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壹玖柒《边防典》突厥条上（参《新唐书》贰壹伍上《突厥传》、《唐会要》玖肆北突厥条）云：
及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陵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
《旧唐书》陆柒《李靖传》（参考《新唐书》贰壹伍上《突厥传》、《贞观政要》贰《任贤篇》、《大唐新语》柒《容恕篇》）云：
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王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寅恪案：隋末中国北部羣雄并起，悉奉突厥为大君，李渊一人岂能例外?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唐初事最为实录，而其纪刘文静往突厥求援之本末，尚于高祖称臣一节隐讳不书。逮颉利败亡已后，太宗失喜之余，史臣传录当时语言，始泄露此役之真相。然则隋末唐初之际，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也。但唐太宗仅十年之后，能以屈辱破残之中国一举而覆灭突厥者，固由唐室君臣之发奋自强，遂得臻此，宝亦突厥本身之腐败及回纥之兴起二端有以致之也。兹略引史文，以证明之于下：
《通典》壹玖柒《边防典》突厥上条（参考《旧唐书》壹玖肆上《新唐书》贰壹伍上《突厥传》、《唐会要》玖肆北突厥条等）云：
贞观元年阴山以北薛廷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皆相率叛之，击走其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师又败绩，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突利由是怨憾，内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与颉利有隙，奏请击之。诏秦武通以并州兵马随便接应。三年薛延陀自称可汗于漠北，遣使来贡方物。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贰。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叛之。
《旧唐书》壹玖伍《回纥传》（《新唐书》贰壹柒上《回鹘传》同，又参《旧唐书》壹玖玖下《铁勒传》、《新唐书》壹壹柒下《薛延陀传》、《唐会要》玖陆《薛延陀传》、《通典》壹玖玖《边防典》薛延陀条等）云：
初有特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萨，部落以为贤而立之。初菩萨与薛延陀侵突厥北边，突厥颉利可汗遣子欲谷设率万骑讨之。菩萨领骑五千与战，破之于马鬣山，因逐北至于天山，又追击大破之，俘其部众，回纥由是大振，因率其众附于薛延陀，号菩萨为活颉利发，仍遣使朝贡。菩萨劲勇有胆气，善筹策，每对敌临阵，必身先士卒，以少制众，常以射猎为务，其母乌罗浑主知争讼之事，平反严明，部内齐肃，回纥之盛由菩萨之兴焉。贞观擒降突厥颉利等可汗之后，北虏唯菩萨、薛廷陀为盛。太宗册北突厥莫贺咄为可汗，遣统回纥仆骨同罗思绪阿跌等部，回纥酋帅吐迷度与诸部大破薛延陀多弥可汗，遂并其部曲，奄有其地。
寅恪案：北突厥或东突厥之败亡除与唐为敌外，其主因一为境内之天灾及乱政，二为其它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故授中国以可乘之隙。否则虽以唐太宗之英武，亦未必能致如是之奇迹。斯外族盛衰连环性之一例证也。

《旧唐书》壹玖伍《回纥传》（《新唐书》贰壹柒下《回鹘传》同）云：
开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与特勒（寅恪案：勒当作勤，下同）柴草欲篡萨特可汗。萨特可汗觉，杀柴草及安允合。又有回纥相掘罗勿者，拥兵在外，怨诛柴草、安允合，又杀萨特可汗，以㕎馺特勒为可汗。有将军句录末贺恨掘罗勿，走引黠戛斯，领十万骑破回鹘城，杀㕎馺，斩掘罗勿，烧荡殆尽，回鹘散奔诸蕃。有回鹘鹘相馺职者，拥外甥庞特勒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勒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寅恪案：《通鉴》贰肆陆开成四年末条柴草作柴革。《考异》较《后唐献祖纪年录之语》及《唐会要》玖捌回纥条俱可参考。）
《唐会要》玖捌回纥条云：
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
《新唐书》贰壹柒下《黠戛斯传》略云：
回鹘授其君长阿热为毗伽顿颉斤。回鹘稍衰，阿热即自称可汗。回鹘遣宰相伐之，不胜，孥鬬二十年不解。阿热恃胜肆詈，回鹘不能讨，其将句录莫贺导阿热破杀回鹘可汗，诸特勒（寅恪案：勒亦当作勤）皆溃。
寅恪案：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巨，至文宗之世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然考之史籍，当日中国亦非盛强之时，而能成此攘夷之伟业者，虽以李文饶之才智，恐不易致此，其主因所在，无乃由坚昆之兴起，遂致回纥之灭亡欤?斯又外族盛衰连环性之一例证也。

《新唐书》贰壹陆下《吐蕃传》论云：
唐舆，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唯吐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馘华人，谋夫虓帅环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寅恪案：吐蕃之盛起于贞观之世，至大中时，其部族瓦解衰弱，中国于是收复河湟，西北逐陲稍得安谧。计其终始，约二百年，唐代中国所受外族之患未有若斯之久且剧者也。迨吐蕃衰败之后，其役属之党项别部复兴起焉。此党项部后裔西夏又为中国边患，与北宋相终始。然则吐蕃一族之兴废关系吾国中古史者如是，其事迹兹篇固不能详言，而其盛衰之枢机即与其它外族之连环性，及唐代中央政府肆应之对策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行包围之秘计，旧史虽亦载其概略，惜未有阐发解释者，故不得不于此一论述之也。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见下论高丽事节），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有以致之（亦见下文论高丽事节），而吐蕃之盛强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最大原因。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由是言之，吐蕃一族舆唐之竞争影响甚巨，更不能不为一论述之也。

《新唐书》贰壹陆上《吐蕃传》略云：
是岁（长寿元年）又诏王孝杰（等）击吐蕃，大破其众，更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镇守，议者请废四镇勿有也。崔融献议曰：“太宗文皇帝践汉旧迹，并南山，抵葱岭，剖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时有司无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长鼓右驱，腧高昌，历车师，钞常乐，绝莫贺延碛，以临敦煌。今孝杰一举而取四镇，还先帝旧封，若又弃之，是自毁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镇无守，胡兵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憺南羌，南羌连衡，河西必危。且莫贺延碛袤二千里，无水草，若北接虏，唐兵不可度而北，则伊西北庭安西诸蕃悉亡。”议者乃格。 （开元）十年攻小勃律国，其王没谨忙诒书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曰：“勃律唐西门，失之，则西方诸国皆堕吐蕃。”始勃律王来朝，父事帝（玄宗），还国，置绥速军以捍吐蕃，故岁常战。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国，我假道攻四镇尔。”
同书壹叁伍《高仙芝传》（参《旧唐书》壹佰肆《高仙芝传》、《新唐书》贰贰壹下《西域传•小勃律传》）略云：
小勃律其王为吐蕃所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羁属吐蕃。天宝六载诏仙芝以步骑一万出讨。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还连云堡，与（监军边）令诚俱班师，于是拥林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摄降附。
同书贰贰贰上《南蛮传•南诏传》略云：
时（贞元时）唐兵屯京西朔方，大峙粮，欲南北并攻取故地。然南方转镶稽期，兵不悉集。吐蕃苦唐诏掎角，亦不敢图南诏。（韦）皋令（部将武）免按兵巂州，节级镇守，虽南韶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惩野战数北、乃屯三泸水，遣论妄热诱濒泸诸蛮复城悉摄，悉摄吐蕃险要也。蛮酋潜导南诏与皋部将杜毗罗狙击。（贞元）十七年春夜绝澶，破虏屯，斩五百级。虏保鹿危山，昆罗伏以待。又战，虏大奔。于时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首。
时虏兵三万攻盐州，帝（德宗）以多诈，疑继以大军，诏皋深钞贼鄙，分虏势。皋表：贼精铠多置南屯，今向盐夏，非全军，欲掠河曲党项畜产耳。俄闻虏破麟州，皋督诸将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陇陀和石门，或径神川、纳川，与南诏会。是时回鹘、太原、邠宁、泾原军猎其北，剑南、东川、山南兵震其东，凤翔军当其西，蜀南诏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斩首万级，获铠械十五万，围昆明、维州，不能克，乃班师。振武、灵武兵破虏二万，泾原、凤翔军败虏原州，惟南诏攻其腹心，俘获最多。
《唐会要》壹佰大食条（参《旧唐书》壹玖捌《西戎传•大食传》、《新唐书》贰贰壹下《西域传•大食传》）略云：
又案贾耽《四夷述》云：贞元二年（寅恪案：旧传作“贞元中”，新传作“贞元时”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
寅恪案：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夫中国舆吐蕃既处于外族交互之复杂环境，而非中国与吐蕃一族单纯之关系，故唐室君臣对于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此诸族相互之关系。易言之，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为环攻包围之计。据上引新书《南诏传》，可知贞元十七年之大破吐蕃，乃略收包围环攻之效者。而吐蕃舆中亚及大食之关系，又韦南康以南诏制吐蕃之得策，均可于此传窥见一二也。兹复别引史籍，以为证明于下：
《旧唐书》壹肆拾《韦皋传》（《新唐书》壹伍捌《韦皋传》同）云：
皋以云南蛮条数十万，与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蛮为前锋。（贞元）四年，皋遣判官崔佐时入南诏蛮，说令向化，以离吐蕃之助。
《新唐书》贰贰贰上《南蛮传》略云：
贞元五年，（异牟寻）遗（韦）皋书曰：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请加戍剑南、泾原等州。安西镇守扬兵四临，委回鹘诸国所在侵掠，使吐蕃势分力散，不能为强，此西南隅不烦天兵可以立功云。
《旧唐书》壹贰玖《韩滉传》（《新唐书》壹贰陆《韩休传附滉传》同）云：
时两河罢兵，中土宁乂。况上言：“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已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近岁已来，兵众寖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聚，束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五六万而已。国家第令三数良将长驱十万众，于凉、鄯、洮、渭并修坚城，各置二万人，足当守御主要，臣请以当道（寅恪案：《旧唐书》壹贰《德宗纪上》贞元元年七月丙午，两浙节度使韩滉检校尚书左仆射江淮转运使）所贮赋为馈运之资，以充三年之费，然后营田积粟，且耕且战，收复河陇二十余州，可翘足而待也。“上（德宗）甚纳其言。滉之入朝也（寅恪案：《旧唐书》壹贰《德宗纪上》贞元二年十一月两浙节度使韩滉来朝），路由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任边事。玄佐纳其赂，因许之。及来觐，上访问焉，初颇禀命，及滉以疾归第，玄佐意怠，遂辞边任，盛陈犬戎未衰，不可轻进。贞元三年二月滉以疾薨，遂寝其事。
同书同卷《张延赏传》（《新唐书》壹贰柒《张嘉贞传附延赏传》同）云：
（延赏）请减官员，收其俸禄，资幕职战士，俾刘玄佐收复河湟，军用不乏矣。上（德宗）然之。初韩滉入朝，至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委边任，玄佐亦欲自效，初禀命，及滉卒，玄佐以疾辞，上遣中官劳问，卧以受命。延赏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辞不行。
时抱真判官陈昙奏事京师，延赏俾昙劝抱真，竟拒绝之。盖以延赏挟怨罢李晟兵柄，由是武臣不附。
《通鉴》贰叁贰贞元三年七月条略云：
（李）泌曰：“臣能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上（德宗）曰：”计将安出? ”对曰：“臣未敢言之。”上固问，不对。意欲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知上素恨回纥，故不肯言。
同书贰叁叁贞元三年九月条略云：
（李泌）对曰：“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上（德宗）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泌曰：“臣固知此，所以不敢早言。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上曰：“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寅恪案：德宗、韦皋、韩滉、李泌等皆欲施用或略已实行包围环攻吐蕃之政策，若非当日唐室君主及将相大臣深知诸外族相互之关系，不能致此，而李长源之论尤为明畅。《通鉴》所载当采自《邺侯家传》。李繁着书虽多夸大溢美之语（如刘玄佐之入朝，实出韩滉之劝促，而《邺侯家传》则归功于李泌，司马君实谓之掠美，即是其例也。见《通鉴考异》贞元二年七月条），然校以同时关系诸史料，知其所述包环吐蕃之策要为有所依据，不尽属浮词也。

前言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之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然则吐蕃虽舆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今述吐蕃事竟，即续论高丽者，亦为此连环之关系，不独叙述次第之便利也。
隋炀帝承文帝统一富盛之后，唐太宗藉内安外攘之威，倾中夏全国之力，以攻高丽，终于退败。炀帝竟坐是覆其宗社，而太宗亦遗恨无穷。自来史家于此既鲜卓识之议论，而唐高宗之所以暂得旋失之故复无一贯可通之解释。鄙意高丽问题除前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外，尚别具天时、地理、人事三因素，与其它外族更有不同。其关于唐以前及以后之史事者，以非本篇范围，不能涉及。因仅就唐代用兵高丽之本末，推论此三因素之关系，以明中国在唐以前经营东北成败利钝所以然之故，治史之君子傥亦有取于是欤?
唐承宇文氏“关中本位政策”，其武力重心即府兵偏置于西北一隅，去东北方之高丽甚远。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其雨季在旧历六七月间，而旧历八九月至二三月又为寒冻之时期。故以关中辽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糇粮之输运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唐以前中国对辽东、高丽进攻之策略为速战速决者，其主因实在此。若由海道以取高丽，则其邻国百济、新罗为形势所关之地，于不善长海战之华夏民族尤非先得百济，以为根据，难以经略高丽。而百济又与新罗关系密切，故百济、新罗之盛衰直接影响于中国与高丽之争竞。唐代之中国连结新罗，制服百济，藉以攻克高丽，而国力分于西北吐蕃之劲敌，终亦不能自有，转以为新罗强大之资，此实当日所不及料，因成为后来数百年世局转捩之枢纽者也。关于高丽问题，兹引史籍以供释证，而此事于时日先后之记载最为重要，故节录《通鉴》所纪唐太宗伐高丽之役于下，藉作一例。其以干支记日者悉注明数字及月建大小尽，庶几读者于时间之长短获一明确印象。并略增删胡注之文，附载陆路行军出入辽东所经重要城邑距长安洛阳之远近，读者若取时日与道里综合推计，则不仅此役行军运粮之困难得知实状，而于国史中唐前之东北问题亦可具一正确之概念也。

《新唐书》贰贰拾《东夷传•高丽传》（参《旧唐书》壹玖玖上《东夷传•高丽传》、《唐会要》玖伍高句丽条）略云：
（泉）盖苏文死，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与弟男建、男产相怨。男生据园内城，遣子献诚入朝求救，盖苏文弟亦请割地降。（干封元年）九月（庞）同善破高丽兵，男生率师来会。以李绩为东道行军大总管，转燕赵食廥辽东。明年绩次新城，城人缚戍酋出降，绩进拔城十有六。郭待封以舟师济海趋平壤。三年（是岁改元总章）绩率（薛）仁贵拔扶余城，它城三十皆纳款。侍御史贾言忠计事还，帝（高宗）问：“军中云何?”对曰：“必克。先帝（太宗）问罪所以不得志者，虏未有邅也。今男生兄弟阋很，为我乡导，虏之情伪我尽知之，故曰必克。”男建以兵五万袭扶余，绩破之萨贺水上，进拔大行城，契芯何力会绩军于鸭绿水上，拔辱夷城，悉师园平壤。九月绩纵兵噪而入（城），执（高丽王高）藏男建等，收凡五部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剖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后复置安东都护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总章二年大长钳（钳《通鉴》壹佰壹咸享元年条作剑）牟岑率来反，立藏外孙安舜为王。诏高偘（等）讨之，舜杀钳牟岑，走新罗。偘徙都护府治辽东州。仪凤二年授藏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还辽东，以安余民。徙安东都护府于新城。藏以永淳初死，旧城往往入新罗，遗人散奔突厥靺鞨。
《旧唐书》壹玖玖上《东夷传•新罗传》（参《新唐书》贰贰拾上《东夷传•新罗传》、《唐会要》玖伍新罗条）略云：
太宗将亲伐高丽，诏新罗纂集士马，应接大军。新罗遣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贞观）二十一年（新罗王金）善德卒，立其妹真德为王。永徽元年真德大破百济之隶。三年真德卒，以春秋嗣立为新罗王。六年百济与高丽、靺鞨率兵侵其北界，攻陷三十余城，春秋遣使上表求救。显庆五年命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熊津道大总管，统水陆十万，仍令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与定方讨平百济，俘其王扶余义慈献于阙下。龙朔元年法敏袭王。咸亨五年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帝（高宗）怒，以其弟仁问为新罗王，自京师归国，诏刘仁轨（等）发兵穷讨，破其众于七重城。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谢罪，仁问乃还（自“龙朔元年”至“仁问乃还”一节为新传之文）。自是新罗渐有高丽、百济之地，其界益大，西至于海。
《唐会要》玖伍百济条（参考《旧唐书》壹玖玖上《新唐书》贰贰拾《百济传》）略云：
百济者乃扶余之别种，当马韩之故地，大海之北，小海之南，东北至新罗，西至越州，南渡海至倭国，与新罗为仇雠。贞观十六年与高丽通和，以绝新罗入朝之道。太宗亲征高丽，百济怀二，数年之间朝贡遂绝。显庆五年八月十三日左卫大将军苏定方讨平之，虏其王义慈及太子崇将校五十八人送于京师。其国分为五部，统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至是以其地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县令，合左卫郎将王文度为都统，总兵以镇之。（旧将）福信与浮屠道琛反，迎故王子扶余丰于倭，立为王。龙朔元年（刘）仁轨发新罗兵往救，二年（刘）仁愿遣刘仁轨破（其众），丰走，不知所在，诸城皆复。帝（高宗）以扶余隆为熊津都督，俾归国，平新罗旧憾，招还遣人。麟德二年与新罗王会熊津，刑白马以盟，仁愿等还，隆畏象携散，亦归京师。（自“福信与浮屠道琛反”至“亦归京师”一节为新传之文。）
《新唐书》贰壹陆上《吐蕃传》（参《旧唐书》壹玖陆上《吐蕃传》及《旧唐书》捌叁《新唐书》壹壹壹《薛仁贵传》）略云：
自是岁入边，破有诸羌羁縻十二州。总章中，议徙吐谷浑于凉州，傍南山。帝（高宗）刈吐蕃之入，召宰相等议，先击吐蕃，议不决，亦不克徙。咸亨元年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诏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副之，出讨吐蕃，并护吐谷浑还国，师凡十余万，至大非川，为钦陵所拒，王师败绩，遂灭吐谷浑，而有其地。
寅恪案：高丽时代高宗获胜之重要原因在乘高丽之内乱及据新罗、百济之形势。然既得其国，而终不能有，则以吐蕃炽盛，西北危急，更无余力经营东北。观其徙新克高丽胜将薛仁贵以讨吐蕃，而致大败之事可知也。自此以后，高丽废而新罗、渤海兴，唐室对于东北遂消极采退守维持现状之政策。惟大同江以南之地实际虽不能有，而名义尚欲保留，及至玄宗开元全盛之时，即此虚名亦予放弃，斯诚可谓唐代对外之一大事。

《册府元龟》玖柒壹《外臣部朝贡门》云：
（开元二十四年）六月，新罗王金兴光遣使献表曰：“伏奉恩勑：浿江已南宜令新罗安置！臣生居海裔，沬化圣朝，虽丹素为心，而功无可效，以忠正为事，而劳不足赏。陛下降雨露之恩，发日月之诏，锡臣土境，广臣邑居，遂使垦辟有期，农桑得所，臣奉丝纶之旨荣宠之深，粉骨糜身，无由上答。”
南诏与其它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观前引关于吐蕃诸条，其概略已可推知。吐蕃之国势自贞元时开始衰弱，文宗以后愈见不振，中国自韦皋帅蜀，定与南诏合攻吐蕃之策，南诏屡得胜利，而中国未能增强，大和三年南诏遂陷邛、戎、嶲三州，入掠成都（见《旧唐书》壹玖柒《新唐书》贰贰贰中《南蛮传•南诏传》，及《旧唐书》壹玖叁《杜元颖传》、《新唐书》玖陆《杜如晦传附元颖传》），西川大困。《通鉴》贰肆玖大中十二年六月条略云：
初安南都护李琢为政贪暴，羣蛮怨怒，导南诏侵盗边境，自是安南始有蛮患。
同书同卷大中十三年末条略云：
初，韦皋在西川开青溪道以通羣蛮，使由蜀入贡。又选羣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慰悦羁縻之。如是五十年，羣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廪给。又蛮使入贡，利于赐与，所从策人浸多，杜悰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南诏丰佑怒，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会宣宗崩，中使告哀，丰佑亦卒，子酋龙立，礼遇（使者）甚薄。上（懿宗）以酋龙不遣使来告丧．又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酋龙乃自称皇帝，遣兵陷播州。
胡注云：
为南诏攻蜀攻交趾张本。
然则，宣宗末世南诏始大为边患。其强盛之原因则缘吐蕃及中国既衰，其邻接诸国俱无力足与为敌之故，此所谓外族盛衰连环性也。至中国内政所受之影响直关唐室之覆亡，不仅边境之患而已，当别于后述之，兹暂不涉及。又凡唐代中国与外族之关系今已论其重要者，其余虽从略，然可以前所言之义例推之也。

中国无论何代，即当坚持闭关政策之时，而实际终难免不与其它民族接触，李唐一代其与外族和平及战争互相接触之频烦，尤甚于以前诸朝，故其所受外族影响之深且巨，自不待言。但关于宗教文化者，固非今所论之范围，即直接有关内部政治者，亦只能举二一大事，以为例证，未遑详尽论述之也。

《邺侯家传》论府兵废止之原因，其一为长期兵役，取刘仁轨任洮河镇守使为例证（见《玉海》壹叁捌《兵制》叁所引，《通鉴》贰叁贰贞元二年八月条亦采自《邺侯家传》也）。盖唐代府兵之制其特异于西魏、北周之时期者，实在设置军府地域内兵农之合一。吐蕃强盛之长久，为舆唐代接触诸外族之所不及，其疆土又延包中国西北之边境，故不能不有长期久戍之“长征健儿”，而非从事农业之更番卫士所得胜任。然则《邺侯家传》所述诚可谓一语破的，此吐蕃之强盛所给予唐代中国内政上最大之影响也。（关于府兵制前期问题，详见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兹可不论，惟唐代府兵为兵农合一制一点，恐读者尚持叶水心兵农分离说而不之信，请略举一二例证，以祛其疑焉。 一为《通典》陆《食货典》赋税下载唐高宗龙朔三年七月制“卫士八等已下每年放还，令出军，仍免庸调”，此制之前载（高祖武德）九年三月诏“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之文。故可据以推定龙朔三年七月制中“八等”之“等”乃指户籍等第而言，然则此制与其初期仅籍六等以上豪户者不同，即此制已推广普及于设置军府地域内全部人民之确证也。二为戈本《贞观政要》贰《直谏类》贞观三年诏关中租税免二年条（参《唐会要》捌伍《团貌杂录》条及《魏郑公谏录》）略云：
右仆射封德彝等并欲中男十八已上简点入军，勑三四出。 （魏）征奏以为不可。太宗怒，乃出勑：“中男已上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征又不从。太宗曰：“中男若实小，自不点入军，若实大，亦可简取。”征曰：“若次男已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若精简壮健，人百其勇，何必在多?”
《通鉴》壹玖贰武德九年十二月亦载此事，胡注云：
唐制民年十六为中男，十八始成丁，二十一为丁，充力役。
据魏征“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之语推之，则当日人民未充卫士时亦须担负租赋杂徭之义务，是一人之身兼充兵务农之二业也，岂非唐代府兵制兵农合一之明证乎?（斯事今不能详论，仅略述大意，附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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