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尚未发生之前，世界长期处于农业文明时期。作为大河文明代表的中华文明与其他三种区域文明在农业文明时期明显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正是由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才孕育了拥有大量人口的中华文明。为了满足大规模人口的粮食需求，人们必须通过生产工具的更新来满足他们对粮食的强烈需求。自然地理环境正是通过社会主需求这个杠杆，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撬动整个区域社会架构。 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重视农业，主要是为了满足当时的社会主需求。古代中国科技尤其重视农事耕作、天文历法、算术几何，这些科技无不与农业有着莫大的联系。特别是天文历法备受中国各朝代统治者的关注，因为它直接关系着社会主需求的解决、关系着自身统治地位的巩固。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为封建社会的诞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百家争鸣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通过生产工具的更新来实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阶级会通过暴力的手段消灭代表落后生产力的社会阶级，摧毁旧有的社会制度建立起符合自己发展利益的新社会制度。战国时期的秦国代表着当时具有先进生产力地主阶级的利益，才建立起中国古代第一个封建王朝。
同时期的西方，波涛汹涌的爱琴海正孕育着可以与中华文明相比肩的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没有大河文明那样肥沃的土地，也没有庞大的人口需要供养，曲折的海岸线为古希腊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个天然良港。正当古中国人在肥沃的土地上努力耕作时，一些古希腊人则把希望地目光投向了海洋。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每个区域文明的社会主需求是一致的，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又不尽相同。在农业文明时期社会主需求是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也就是吃饭问题。由于每个区域文明的自然环境不同，社会主需求的反映也就不同，各个区域文明解决社会主需求的途径更不一样。于是，早期人类（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会不自觉地从环境适应性出发，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增强，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会逐渐缩小，但是自然环境对区域文明会一直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建立在自然环境之上的区域文明，最终仍会过渡到自己所处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时期的主流文明的。
在人类文明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社会主需求会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社会主需求是所处文明历史时期的先导，人们为了满足社会主需求就需要通过提高生产力、改变社会生产组织形式来实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是与满足社会主需求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一切组织形式与关系之和） 人类的社会主需求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前一个社会主需求的实现进而发生改变，后一个社会主需求较前一个是发展着的。社会主需求发生改变并不意味着前一个社会主需求得到彻底解决，只是说前一个社会主需求在社会需求中下降到次要的位置了。社会主需求只有和生产力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才会刺激科学技术的发展。 如果区域文明之上的文明形式适应了所处的人类文明历史时期的文明需求，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强烈的社会主需求就会产生巨大矛盾，社会就会要求生产工具快速更新，那么促进生产工具更新的科学技术就会得到快速发展。因为这种现象是在一个人类文明历史时期的前期起先决作用的，我把我的这种观点称之为文明先决论。
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影响着先决作用的大小。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越高，先决作用的影响也就越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区域文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特别是近些年来，区域文明出现了解体的趋势，但是区域文明向全球文明的过渡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一千年，也可能需要两千年、三千年，不可否认的是区域文明向全球文明过渡的趋势确实出现了。如果你问我是不是区域文明的解体就意味着文明先决论的寿终正寝？我的答案是否定。因为区域文明不能也不可能会彻底解体。 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文明秩序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他实质上就是人性的向善在社会层面的外化和表现。文明秩序实际上仍是让利益最大化，只不过盲目的趋利追求的是眼前的小的利益，而向善追求的是长远的大的利益。从另一方面也表明，趋利是第一性的，向善是第二性的，向善是为了更好地趋利。 中国近代道德的沦丧和法律意识的淡薄，并不是中国人低人一等更不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是中国正处于旧文明秩序正在解体，新文明秩序仍未形成的过渡时期。一些学者抛出所谓损害中国民族自信力的言论是极其不负责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