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片中英国学校的校长尼尔·史端乔(NeilStrowger)积极地肯定了他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但他仍说：“没有任何教育方法或政策会让英国的文化教育回到19世纪50年代，而且我们也不应该试图倒退。”这种对于当代中国教育和50年代英国教育的比较司空见惯，而且看起来很合理：它们都很强调纪律，老师是必须被尊重和服从的权威存在。

　　也许有人要说，更严厉、更重纪律的教育方式会扼杀学生的创造力，但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在西方的过去六十年间，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青少年在树立自己独立人格的过程中，会反抗和挑战他们的父母以及老师的权威。毫无疑问，与现在相比，50年代的英国学校严酷且压抑。

　　不过，这种对于叛逆的描述并不能总是很好地传达给别的国家。像猫王、甲壳虫乐队这样表达青少年叛逆的商业力量并没有深刻影响到亚洲。关于年轻人的心理学研究，尤其是与流行和社交相关的部分表明，在西方，学习太努力并不是一件好事。

　　虽然成绩不好的学生最终可能会成为失败者，但那些善于约束自己并与老师关系良好的学生则可能被当做“书呆子”或者“老师的宠物”而受到群体的排斥。而在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学术的成功与受欢迎程度更成正比。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的年轻人会对学习不予重视，甚至故意答错问题，以免让自己显得太过引人注目。

　　因此，在一个学术成绩并不被普遍重视的环境之中，在挑战原有文化背景权威的压力之下，我们当然会在BBC纪录片的教学早期阶段看到孩子们在课堂上表现散漫或行为不当。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学生对于“大班教学”和更高强度的教学方式也很纠结。

　　令人欣慰的是，当教学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学生们终于渐渐适应，并且——至少在某些方面——与他们的新老师建立起更好的关系。中国教师的经验吸取和当地学生的努力适应是双向的；同时，中国教师对英国学生正逐渐抱有更积极的态度，这着实为此事划上了较为圆满的句号。

　　那么这个实验让我们得到了什么呢?大体上，结论看似简单：英式教学太“柔”，而中式教学太“硬”。因而显而易见的折中办法是两者取其优。但是，其中的难点在于如何具体实施——因为教育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是文化的产物，以哲学为支撑，并受不断改变的潮流所支配，有着极强的地域性差异。

　　例如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已经在探寻跨文化教学的新方式，我从中看到了未来更明朗的前景。不过，在短期内，我依然支持中式教育体系，并希望让我的孩子在苏州本地就学。这或许是一场博弈，但正如大多数家长一样，我也希望我的孩子拥有最光明的前程。至少在当下，像数学、语言学这样的重要学科，学好它们实在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