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零五，陶生归国整旬日的夏末。陶生甫一下船，上海滩顶有名的梅二爷即下了邀帖。好在土匪踞在浦西也知礼，做足三请三顾的姿态。玉书新到此地，还未从日本仅差一个小时，却风土民情迥异的眩晕中倒个清明。
他有十足的底气谢绝反复，却仍顾念陶家留在上海的亲眷，三顾时点个头，客客气气差人回了一句：
胃口不同，不必往一处参席。
臂弯里搭着沾了香气的西装外套，玉书吞吐着香烟，不时站上一站，垂神的气态，浑然思索似的。在京都时，他常常与友人这样地伫立街头，瞧上农民抱着一捆麦子走来走去，不知自家的国度几多相近。自由在当时与乌托邦一类，唯有音乐与烟草聊以慰藉。
她是玉书归国后见过最近的一位女士。不仅在她眼下蹲踞脚边式的小兽形态，更于再早几年，陶生与友人躲在乡间柴屋厚厚青苔下狼吞饭团，几乎一模一样的天然欲望：他们珍惜吃食，珍惜自身，在探索广阔异国的粗野百姓之先，已体察生存的艰难。
明治维新之后，隔海的彼岸被匆匆唤醒。天/皇的一切旨意，被自上而下地播撒开去。玉书漂泊过海，摇摇晃晃踏上的陌生泥地，使他一夜之间不由地学会仰视，又在长年累月中能将目光放平。
陶生这几年，烟不离手。买到什么就抽什么，若一时拮据，旱烟卷一样地抽。
陶生不算一个风流人物，但倜傥的男人，很少会不懂风情。和服艺伎的魅力，迷倒领队的教授，劳文斯绅士。他挥洒着钞票，阔气地请手底下这帮黄皮男孩儿进入上等人的销魂窟。洋人当然傲慢，就算没有战/争，白/种/人的高贵悲悯也流淌在他们无可救药的血液中。玉书与他们生活的岁月，像在荒野中行猎，清醒是必要的，而克制与放肆亦须同生共存。这时他尚未思辨出世界居民的定义，只是青年人的自尊、不枉十余年的苦读，要他半是火焰半是冰地走入这座密林。
友人的父亲在城内经营一间地下居酒屋，客人须先走过向下的十二级乌青台阶，拨开粘在门扉间的长面白羽，才听到欢迎归来的问候。津贴耗光、寄信给国内等不来船的日子里，陶生便被友人领去居酒屋做侍应。陶生起初困在后厨的洗碗台，不久后即到前边帮手了。工作，玉书以为，皆是不分高低贵贱。他不必因着私密的怜惜，擅自地置喙于舞女的清晰未来，不过萤火虫在夏尾分外迷人，环绕在他身畔，轻盈地洒下点点星光，饶是玉书自诩心志，也须为这一种天性自觉的流露而赞叹。
鞋尖微微地碾动，在退步中些许地偏转腰身。这一种圆舞曲似的即兴呼应，彻然淌入路灯的薄昧中。陶生想起乡间的百姓，在晚霞散尽时分，往往赤着上身走出，纷纷迈进大缸中泡浴，一整条街因而迅速地相熟。
女性啊，玉书心想，她才几多岁，国人中分明女性更加坚强。这使他不禁顾念起五年里少有音讯的，陶公馆中的小妹，又将发散怎样地青春与热爱。
他便想，近来要抓紧时间搬出陶公馆了。不然梅二爷的舞乐待搅散，更有不好躲的在后面。
天将亮了，终须各奔东西。
只是两岸有了遥遥的牛铃声：新的清晨，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