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帮助的。但前人对于坞壁的专门论述并不是很多，未将坞壁作为专门的论题提出过。本文将综合
散见于前人论著中的有关研究，从坞壁的形成发展、流民坞壁的形成及特点、坞壁与城的比较和坞壁在南
北朝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作用来论述。

坞壁与城
在中国古代，城往往也由厚重的城墙包围，城郭外围往往也有掘渠作为护城河，其军事功能也十分突出。那城与坞壁又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城讲求的是交通商业，因而城一般坐落在平原上，交通便利之处。而对于坞壁来
说，这恰恰是不利之处。坞壁内的防守力量是不及城市的，因而对于地形的利用显得更加重要。在前文中提到过，坞壁的选址一般在既有险阻而又可以耕种，有泉水灌溉之地。能具备这个两个条件的，必为山地顶平原及有溪涧水源之处。
再次，更为直观的是，城大而坞小。《孟子》云：三里之城，七里之国。但随着人口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城也远远超过了三里范围，甚至也远远不止七里。
宋人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编类》中对于东晋宫城有这样的描述：“（建康宫）即今之所谓台城也。在县东北五里，周回八里。”而台城坐落的都城建康范围则更大。南朝陈梁之间的顾野王在《舆地志》中所载：“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
由此可见，东晋以后的城早已突破了三里；而如董卓所筑的最大的郿坞，其范围也不超过三里。如果坞与城类似的话，那当年董卓完全可以据守长安，不必另行筑坞。这也必然与他原籍凉州，在长期与少数民族作战的前线，看到了坞的巨大作用有关，也看清了坞在防御中，与城相比的优势。但董卓所筑的郿坞地处非险要之处，军事意味本淡，自给自足是以储存为主而非耕种，与西晋的坞是有区别的。
西晋以后的坞，对于身处动荡中的汉族居民坞壁甚至比城更为重要。《晋书·李流载记》中记“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流野无所略，士众饥困。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而后，又在范长生的资助之下，“流军复振”。三蜀居民弃城而结坞，说明城不易守而坞易守。当李流在面三蜀百姓坚壁清野的局面时，造成了“士众饥困”的困境，也说明了坞能够起到城起不到的防御作用。
最后，我们在看待坞壁的时候，不能仅仅将其单纯作为一个防卫之用的军事堡垒，而应该将其中的坞民与之综合看待。坞与坞民的联系，较之城与城内居民，要紧密许多。这种紧密联系不仅仅体现为军事上的作战，经济上的农耕和手工业生产的自给自足，更体现为社会组织上的宗法制的加强。“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无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宋书·王懿传》）北方的宗法色彩要甚于南方，这与坞在北方的大量存在有莫大的关系，坞的存在延长了北方宗族社会的生命。此时北方地区城市荒芜，人民多依坞务农。坞壁因此在北方社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时由于胡人侵扰的威胁始终存在，这也使得坞民之间及坞民与坞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与城市发达的南朝地区不同，江南地区曾长期在孙氏治理之下，西晋的灭吴战争也并未将战火过大的扩展开，永嘉之乱后大量人口的南迁使得整个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因而在南方，城市和商业均是较为发达的，同时，其所面临的胡患也并不像坞壁所面临的那样严峻，其社会风气自然也和北朝地区不同，“父母在兄弟异计”、“父子殊产”者众多（《宋书·周朗传》）。这其实反应的也是坞与城市间社会组织的不同，经济生活的不同。

坞壁在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作用
坞壁因拥有可观的战略资源——人口及粮草，占据有利的地理地形，但各坞的情况又有所差异，在南北朝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坞主们往往有不同的政治选择。有些坞主选择与胡族高层合作，有些则被晋朝廷拉拢为将，有些则保持独立，有些则选择在南北政权之间依附双方，从而保全自身。
在南北政权之间依附的例子便是河东汾阴薛氏。 《魏书·薛辩传》载：
（薛强）仕姚兴为镇东将军，入为尚书。强卒，辩复袭统其营，为兴尚书郎、建威将军、河北太守。辩稍骄傲，颇失民心。刘裕平姚泓，辩举营降裕，司马德宗拜为宁朔将军、平阳太守。及裕失长安，辩来归国，仍立功于河际。太宗授平西将军、雍州刺史，赐爵汾阴侯。
顾炎武曾评价薛氏：“汾阴之薛，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际，而未尝一仕于其朝。” （《亭邻文集》卷五《裴村记》）王夫之也曾赞扬河东薛氏：“永嘉之乱，中原沦陷，汾阴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刘（渊）、石（虎）、苻（坚）者数十年。”（《读通鉴论》卷十四）可见，河东薛氏自十六国初期到北魏初年的一百年间，基本保持了其坞壁武装的独立性，这与薛氏在南北双方之间采取的灵活策略是密不可分的。
而上文提到的范长生与立于四川地区的成汉政权的关系，则是一个很好的坞主与少数民族高层合作的例子。《晋书·李雄载记》中对于范长生与李雄的关系时云：
范长生自西山乘素舆诣成都，雄迎之于门，执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贤。长生劝雄称尊号，雄于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内，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庙号始祖，母罗氏为太后。加范长生为天地太师，封西山侯，复其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入其家。
可以看到，范长生不仅仅在成汉政权内不仅获得了极高的尊崇，其部曲也被免除了军役和赋税。这也与当初范长生资助李流军有很大关系。
坞主们之所以选择与胡族政权合作，首先这是出于自身实力的考量。坞壁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经济单元，其坞内成员不仅仅承担着保卫坞壁的军事任务，同时也是坞内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长期与胡族政权保持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必然影响其农业生产，从而也导致其难以长期维持，最终难逃被胡族攻破的局面。其次，由于此时北方少数民族人数其实总体是要多于北方汉族居民的，在长期的杂居过程中，坞内居民的胡夏对立意识已渐渐淡薄，民族隔绝慢慢模糊。《资治通鉴》晋哀帝兴宁二年有云：
燕太宰（慕容）恪将取洛阳，先遣人招纳土民，远近诸坞皆归之，乃使司马悦希军于盟津，豫州刺史孙兴军于成皋。

这里的“土民”便是指留在此处坞壁中的汉族遗民们，而造成“远近诸坞皆归之”的原因，就是因为“土民”们的民族隔阂意识已渐渐模糊。
胡族高层之所以选择与坞主们合作，也有多方面原因。
第一，此时北方也陷入胡族之手，而各胡族建立了多个政权，各政权间相互攻伐不断，面对数量众多且彼此独立的坞壁，难以有精力一一攻取。同时，即使以武力强攻，也并不一定能够取胜。《晋书·李矩传》载李矩应对石勒进攻时：
石勒亲率大众袭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马，因设伏以待之。贼争取牛马。伏发，齐呼，声动山谷，遂大破之，斩获甚众，勒乃退。
第二，频繁的战争和政权更迭使得北方的地方行政机构和基层社会组织被完全破坏，直接导致胡族政权难以有效的对地方进行控制和管辖，其结果就是造成了对于战争中大量消耗的战争资源难以及时的获取补充，但这些恰恰这是坞壁中所拥有的。如果以战争方式获取这些资源，不但难以轻易获得，而且代价高昂。与坞主合作的方式，拉拢坞壁，将其暂时作为地方行政机构和基层社会组织，不仅仅能够获得充足的兵源和大量的物资，同时也能够获得一个较为稳定的后方。刘渊就曾“假垒主将军、都尉”，实际意味着将每个壁垒作为统治地方的行政机关，由垒主们担任地方军政长官，负责征发壮丁，补充兵员。并且向百姓们征课摊派，以完成向政权纳贡等义务。
十六国中，采取此种做法的也绝非刘渊一家，石虎的后赵，慕容俊的前燕政权也都曾采取过这种方式。胡汉之间由对立走向合作，对于保存北方汉民族的先进文化意义非凡。而在与汉族坞主的合作过程中，无疑也加速了胡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同时对于胡族的汉化，北方民族的大融合，这些坞壁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时偏安南方的东晋政权也在利用坞壁，作为其对于中原地区象征性统治的地方行政机
构和基层社会政治。《晋书·苏峻传》中记，苏峻在永嘉之乱后，纠合数千家结垒本县时，“元帝闻之，假峻安集将军。时曹嶷领青州刺史，表峻为掖令”。《晋书·郗鉴传》载，当郗鉴举千家俱避难于峄山时，“元帝初镇江左，承制假鉴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邹山……三年间，众至数万。帝就加辅国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
对于南方政权来说，北方坞壁作用不仅仅限于象征意义，其在客观上也分散了胡族政权的军事力量，阻遏了其继续南下的势头，为南方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赢得了喘息之机。并且在南方政权的北伐过程中，也曾发挥过巨大作用。
《晋书·祖逖传》记祖逖北伐时，
张平余众助（樊）雅攻逖。蓬陂坞主陈川，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太守。逖遣使求救于川，川遣将李头率众援之，逖遂克谯城……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诸坞主感戴，胡中有异谋，辄密以闻。前后克获，亦由此也。
此上均是探讨魏晋南北朝坞壁的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在人们的印象里，此时的坞壁是带有抵御异族入侵，抗拒战乱的作用的，具有正义性质的社会集团。但不可否认的是，某些坞壁在建立之初便是以趁火打劫或趁乱割据为目的的，或者再其长期发展之后，萌发兼并他坞以壮大自身的想法。
如《晋书·刘遐传》云：
初，沛人周坚，一名抚，与同郡周默因天下乱，各为坞主，以寇抄为事。默降祖逖，抚怒，遂袭杀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骑援之。
又如《晋书·郭默传》云：
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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