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一一一五～一二三四年)，是由我国历史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政权。这个王朝立国后，仅用十年时间，便灭辽、亡北宋，以龙兴之地“白山黑水”为基础，向四方扩展。其疆域东至今天的鄂霍次克海及日本海，北至黑龙江左岸俄罗斯境内的外兴安岭以北，西则出天山、越黄河、循渭水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南达长江流域，划淮河与南宋为界，形成了历史上中国第二个南北朝时期。
　　金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虽属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然而有金一代一二Ｏ年，不仅完成了变边陲为内地，变“蛮夷”为华夏的历史任务，推进了中华文化“华夷之变”的过程，而且以其民族主体中那种广阔的容受性和骋意求新的精神，几乎在各个文化艺术领域，都为多元一体的的中华民族文化，书写了浓重而多彩的一笔，因此，史家谓其“典章制度，几及汉唐。”这里，仅以铜镜艺术一项，来管窥金代文化所达到的高度。
　　目前所见的金代铜镜，绝大多数为出土发现。据统计，其发现地点，遍及我国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南、河北、北京市、内蒙古、山东、湖南、山西、甘肃、江苏、陕西等省市，并远及韩国和俄罗斯滨海地区，其中尤以吉黑两省出土最多。仅粗略估算，现由国家馆藏和私人收藏的金代铜镜，不会少于两千面。
　　毋庸讳言，由于受历史条件局限及当时民间私铸镜的盛行，已发现的金镜，确实呈现着精糙不一、良莠不齐的现象。但综观全貌，我们又不能不为其形制与纹饰中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及审美意蕴而叹服。距今八百多年前的金镜艺术，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堪称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它一方面继承了汉唐装饰艺术特色为主的传统，在工艺上，也使用线条平、凹或凸起的“铁线银丝”法，也运用地纹或铭文装饰，也借鉴图案化构图方法；在题材上，神禽瑞兽、花草仙人，兼收并蓄。然而，重要的是，在继承中不泥古、不雷同，与现实的生活结合并能积极汲取其它艺术门类的长处，不断丰富本身的题材和表现手法，最终使金代铜镜艺术彻底摆脱了构图造型图案化、题材内容神秘化，数千年变易不大的格局，走上了创新之路。
　　金代铜镜制做，其繁盛期在世宗大定年间和章宗明昌、承安年间(这一段也是金朝历史上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繁荣时期)，前后尚不足六十年。然而，仅仅几十年光景，其铜镜艺术水平，竟能远追汉唐，近超北宋，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究其原因，大约主要就在于创新。
　　创新便会形成自己的特征。金镜的艺术特征，正如一位研究者概括的那样：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逐步将题材推向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在构图造形上，引进绘画的表现手法；在塑造人、景、物时，强调写实，因而彻底脱离了威严神秘、虚幻繁缛的超现实传统，呈现出一种贴近生活、简明秀美的风貌。


金代铜镜，首先在形制的多样化、题材的广泛性两个方面，逾越前代。迄今所见，其形制有圆形、方形、亚字形、菱花形、八角形、手柄形、附耳提梁形，以及凹面阳燧镜、錾花双面镜等十几种，其大者直径达四十三厘米，小的则边长仅五厘米。而纹饰的丰富多彩，更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其纹饰大致可分如下十种：龙纹镜、花卉纹镜、禽鸟纹镜、仿古瑞兽纹镜、仿古铭文镜、铭文镜、画像镜、童戏镜、人物故事镜、素面镜。其中，最具创新意义并霭然可观的，是人物故事镜，而形象生动且制作精良的，当推双鱼镜和龙纹镜。下面先谈龙纹镜。
　　金代的龙纹镜，目前所见近百面，分为双龙、单龙、翼龙与鱼龙变化四种不同纹饰。双龙多作二龙对戏，中以圆钮为“珠”，沿缘内周边环饰卷云纹，双龙头尾相对，昂首、张口、舞爪，呈翔动之状。或二龙呈追逐状，其腰身盘扭，细颈长尾，四肢三爪趾，形象设计动感极强。也有的造型粗犷，刻画简洁，强调表现形体的动势。
　　一九七六年，黑龙江省阿城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出土的一面双龙镜，直径二十三•五厘米，圆钮，葵花形钮座，外圈饰流云纹，内浮雕二龙，各戏一火焰珠。龙的造型较特殊，躯体修长，回蟠升降，波折有致；构图丰满而不狭促，形象温驯优美，给人一种雍容、和谐的美感，在已发现的双龙镜中别具一格。
　　吉林前郭县塔虎城金代遗址，一九八O年曾出土一面双龙镜，八出菱花形，直径一九•六厘米，半圆形珠状钮。浮雕两条腾飞的螭龙，一张口欲吞食，一俟机欲捕捉，二龙共戏一珠。镜边每角内饰一对称祥云纹。画面形象生动，刻画线条流畅，制作精细，可称历代龙纹镜中之佳构。
　　单龙镜的龙体均呈弓形盘曲之状，故亦称蟠龙镜。蟠龙镜出土较多，且形制不一，有圆形、菱花形、附耳、手柄数种。黑龙江通河县乌鸦泡乡曾出土一面直径十九厘米的蟠龙镜，镜背一龙，头尾盘扭旋绕，足腿刚劲，身躯粗健，间衬以流云纹，构图疏处不空，密处不挤，雄浑大气。吉林博物馆收藏的一面蟠龙镜，构图与上述相近，而制作和细部刻划，更为精细。此类镜中，也有造形简化、写意性很浓的镜品。黑龙江阿城市阿什河乡一九七三年出土的一面菱花形蟠龙镜，龙体无鳞，结构区分不明晰，仅突出强调主体视觉形象。
　　还有一种“袖珍”式蟠龙镜，镜体很小，无镜钮，有附耳(亦称提梁)，可悬佩于身。这种镜子龙的造形十分狂肆，龙体盘扭缠绕，呈强烈的“挣脱状”。一九七六年秋，黑龙江阿城市金上京遗址出土了一面蟠龙纹镜，直径七厘米，折缘，带附耳。一九八四年春，在同一地区又发现一面蟠龙纹镜，直径也是七厘米，带附耳，只是镜缘一圈凸起，雕饰祥云纹，可见此类小型蟠龙镜，在当时，曾一度十分流行。
　　另一种翼龙镜，目前仅见二面。其中一面出土于黑龙江克东县，八出菱花形，直径九•五厘米。底纹是海水、流云，上部有二只仙鹤飞翔于长空，下部是一鱼尾、蛇身、鸟头的怪物跃舞于海天之间。翼龙是传说中远古会飞的神兽，常用来寓意祥瑞和象征强大的力量。此镜造型奇特，雕刻细致，是罕见的精品。还有一种鱼龙变化镜。此类镜亦称摩羯镜，摩羯是传说中龙首鱼身并长有翅膀的怪物。目前发现的镜子中，有双龙和单龙两种。如甘肃省临洮出土的双鱼龙变化镜，圆形，直径二十三•七厘米，镜背二物龙首鱼身，前鳍变成两翅，脊鳍与后鳍消失，在水中同向环绕，呈游动嬉水之状。
　　单鱼龙变化镜较多见。一九八O年黑龙江阿城市出土的一面手柄形鱼龙变化镜，浮雕一龙首鱼身的怪物，展翅跃出水面，溅起浪花。吉林省还出土过一面圆形鱼龙变化镜，背缘为内向八连弧形，浮雕一鱼龙绕钮盘曲，龙口大张作吞食状，鱼身长出羽翼，尾部上方有火焰纹。无背景刻画，显得主题突出，简捷有力。
　　出土于黑龙江阿城大岭乡吉兴村的鱼龙变化镜，构图和造型都不同于前述三镜：镜背浮雕一物，龙首鱼身，胁生双翅，呈弓状盘曲、跃动欲飞之态。其首额上生角，下鄂飘荡须毛，口半张；其躯干为鱼形，粗肥有鳞片，胸鳍夸张为两翼，似凤翅；腹鳍变形，若须毛，尾鳍则设计成火焰燃动之状。这面铜镜的纹饰分三层表现：第一层平雕波浪纹，第二层浮雕动物的鳞鳍，第三层高浮雕头和一翼，产生了层次分明、动感强烈的艺术效果。
　　龙的形象，是我国古代造形艺术中“热门”素材之一，金代铜镜中的龙的塑造，构图大胆，变化丰富，形象设计体现了“折出三停”、“分成九似”(宋代郭若虚语)的技法，个别精品则达到了一种成熟的“化境”，使汉唐逊色，元、明莫及。


各代以鱼纹入镜，历久不绝，然而尤属金代铜镜中之“鱼”，最为研究者称道。“金鱼”形象，写实，丰满，生动，并和水波、涟漪、花草配映一起，使画面洋溢着一股幸福、吉祥、欢乐的情趣，因而格外招人喜爱。鱼纹镜在金镜中比例很大，分布也广。目前所见皆为双鱼纹，偶有单尾或多尾出现于画面的，但大都是为花卉或人物作背景点缀，不是主体纹饰。其形制均为圆形，取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而双鱼的设计，一是含有富足、完美、情爱的寓意，二是便于构图，使画面显得饱满匀称。
　　最有名的一面双鱼镜，于一九**年出土于黑龙江阿城市新华乡，其直径四十三厘米。浮雕两条肥大的鲤鱼，首尾相接，追逐于波浪水藻间，绕钮作同向侧游。双鱼形态逼真，形体细部刻画极为细致，波纹、汽泡及花卉纹圈带的设计雕镌，也无一不精，确是罕见的杰作。
　　双鱼镜的构图造形，虽大体相近，也略有不同。比如鱼的造形，多数为鲤鱼，也有一种大头短尾的鱼，形近于鲫；还有一种形体圆长的鱼，可能是北方俗称的“草根“鱼。其背景纹饰，差别更大：其中多数饰水波纹，也有仅以花草映衬的；还有配以莲花、莲叶与波浪纹一起作为背景；也有加饰卷草或缠枝花圈带或铭文的。有的鱼纹镜，铸成后还涂以漆彩，或绿、或红、或黄等颜色。
　　在金代铜镜中，还有一种将水禽(鸳鸯、野鸭)、花卉(荷花)与游鱼置于同一画面的构图，用以表现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象。一九九O年黑龙江阿城半拉城子遗址、出土了一面莲花水禽镜，直径十八•二厘米，内区以镜钮为中心，饰以四朵对称的莲花图案，主区是浑然无尽的波涛，浪中有水鸟嬉水抖翅，还有游鱼露出水面，画面开阔，可谓匠心巧思之作。
　　以凤凰作为主题纹饰的金镜，比之唐宋两代，数量较少。一九八一年在黑龙江阿城阿什河乡双城村出土的八菱形双凤镜和一九七二年阿城亚沟乡出土的圆形双凤镜，皆浮雕二只彩凤、相对作飞舞状，尾三岐、长腿、长眼、喙衔花枝。二镜构图相近，但前者线条飘逸，后者劲硬，周边装饰的回纹，也显过满。吉林省德惠后古城金代遗址出土的八角形双凤镜，构图与上述二图相近，只是形象更为写意；两凤首尾相接，作齐飞状，三岐尾曲曲弯弯，有韵律感。
　　黑龙江牡丹江市出土的圆形双雁双凤镜，直径十七•五厘米，凤格上彷唐和北宋。凸弦纹圈外饰两朵对称流云纹，外有二只鸾鸟与二只大雁飞绕，四只形体略小的雀鸟鹄立其间。画面内容丰富，装饰味较浓。
　　禽鸟形象除了单独作主体纹饰外，有时还与花枝、彩蝶、蜻蜓或亭榭一起组成画面，但形象大都经过艺术加工，富于装饰味。一九七八年黑龙江阿城金代上京遗址出土的凤蝶琴亭镜，浮雕四只长尾单岐的鸾鸟、四朵蝴蝶、四座琴亭，构图匀称工稳，相映生辉，有了较深的美学意蕴。
　　吉林省珲春裴优古城遗址出土的手柄形孔雀鸾鸟镜，从形制到纹饰，都令人叹为观止。该镜花瓶形手柄，柄为六棱花瓶状，中阴刻卷草图案，下部圆雕仰复莲花，上部雕成仰莲状，花瓣分开托着圆形镜体。镜纹分内外区。内区花丛中，一孔雀回颈而立；外区在点缀的数朵莲花中间，六只鹜鸟(野鸭)或飞或立。此镜设计上匠心独运，制作精良，洋溢着一种富贵华丽的气氛。


花卉纹入镜，始于汉，盛于唐，入宋则一度风行，至金，亦是镜类中大项。目前所见花卉纹金镜，约近百面，其形制、内容、虽以继承为主，也时有创新。
　　菊花纹是继承北宋镜的一个品类，发现较多。大多为圆形，卷边，缘内饰弦纹隔成内外两区。内区以镜钮为中心，用平凸的细线向外旋转伸展，形成互相叠压的瓣状，构成一朵盛开的菊花；外区饰以卷草纹、联珠纹或三角纹，也有的饰“”字纹。
　　葵花纹镜表现手法也是平起凸线，交错叠压，图案化构图。吉林省吉林市博物馆藏有一面葵花纹镜，圆形，钮座外有十个葵花瓣，以纽为中心呈开放状；其外有二周凸弦，弦纹外又有乳钉纹与卷云纹相间排列的几何图案，其设计比菊花纹更胜一筹。
　　牡丹(或称芍药)缠枝镜，多作浅浮雕，形制或为八出葵花形，或为亚字形，构图形式以钮为中心，环绕点缀牡丹花四朵，外圈饰联珠或卷草纹。吉林市博物馆藏的牡丹缠枝纹镜，五朵牡丹，钮座为放射状平展叠压花朵纹，外圈饰联珠圈带，镜体较厚重，是此类镜中的精品。
　　一九八四年，黑龙江阿城市半拉城子遗址出土了一面花卉镜，其纹饰是在光素的镜背上，錾刻折枝莲花二朵。造形工艺以点成线，以线成形，技法特殊，别有韵味。
　　还有一种高浮雕花卉镜，画面立体感强，构图也多作缠枝布局。七十年代末，黑龙江阿城金上京遗址曾出土了两面这种表现技法的花卉镜。一为草莓卷草纹镜。纹饰布局分为内外两区，外区饰卷草纹带，线条流畅；内区缠枝分布五颗草莓果实，用高浮雕表现，状物十分逼真。另一面为牡丹纹镜，镜缘与钮座形制仿汉，双重内向连弧，主区浮雕牡丹花八朵，构图匀称，视之有旋转的动感，设计上别具匠心。
　　小巧精致的附耳形花卉镜，也常有发现。莲花八乳镜，直径仅七厘米，镜中区浮雕莲花一簇，凸弦纹隔开的外区，突起八个有放射状短线环绕的乳钉纹，镜边为突起的窄缘。喇叭花纹镜，大小厚重与前镜同，镜背不分区，浮雕三棵喇叭花，一直立，二倾倚，疏简清俊，姿致横生，似一幅写生小品。
　　把花卉纹和童子纹结合，表现喜庆吉祥、人丁兴旺的主题，是金镜艺术的创新。此类镜称童戏镜，或称童子攀枝镜。其构图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浮雕二童子，手执莲花，足踏莲枝，身躯俯伏，按顺时针方向前奔。其形制有圆形、葵花形、八角形数种。
　　还有一种以“大定通宝”钱币作底纹的童子攀枝镜，也在北方许多地区发现。大定是金世宗的年号，大定年间是金朝兴盛时期，史家称之为“小尧舜”。此类童子镜构图，以10枚大定通宝钱文为底纹，五个大头童子卧伏其间，手擎花枝，双足向上扬起，似在向前游动。钱币、花束、童子的有机结合，传达出一种富足、喜庆、欢乐的情绪。
　　有研究者认为，金镜中童子镜的兴起，可能受两宋绘画的影响，因宋代产生过许多檀长画小儿题材的画家，婴戏画在市井中曾十分流行。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宋金时期，童子题材已广泛进入造形艺术的各个领域，不仅绘画喜以童戏为内容，金银器和玉器制作中，也常见童子的纹饰。各种艺术门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彼此借鉴，汲取对方“营养”，本是规律，铜镜艺术当然也不例外。


金代铜镜是一个历史存在。金代铜镜艺术疑结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情，她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博大、辉煌。事实上，我们对金镜艺术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还有许多课题等待我们去探索研究。
　　时间是个伟大的作者，她永远会写出完美的结局。笔者相信，随着考古发现中实物的逐日增多和研究的深入，金代铜镜艺术必将重光于历史艺术的画廊。


吉林省吉林市博馆藏的一面人物镜，表现的是少年儿童模仿成人出行游戏的内容，俨然一幅金代风俗画。镜背为浮雕图案，下半部有一个头饰多髻的少年坐辇车上，车体很小，三轮，仅可容身。推车者为一短衣少年，其后又一少年举华盖随行。辇车前，有二人各擎一面三角形日月旗作前导。这只“队列”下方，有一童左手捂面、背向辇车蹲坐，其旁一犬，正冲着擎旗者吠叫。镜面右上部，有一穿左衽长衫的女人，袖手倚栏作观赏状 。这是一幅金代贵族少年的游戏图，艺术价值与考古价值都较高。
我们吉林市博物馆？？？？貌似没看过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