发现(30)。另外在江苏北部的连云港地区，亦“有着相当密集的分布”(31)。在东夷族系的诸多葬俗中，此是最具特色的一种。并且早在汉代，就已被载入史籍。《汉书·五行志》：“孝昭元凤三年（前178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处，有白鸟数千集其旁。”这是最早见于我国文献记载的石棚墓(32)。
　　东北地区，大约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也曾广泛流行石棚墓葬。而且还有多种的衍生形态，如石板立砌墓、石块垒砌墓、积石墓等。其分布范围以辽宁省和吉林省南部及朝鲜半岛为中心，内蒙古的东部和黑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也多有发现。这一地区的高句丽、渤海等民族，都曾流行过这种葬俗(33)。
　　东北地区的石棚墓，亦见于文献记载，只不过要比山东地区晚得多。《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时襄平（今辽宁辽阳地区）延里社生大石，长丈余，下有三小石为之足。”此延里社三足大石就是石棚墓。另在金代王寂的《鸭江行部志》中亦有记载，其曰：“己酉，游西山石室，上一石，纵横可三丈，厚二尺余，端平莹滑，状如棋盘，其下壁立三尺，高、广丈余，深亦如之，了无瑕隙，亦无斧凿痕，非神功鬼巧不能为也。土人谓之‘石棚’。”

　　7.史前的东夷人有人死后殉葬猪、狗、羊等家畜的习俗。在刘林、大墩子等早期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有用整狗随葬的现象；中期以后，盛行殉猪，有的葬猪头，有的葬下颌骨，有的葬半只猪身。这些，既是它们家畜饲养业发达的反映，也“固然是某种原始信仰的体现”(34)。在生产工具方面，男性墓多随葬有石斧、石锛；女性墓则多随葬有陶质、石质纺轮等物品。
　　东北地区的原始墓葬，与东夷人的殉葬习俗大同。如分布于辽宁省中、西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其殉葬的家畜以猪、狗、羊等为主，“随葬有猪、狗等家畜骨架、头骨及四肢骨等现象”(35)。在辽宁省本溪庙后山的洞穴墓和黑龙江省依兰倭肯哈达的洞穴墓中“用猪、鹿的下颌骨随葬在死者身旁，是洞穴墓地流行的一种丧葬习俗”(36)。吉林省西团山、骚达沟、土城子等地的墓葬中也都发现用猪下颌骨随葬，其中土城子墓葬90%的石棺墓盖上散布着猪牙。至于随着性别的不同而分别随葬的石斧、石锛及陶、石纺轮等工具，东北地区亦不罕见，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都有发现(37)。
　　东北古民族的这种殉葬习俗，文献中也有所记载。《太平御览·四夷部》引《肃慎国记》曰：“（肃慎）死者即日便葬于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椁上，富者数百，贫者数十，以为死者之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谓乌桓：“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

四
　　能够证明东北古民族与东夷同族关系的材料还有许多，例如：东北古民族中每一民族的具体族称一般都与东夷中的某一民族的族称有着对应关系；二者间共同流传的始祖卵生神话；共同崇拜鸟、犬、龟、龙的宗教意识；左衽的服饰特点；发达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细述。总之，东北地区古民族的形成，是东夷族系的一支向东北地区大规模迁徙的结果。作为中国东方土著民族的东夷族系，其大规模的向四方迁徙，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与华夏民族的征战中失败，部分支族被迫退出始居地，以免遭“灭国迁社”的结局；二是为自身发展寻求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而主动退出始居地。有的学者曾指出：东夷族系的第一次大规模迁徙始于夏末(38)。这一结论未免过晚，实际上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或许更早）开始，东夷族系就有部分支族迁出了始居地，至少迁向东北地区的一支是如此。进入文明史时期以后，由于夏夷关系的不断紧张，征服与反征服斗争的不断加剧，更有一些支族接连的退出了始居地，迁向东北的部分与早来的会合，是为东北夷；迁向南及西南地区的，是为后来的西南夷。
　　东夷族系向东北的迁徙，客观上为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就其本身而言，则又进行了局部地区的演变与融合，最终便发展成了数量众多的具有相同族源和相近文化的各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