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微博转过来的，看了我热泪盈眶的。 想到世界这么大，有那么多小人物都在艰辛的活着、我们不妨看看他们的生活，对比一下我们自己。

蒋贵英今年八十一岁，她忽然觉得，这辈子活得有点累。
前段时间，她花了12块钱，这是她两三天的收入，找人算了一命。
两个问题，为啥活着这么累？还要累多久？
蒋贵英五姊妹，她排老四，死得剩她一个了，偶尔也会有些孤单。
算命的翻来覆去，总结成一句话，人各有命。

“口袋婆婆”进城记
19年前，蒋贵英62岁，从资阳老家回到成都，提了一个竹编菜篮。
篮子里盛着一个男婴，是她刚满月的外孙唐郑。
唐郑体弱，出生只有3斤，3天没哭出声。医生说，多半带不活了。但蒋贵英不信。
唐是父姓，郑是母姓，取这个名，意思是让他将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父母。
这孩子不是孤儿，但和孤儿也差不多。
19年后，蒋贵英一家四口在成都生活，当年“养不活”的男婴，也已成年。
丈夫郑明知，88岁，被肺病折磨多年，呼吸声越来越重，最近睡不着觉，靠墙上喘气到天亮，像是拉风箱。
女儿郑淑兰，58岁，唐郑的母亲，6岁时患脑膜炎，“抽了脊髓，后来人就傻了。”
早出晚归捡了十几年垃圾，蒋贵英把一家四口都养活了。
这张照片，拍摄于几年前，蒋贵英在春熙路捡瓶子。因为这张照片，她曾被称为“口袋婆婆”。
后来，她从春熙路消失了，和所有的小人物一样，再没人提起。

早上大街车少人稀，如果她在，应该很容易遇见。
我到马鞍北路走了半圈，没有遇到蒋贵英。等到清洁工人上班，我还是没见到她。
工人从垃圾里把瓶子清出来，装进随身的口袋，作为一点微薄的早班补贴。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的源头，可能只是几个瓶子。
按弹簧的地址，我找到一条潮湿的巷子，巷子旁是一排低矮的平房。
下水道散发出腐朽、发酵的味道，有点冲眼睛。
巷子尽头，是两个房间，各10平米左右，房租300元。

一个房间住着蒋贵英、郑明知夫妻，女儿郑淑兰；另一个房间住着唐郑。
屋子堆着各种杂物，只容转身，但收拾得还干净。
听弹簧说我要来，蒋贵英今天在家等我。
她打开靠墙的柜子，翻了很久，掏出一个扎得严实的口袋。
打开，是半袋生花生。这可能是家里唯一能待客的东西。
她说，资阳亲戚送的，“没用过化肥，好吃得很。”
我尝了一个，花生放太久，壳软了，连仁都软了，咬着一股霉味。

她期待地看着我，我假装嚼几下，囫囵吞下去，给了一个回味悠长的好评：
“城里难得吃到这么好的花生了！”
她说，好吃那就多吃点！我又拿了一个，剥了半小时。
她继续翻箱倒柜，最后只找到半瓶白酒，说，我给你倒一点！
我说，不不不了，我肝不好，早上不喝酒。
她悻悻地放下酒，我们继续用这袋花生表演太极推手。
终于，大家都累了，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客套，心平气和地坐下来。
“从哪里讲起呢，那就从我女儿开始吧。”
蒋贵英很久没说过这么多话了，她花了一上午，给我还原了一段平凡的人生。

做不动了，想去成都寻个活路
6岁，因为脑膜炎，郑淑兰傻了、瘫了。
这是命运对蒋贵英的一波打击，一夜之间，“我一下老了十岁。”
郑淑兰快40岁时，有人给她介绍婚事，对象叫唐忠秀，孤儿，个矮，年纪大，家穷。
蒋贵英没同意，她说，女儿有病，我把她养到死就对了，不要去拖累别人。
“你都60多了，万一你死了，她连个家都没了。”别人说，她的病不遗传，留个后，以后老了也有口饭吃。
这句话打动了蒋贵英。她默认女儿跟唐忠秀走了，没有婚礼。

送走女儿后，蒋贵英和郑明知去了成都。
“老了，做不动庄稼了，水井打水浇地，桶都拉不上来，拉一半，歇一会儿，倒掉一半，再拉。”
“村里过不下去了，想在成都打份工，求个活路。”
第一份工作是在饭馆帮工，这份工作只干了一个月。
有一天，老板看了她的身份证，说，你都60多了，我不敢要你了。
她说，我能干，我有力气。
老板说，我知道你能干，但万一你摔了撞了，我负不起责。
离开餐厅后，她到处找过工作，因为年龄太大，都没有成。
“我们两个要吃饭，老头子要吃药，我也是没有办法。”无奈之下，蒋贵英开始上街捡垃圾。
一开始偷偷摸摸，最怕遇到老乡，毕竟，捡垃圾太“掩人”（方言，丢脸）。
“在老家，只有叫花子才去捡垃圾”，一方面，她又告诉自己，这又不是去偷，没啥掩人的。
“但一家人要吃饭的嘛。”说起往事，几滴浑浊的泪水，从蒋贵英深陷的眼窝中流了出来。

与此同时，在老家的郑淑兰怀孕了。
女儿临产，唐忠秀没钱，蒋贵英赶回老家，用捡垃圾攒的钱，把女儿送去了医院。
唐郑满月后，蒋贵英用菜篮子提着唐郑，带回了成都。
买不起奶粉，蒋贵英用米熬成浆，加一点红苕调出甜味，居然把唐郑养活了。
她还是每天上街捡垃圾，只是身边多了一个伴。
前胸抱一个娃娃，后背扛一袋垃圾，行走在城市间，蒋贵英瘦小的身体，像是一架天平的支点。
她在树荫旁、屋檐下把外孙放下，就在周围捡垃圾。
“大人造孽，娃娃也造孽，我好多次捡完回去，他耳朵都被蚂蚁爬满了。”

女儿生病后，下地干活，蒋贵英都把她带上，放在田边、拴在树旁，一大一小，遥遥相望。
三十多年后，相似的一幕又发生在蒋贵英和唐郑之间。
只不过场景从乡间地头，换成了城市的街边巷尾。
蒋贵英也从一个年轻的农妇，变成了拾荒的老人。
这也是蒋贵英去算命的原因之一，她隐约觉得自己在一个圈里打转，走不出去。
“那一年，我女婿也死了”
唐郑一岁时，回老家见了父亲一面。那时，唐忠秀离去世只有半年了。
在胃癌和贫困的折磨下，这个矮个子男人，身体蜷缩得像个小孩儿。
唐忠秀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他托人告诉蒋贵英，想要见儿子一面。
“见面时，他有没有托付你，要把唐郑照顾好？”
蒋贵英想了一下，说，没有。
她说，那时唐忠秀已经说不出话了，“就是看着儿子，一直哭。”
蒋贵英背着唐郑，离开唐家时，唐忠秀忽然有了一股劲，从床上滚下来，从屋里一直爬到院子外，“说不出话，一边爬一边哭，哭着送我们走。”
第二年夏天，唐忠秀去世了。蒋贵英又回了趟老家，这次，她带走了女儿郑淑兰。

两个病人，一个婴儿，四张吃饭的嘴。回到成都，蒋贵英并没有感觉到团聚的喜悦。
“那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一天要捡3斤米钱回来，才够一家人吃。”
每天的伙食一成不变，两顿稀饭，一碗泡酸菜，“我现在一闻到酸菜味，都要打个颤。”
“爷爷不能挣钱吗？”我问。
郑明知离90岁只差一个门槛了，但他不一定能迈得过去。
因为肺病，他很早就失去了劳动能力，“不要说做事，多走几步都喘不过气。”
刚到成都时，他帮人扫过地、刷过皮鞋，但身体不好，都不长久。
相似的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早上，蒋贵英做好饭，把女儿放在室外的凳子上，喂饭、吃药，带着外孙，出门工作。
下午回家，清理女儿的粪便，洗衣服，清扫家里…
唯一的变化，就是外孙上学后，不用跟着她到处跑，可以少操一点心。
每次弹簧来看她，都要给她买一袋洗衣粉，“她连洗衣粉都舍不得买，冬天时手搓得通红。”
蒋贵英越来越瘦了，上次卖废品，她称了一下自己，68斤。
背着女儿，从床前走到屋外，她扶着床架，攥紧了手，一点点往前挪，走几步，歇一下。
就这几步路，她花了快2分钟。

这张椅子，是蒋贵英捡回来的，在底部打了一个洞，垫上了垫子。
女儿一天的吃喝拉撒，都在这张椅子上。
走回屋里，蒋贵英的脚在打闪，她扶住床架，费力稳住。
她头晕越来越严重了。前几天，在家里拖地时，晕倒了，在地上躺了不知道多久才醒来。
“老头子（郑明知）想扶我，又扶不动，急得哭。”
“晕起来还是吓人，眼前花花绿绿，房子都在转。

现在，只要感觉头晕，她就抓住能抓的东西，往床前走。
因为头晕，这段时间早上她没出门，她说，冬天天亮得迟，路上走的人少。
万一晕倒在路上了，没人看见。
医生说，这晕病是累出来的，“平时少累点，吃好点，就对了。”
“有得做才有得吃，我少做点，我们一家人咋办？”
她说，有时候她也想，送走了老头子，等女儿也死了，“我也可以无牵无挂地死了。”
“我已经80岁了，是完全有资格去死的人了。”
她指着女儿，“她没有神经，不焦不愁，没有烦恼，她是不会死的。”
“她不死，我也死不成。”她的语气中，有一点无奈。
墙角，放着一个铁皮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