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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中国，乙肝是导致死亡的第二大疾病，仅次于烟草。合同签署合之时，中国卫生部一位负责人说：“我们选择同意这项（技术转让）合同而不是开发自己的生产技术，是因为我们迫切需要缩短生产时间。”
从1990年5月开始，来自北京和深圳两家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先后到美国默克公司，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购买测试设备、接受培训；设备运回中国后，默克派遣工程师到中国帮助建厂，在中国成功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乙肝疫苗后，默克公司完全退出，现在它们完全是中国的工厂。
1992年，作为国家计划免疫项目的一部分，中国卫生部建议所有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2002年，乙肝疫苗被纳入中国国家扩大免疫规划（Expanded Programmeon Immunization EPI）。
1993年10月，中国生产出第一批重组乙肝疫苗，第一批接受中国生产乙肝疫苗的新生儿，如今已经25岁，他们的孩子在出生时也会接种乙肝疫苗。
以当时中国统计数据——每年2000万新生儿——计算，1993-2018年间，中国至少有5亿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然而，他们也许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能接种这种疫苗的缘由，因为这一事实从未出现在中国的公共媒体上。
2019年9月，是默克公司和中国签署转让重组乙肝疫苗技术合同30周年纪念，也是罗伊·瓦杰洛斯先生90岁诞辰，为了感谢并铭记罗伊·瓦杰洛斯和默克公司对中国人民的贡献，《知识分子》特派专栏作者，于2017年12月圣诞节前夕，在美国纽约中央公园旁一座住宅大厦的图书室，采访瓦杰洛斯先生，回顾这一历史事件，以及他在其中作出的卓越贡献。
从1990年5月开始，来自北京和深圳两家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先后到美国默克公司，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购买测试设备、接受培训；设备运回中国后，默克派遣工程师到中国帮助建厂，在中国成功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乙肝疫苗后，默克公司完全退出，现在它们完全是中国的工厂。
1992年，作为国家计划免疫项目的一部分，中国卫生部建议所有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2002年，乙肝疫苗被纳入中国国家扩大免疫规划（Expanded Programmeon Immunization EPI）。
1993年10月，中国生产出第一批重组乙肝疫苗，第一批接受中国生产乙肝疫苗的新生儿，如今已经25岁，他们的孩子在出生时也会接种乙肝疫苗。
以当时中国统计数据——每年2000万新生儿——计算，1993-2018年间，中国至少有5亿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然而，他们也许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能接种这种疫苗的缘由，因为这一事实从未出现在中国的公共媒体上。
2019年9月，是默克公司和中国签署转让重组乙肝疫苗技术合同30周年纪念，也是罗伊·瓦杰洛斯先生90岁诞辰，为了感谢并铭记罗伊·瓦杰洛斯和默克公司对中国人民的贡献，《知识分子》特派专栏作者，于2017年12月圣诞节前夕，在美国纽约中央公园旁一座住宅大厦的图书室，采访瓦杰洛斯先生，回顾这一历史事件，以及他在其中作出的卓越贡献。
罗伊·瓦杰洛斯1929年月10月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希腊移民家庭；1954年，25岁的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工作十年；1975年初，应默克公司邀请，他辞去伊利诺依华盛顿大学生物化学系主任职务，出任默克研究开发部副主任，一年后升为研发部主任。
从1975到1986年，从血源性乙肝疫苗到重组乙肝疫苗，十年间，瓦杰洛斯博士领导了这种疫苗一波三折的研发历程，最终上市。
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是一种由乙肝病毒（hepatitis Bvirus HBV）导致的传染性疾病，可引发慢性或急性肝脏炎症，是人类面临的一大严峻健康问题。据估计，全球每三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人可能感染乙肝病毒。
乙肝的感染途径主要是血液和体液，在乙肝流行地区，母婴传染和儿童时期接触传染为主要感染途径。虽然大部分慢性乙肝患者感染初期没有症状不发病，却有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在生产过程中被母亲传染的婴儿，90%以上会成为慢性乙肝患者，而5岁后才感染的儿童，长大后只有不到10%会成为慢性乙肝患者。因此，对新生儿和儿童进行乙肝疫苗接种，是预防这种疾病的重要措施。
人类研制乙肝疫苗之路始于1963年。这一年，美国医生、遗传学家巴鲁克·塞缪尔·布隆伯格（Baruch Samuel Blumberg，1925.7.28－2011.4.5）在一位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血浆中发现了一种抗原，他将之命名为“澳大利亚抗原”；1966年底，他和合作者发表论文，提出“澳大利亚抗原”与急性病毒性肝炎之间有密切关系；1968年，病毒学家阿尔弗雷德·普林斯（Alfred Prince）发现这个抗原是乙肝病毒的蛋白。1976年，布隆伯格因发现乙肝病毒抗原（HBsAg）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70年代初，布隆伯格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乙肝病毒（HB）检测试剂盒，并与默克制药公司合作研究疫苗。默克公司的病毒学家莫里斯·拉尔夫·西勒曼（Maurice Ralph Hilleman 1919.8.30-2005.4.11）领导了乙肝疫苗的研发项目。
西勒曼是一位成果卓越的疫苗专家，他1957年加入默克公司，任公司研发中心病毒和细胞生物部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默克成功地研制了一系列的疫苗，包括流感疫苗、麻腮风三联疫苗等。1970年代末，经过多年的努力，西勒曼团队从感染乙肝病毒的患者血浆中，提取出一种表面抗原颗粒，胜利在望。但此时，默克公司面临是否继续投资疫苗研制的抉择。
1970年代，尽管联邦政府出资购买临床用疫苗，并启动对付如小儿**症等特定疾病的大规模战役，但极少有人注意到此时美国几家主要的疫苗生产厂家已退出这一领域，部分是出于责任问题。疫苗由健康人群接种，极少数人会出现可预测的副作用，但是，当这种副作用出现在孩子身上时，结果则是灾难性的；而且，政府购买，厂家利润非常低。因此，几家制药公司中止了疫苗的研制和生产，选择投资新药的研发。
默克公司时任总裁约翰·霍兰（John J. Horan，1921-2011）面临艰难选择。在公司管理层会议上，一方面是规划部门提交的疫苗投资与收益报告，一方面是研发部负责人瓦杰洛斯坚持研究疫苗的决定，他强调默克历来因承担社会责任而倍受敬重，作为美国主要的疫苗创新者和生产者，公司有责任也有能力继续履行职责，并在此过程中努力为企业赢利，他说：“预防医学是最好的医学，这是默克应该做的事。”
霍兰总裁同意了瓦杰洛斯的意见，决定继续乙肝疫苗的研究。1981年，默克公司研制的血源性乙肝疫苗（Heptavax-B）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上市。
在美国科学家研究乙肝疫苗的同时，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在攻关乙肝疫苗。
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生化研究室主任陶其敏（1931.10-2017.11），从1972年开始从事肝炎研究实验，她率先在国内纯化了乙肝病毒核心抗原。1975年7月1日，中国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研究成功，但是当时中国不具备疫苗敏感性和安全性试验条件，她便自己接种了第一支乙肝疫苗；1978年10月，北京医科大学肝病研究室成立，陶其敏任主任。
为了遏制乙肝的传播，中国政府在1981～1985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将血源性乙肝疫苗的研制及中间试验列为国家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员赵铠承担了重任，他带领团队着手研制血源性乙肝疫苗的大规模生产工艺。1985年，他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国家鉴定并推广使用。
1986年，血源性乙肝疫苗在中国获得批准，但只能小规模生产。
成功的喜悦刚刚降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流行病席卷美国，血源性乙肝疫苗被卷入风暴中心。
从1975到1986年，从血源性乙肝疫苗到重组乙肝疫苗，十年间，瓦杰洛斯博士领导了这种疫苗一波三折的研发历程，最终上市。
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是一种由乙肝病毒（hepatitis Bvirus HBV）导致的传染性疾病，可引发慢性或急性肝脏炎症，是人类面临的一大严峻健康问题。据估计，全球每三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人可能感染乙肝病毒。
乙肝的感染途径主要是血液和体液，在乙肝流行地区，母婴传染和儿童时期接触传染为主要感染途径。虽然大部分慢性乙肝患者感染初期没有症状不发病，却有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在生产过程中被母亲传染的婴儿，90%以上会成为慢性乙肝患者，而5岁后才感染的儿童，长大后只有不到10%会成为慢性乙肝患者。因此，对新生儿和儿童进行乙肝疫苗接种，是预防这种疾病的重要措施。
人类研制乙肝疫苗之路始于1963年。这一年，美国医生、遗传学家巴鲁克·塞缪尔·布隆伯格（Baruch Samuel Blumberg，1925.7.28－2011.4.5）在一位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血浆中发现了一种抗原，他将之命名为“澳大利亚抗原”；1966年底，他和合作者发表论文，提出“澳大利亚抗原”与急性病毒性肝炎之间有密切关系；1968年，病毒学家阿尔弗雷德·普林斯（Alfred Prince）发现这个抗原是乙肝病毒的蛋白。1976年，布隆伯格因发现乙肝病毒抗原（HBsAg）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70年代初，布隆伯格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乙肝病毒（HB）检测试剂盒，并与默克制药公司合作研究疫苗。默克公司的病毒学家莫里斯·拉尔夫·西勒曼（Maurice Ralph Hilleman 1919.8.30-2005.4.11）领导了乙肝疫苗的研发项目。
西勒曼是一位成果卓越的疫苗专家，他1957年加入默克公司，任公司研发中心病毒和细胞生物部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默克成功地研制了一系列的疫苗，包括流感疫苗、麻腮风三联疫苗等。1970年代末，经过多年的努力，西勒曼团队从感染乙肝病毒的患者血浆中，提取出一种表面抗原颗粒，胜利在望。但此时，默克公司面临是否继续投资疫苗研制的抉择。
1970年代，尽管联邦政府出资购买临床用疫苗，并启动对付如小儿**症等特定疾病的大规模战役，但极少有人注意到此时美国几家主要的疫苗生产厂家已退出这一领域，部分是出于责任问题。疫苗由健康人群接种，极少数人会出现可预测的副作用，但是，当这种副作用出现在孩子身上时，结果则是灾难性的；而且，政府购买，厂家利润非常低。因此，几家制药公司中止了疫苗的研制和生产，选择投资新药的研发。
默克公司时任总裁约翰·霍兰（John J. Horan，1921-2011）面临艰难选择。在公司管理层会议上，一方面是规划部门提交的疫苗投资与收益报告，一方面是研发部负责人瓦杰洛斯坚持研究疫苗的决定，他强调默克历来因承担社会责任而倍受敬重，作为美国主要的疫苗创新者和生产者，公司有责任也有能力继续履行职责，并在此过程中努力为企业赢利，他说：“预防医学是最好的医学，这是默克应该做的事。”
霍兰总裁同意了瓦杰洛斯的意见，决定继续乙肝疫苗的研究。1981年，默克公司研制的血源性乙肝疫苗（Heptavax-B）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上市。
在美国科学家研究乙肝疫苗的同时，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在攻关乙肝疫苗。
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生化研究室主任陶其敏（1931.10-2017.11），从1972年开始从事肝炎研究实验，她率先在国内纯化了乙肝病毒核心抗原。1975年7月1日，中国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研究成功，但是当时中国不具备疫苗敏感性和安全性试验条件，她便自己接种了第一支乙肝疫苗；1978年10月，北京医科大学肝病研究室成立，陶其敏任主任。
为了遏制乙肝的传播，中国政府在1981～1985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将血源性乙肝疫苗的研制及中间试验列为国家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员赵铠承担了重任，他带领团队着手研制血源性乙肝疫苗的大规模生产工艺。1985年，他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国家鉴定并推广使用。
1986年，血源性乙肝疫苗在中国获得批准，但只能小规模生产。
成功的喜悦刚刚降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流行病席卷美国，血源性乙肝疫苗被卷入风暴中心。
1980年初，当默克公司宣布生产出第一个乙肝疫苗时，艾滋病悄然侵袭美国。那时，没有人了解这种新疾病，但医生和患者很快开始怀疑血源性疫苗，乙肝疫苗首当其冲。
默克公司研制的乙肝疫苗取自慢性乙肝患者，这类患者中的许多人是同性恋者或静脉药物注射者，在美国，这是携带HIV病毒的两类高风险人群，那时候由HIV导致的艾滋病几乎等同于死亡。
罗伊·瓦杰洛斯说：“尽管默克公司的纯化过程确保疫苗中没有活性病毒，但仍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说服公众接种这种危害性微乎其微的疫苗。我们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当时，西勒曼已接近退休年龄，一个相对容易的办法是让他的乙肝疫苗研究项目也随之衰减，直到公司关闭疫苗项目，但瓦杰洛斯决心坚持推进疫苗研究。
瓦杰洛斯在默克公司之外寻求帮助，他找到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学家WILLIAM J. RUTTER（1928-）。Rutter是重组DNA技术的权威，当两人谈到默克公司的乙肝疫苗时，Rutter立即提议可以用重组技术为默克公司研制人用胰岛素。但瓦杰洛斯坚持乙肝疫苗研究，他解释说，“我们现在是从被感染者的血浆中分离乙肝表面抗源，这样做的潜在风险很大，因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被感染，而且公众也对任何血源性疫苗持怀疑态度。但是，如果我们在一种安全的有机体中生产这种抗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Rutter同意用大肠杆菌来“产生”或“表达”乙肝表面抗原，双方建立了合作关系。经过一番努力，Rutter在大肠杆菌中成功表达出了乙肝表面抗原，但新抗原却与自然表达的抗原略有差异。他们再次寻找新方法。
他们找到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Ben Hall，一位杰出的酵母遗传学家。Rutter和Hall开始合作，将乙肝表面抗原基因团置入酵母。这一次，他们真正成功了，酵母细胞所表达出的活性，能激发出制造疫苗所需要的免疫反应。
1986年，默克公司研制的人类第一支基因工程疫苗——重组rDNA乙肝疫苗获FDA批准上市，商标号为Recombivax HB。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重组乙肝疫苗，成本价格比血源性疫苗低，携带乙肝表面抗原的母亲所生下的新生儿，83～95%在接种后会受到保护。这一年，瓦杰洛斯已经成为默克公司的总裁、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主席。
在这一时间段，中国同时启动了三个乙肝疫苗研制项目：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研发、重组CHO细胞表达的乙肝表面抗原研发、重组痘苗病毒乙肝疫苗的研发。但第一个项目因主要研发人员出国而中断，第二、三个项目虽然成功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但尚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作为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赵铠在领导疫苗研究的同时，紧跟世界疫苗研究前沿。他向卫生当局建议，引进世界最先进的乙肝疫苗生产线是当务之急。
默克公司研制的乙肝疫苗取自慢性乙肝患者，这类患者中的许多人是同性恋者或静脉药物注射者，在美国，这是携带HIV病毒的两类高风险人群，那时候由HIV导致的艾滋病几乎等同于死亡。
罗伊·瓦杰洛斯说：“尽管默克公司的纯化过程确保疫苗中没有活性病毒，但仍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说服公众接种这种危害性微乎其微的疫苗。我们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当时，西勒曼已接近退休年龄，一个相对容易的办法是让他的乙肝疫苗研究项目也随之衰减，直到公司关闭疫苗项目，但瓦杰洛斯决心坚持推进疫苗研究。
瓦杰洛斯在默克公司之外寻求帮助，他找到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学家WILLIAM J. RUTTER（1928-）。Rutter是重组DNA技术的权威，当两人谈到默克公司的乙肝疫苗时，Rutter立即提议可以用重组技术为默克公司研制人用胰岛素。但瓦杰洛斯坚持乙肝疫苗研究，他解释说，“我们现在是从被感染者的血浆中分离乙肝表面抗源，这样做的潜在风险很大，因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被感染，而且公众也对任何血源性疫苗持怀疑态度。但是，如果我们在一种安全的有机体中生产这种抗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Rutter同意用大肠杆菌来“产生”或“表达”乙肝表面抗原，双方建立了合作关系。经过一番努力，Rutter在大肠杆菌中成功表达出了乙肝表面抗原，但新抗原却与自然表达的抗原略有差异。他们再次寻找新方法。
他们找到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Ben Hall，一位杰出的酵母遗传学家。Rutter和Hall开始合作，将乙肝表面抗原基因团置入酵母。这一次，他们真正成功了，酵母细胞所表达出的活性，能激发出制造疫苗所需要的免疫反应。
1986年，默克公司研制的人类第一支基因工程疫苗——重组rDNA乙肝疫苗获FDA批准上市，商标号为Recombivax HB。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重组乙肝疫苗，成本价格比血源性疫苗低，携带乙肝表面抗原的母亲所生下的新生儿，83～95%在接种后会受到保护。这一年，瓦杰洛斯已经成为默克公司的总裁、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主席。
在这一时间段，中国同时启动了三个乙肝疫苗研制项目：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研发、重组CHO细胞表达的乙肝表面抗原研发、重组痘苗病毒乙肝疫苗的研发。但第一个项目因主要研发人员出国而中断，第二、三个项目虽然成功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但尚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作为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赵铠在领导疫苗研究的同时，紧跟世界疫苗研究前沿。他向卫生当局建议，引进世界最先进的乙肝疫苗生产线是当务之急。
2006年，中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进行了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血浆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这类疾病的发生率相对较低。新发现显示：疫苗接种覆盖率在青少年中的比例较高，因此（乙肝）表面抗原在这类人群中的发生率更低。与1992年的研究对比，1岁以上幼儿的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为10%左右，现在，整个人群的携带率下降至7.18%，发生在15岁以下人群中的携带率下降最多，表明接种乙肝疫苗的重要性。
合同签署后，1990年初，培训工作开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美国，从1990年5月至1992年3月，19位中方工程师、质量检验科学家、生产监督人员先后到美国默克公司，进行设计、安装、测试、生产培训；第二阶段，在中国，从1992年9月至1993年8月，默克工作人员先后到中国北京和深圳，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一起装配设备、试生产、检验产品质量，并取得成功。
合同签署后，1990年初，培训工作开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美国，从1990年5月至1992年3月，19位中方工程师、质量检验科学家、生产监督人员先后到美国默克公司，进行设计、安装、测试、生产培训；第二阶段，在中国，从1992年9月至1993年8月，默克工作人员先后到中国北京和深圳，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一起装配设备、试生产、检验产品质量，并取得成功。
多年后，瓦杰洛斯先生在纽约回忆起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美国的培训经历。他说：“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远离家庭在陌生的地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手机，他们每周七天三班倒，每组4人，非常辛苦，他们勤奋、勇敢、富于奉献精神。”
默克公司和员工给予中国同行以极大的帮助。王大雄是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前工程师、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他说：“默克公司为我们准备了许多文件，涵盖这项技术的每一个细节，描述了设备模式、标准和规范。这些文件至今仍然指导我们的疫苗生产。”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公司工程师李彤说：“在默克公司学习的一年半时间内，我们绝大多数时间是和美国的团队在一起。我们真诚感激他们的帮助，他们将所知道的一切与我们分享。我们获得许可在任何时间进入他们的实验室，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我们与所有的美方工人和技术人员都很熟悉。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从对这种疫苗的一无所知，成长为专业工程师。这是我最珍贵的记忆之一。”
汪恩浩是深圳康泰前项目负责人，他说：“默克非常照顾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的孤独，没有亲人或朋友，每个周末，默克的工程师们轮流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他们带我们参加聚会、晚餐和体育活动，教我们玩象棋，让我们感觉愉快。这个实验室在郊外，开车到城里要一个小时，我们没有车，生活在郊区，真是很隔离。”
在纽约的访谈中，瓦杰洛斯手持公司报表，仔细回顾重组乙肝疫苗技术转让中国后的成就：来自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乙肝疫苗的接种率，在1992年为30%左右，2005年，这一数值已经升至90%；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82%的中国新生儿在出生后48小时内，及时接种了乙肝疫苗；接种疫苗后，中国5岁以下儿童的乙肝表面抗原感染率降低了90%；15岁以下的儿童中，预防了约1600～2000万例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预防了280万～350万人死于肝癌；乙肝疫苗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免疫计划的一部分，由政府承担费用。
“为什么要样做？因为中国需要它，这件事的意义是，现在这两家工厂的疫苗生产能力足够为中国孩子接种，限制了这种疾病在中国的流行。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赢利，但我们控制了疾病的流行。我曾经是一名医生，我非常愿意看到自己能预防某种疾病，这也是默克和其它公司研制疫苗的动力。”
黑克公司的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有6家乙肝疫苗生产工厂，北京和深圳的两家工厂的产量占中国乙肝疫苗产量的65%。正如瓦杰洛斯所言：50年后，乙肝将在中国被根除。
默克公司和员工给予中国同行以极大的帮助。王大雄是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前工程师、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他说：“默克公司为我们准备了许多文件，涵盖这项技术的每一个细节，描述了设备模式、标准和规范。这些文件至今仍然指导我们的疫苗生产。”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公司工程师李彤说：“在默克公司学习的一年半时间内，我们绝大多数时间是和美国的团队在一起。我们真诚感激他们的帮助，他们将所知道的一切与我们分享。我们获得许可在任何时间进入他们的实验室，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我们与所有的美方工人和技术人员都很熟悉。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从对这种疫苗的一无所知，成长为专业工程师。这是我最珍贵的记忆之一。”
汪恩浩是深圳康泰前项目负责人，他说：“默克非常照顾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的孤独，没有亲人或朋友，每个周末，默克的工程师们轮流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他们带我们参加聚会、晚餐和体育活动，教我们玩象棋，让我们感觉愉快。这个实验室在郊外，开车到城里要一个小时，我们没有车，生活在郊区，真是很隔离。”
在纽约的访谈中，瓦杰洛斯手持公司报表，仔细回顾重组乙肝疫苗技术转让中国后的成就：来自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乙肝疫苗的接种率，在1992年为30%左右，2005年，这一数值已经升至90%；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82%的中国新生儿在出生后48小时内，及时接种了乙肝疫苗；接种疫苗后，中国5岁以下儿童的乙肝表面抗原感染率降低了90%；15岁以下的儿童中，预防了约1600～2000万例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预防了280万～350万人死于肝癌；乙肝疫苗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免疫计划的一部分，由政府承担费用。
“为什么要样做？因为中国需要它，这件事的意义是，现在这两家工厂的疫苗生产能力足够为中国孩子接种，限制了这种疾病在中国的流行。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赢利，但我们控制了疾病的流行。我曾经是一名医生，我非常愿意看到自己能预防某种疾病，这也是默克和其它公司研制疫苗的动力。”
黑克公司的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有6家乙肝疫苗生产工厂，北京和深圳的两家工厂的产量占中国乙肝疫苗产量的65%。正如瓦杰洛斯所言：50年后，乙肝将在中国被根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