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这个团队这伙人 —大同煤矿文工团的前世与今生 ① — 我走进大同煤矿，也走进了这个团队
原创 张枚同 云中两棵树 2024年11月14日 11:04 山西
上图：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同煤矿工人文化宫。
上图：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大同煤矿军乐团，指挥黄滨。
上图：郁品耀和他的伙伴们演出的话剧《红色技术员》。
上图：张德和他的搭档演出的二人台非常受矿工欢迎。
上图：安国玺和张学文的快板在省、市及全煤系统都享有盛名。
上图：1970年大同煤矿文艺宣传队赴28军慰问演出合影。
题记-
在世俗的目光中，他们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微不足道的，就像岁月的时空中曾经掠过的一片淡淡的云，或早已被人遗忘，或从来就不为人们所留意。但风过留声，雁过留痕，他们毕竟在这一时空里存在过，且以一种特有的美和执著，树起了一座只属于自己的无字碑。我愿在这座碑上写下一些碎片文字，与活着的人们一起回忆那些远逝的往事，也对死去的老哥老弟们寄托一份长长的哀思。
我走进大同煤矿，也走进了这个团队
1972年9月24日，我心情复杂地坐在北去的列车上。身后，是我生活了18个年头的省城和全省最高学府的讲台。几位为我送行同事的身影还在眼前飘忽。他们帮我托运了我的全部家当，一辆自行车，一卷被褥和一个自己动手做的未曾漆过的衣箱，里面装了一些书藉。我要调去的地方是大同矿务局，我的妻程琪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在那里工作。我不知道此一去等着我的是什么，但命运似乎就是这样安排的。许多年后，好友李保同曾不止一次调侃我：“瞧瞧你的名字吧，枚（煤）——同！命中注定！大同煤矿！”或许真的是命中注定，也或许真的是与煤矿有缘，后来的二十多年，虽然曾有过多次机会可以调往北京和省城，但我最终还是留在了这块土地上。
……
车过宁武关后便刮起了大风，及至金沙滩，风更大了，天地一片混沌，天昏地暗，悬在天空的太阳犹如一杯浓茶里的鸡蛋黄。列车像牛车一样缓慢地爬行着，我的心情也变得焦躁不安。车到老平旺站，天已大黑，昏暗中我一眼便看见站台上接我的妻，焦躁的心一下便安定了些。因为急着要换乘开往矿区的市郊火车，我同妻竟没能顾上诉说几句想说的话。很快，火车到了矿务局所在的新平旺站。当我随着妻从车上跳下来的那一刹那，我不知自己是想哭还是想笑，我只是下意识地感觉到我这一跳便从省城跳到了一个煤矿，从最高学府的讲台跳到了这块黑沉沉的土地上。
车站外没有一盏路灯，我随着妻左弯右拐地走。不过十分钟的路，于我，却是那么遥远，遥远得让我有一种找不到北的感觉。
终于，我看到一个门洞，门洞里射出微弱的灯光。
妻说，到家了。
这个地方曾是矿务局的旧办公室，时下是“大同煤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驻地。妻那时在政治部宣传组下设的文艺创作组工作，常给宣传队搞创作，知我调来，政治部领导破例让宣传队腾出一间办公室给我们暂时安家。房间有十多平米，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一张两个抽屉的办公桌，地上放着一个电炉子，一只小锅，几个盘碗，还有一个小板凳，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但我们毕竟有一个家了！
这简陋的小屋，还有妻刚才的一声“到家了”，就像一只温暖又温柔的手，抚平了我心中的所有躁虑，我的心一下安定下来。两地分居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和妻再不用饱受相思之苦，我喉结一动，眼睛不由得湿润了。
我知道，我的一切将从这里重新开始，心中竟有了几分按捺不住的向往。毕竟，彼时正年轻。
不一会儿，便拥进一伙人来看我。这是我在这块土地上认识的第一批同事。他们是宣传队队长李彦华、副队长张礼亭，板胡演奏员刘玉文，还有赵金文等。他们的目光里充满热情，也闪烁着审视。也许，他们对一个大学教师调到这个地方来有几分好奇和不解，抑或还有点什么期望。但我那时却没想那么多，我只知道，他们将是我未来工作中的伙伴，或许我与他们冥冥之中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呢。果然如此，后来的三十多个风雨春秋，为我的所思所想作了准确的注释。
这一年，我三十二岁。
我认识这个宣传队是从它的乐队开始的。
那是一个小民乐队。当我头一次听到乐队的排练声在长长的走廊里响起的时候，一种职业的本能让我的心立刻与它融在了一起，甚至被它感动。曲子是欢快的《丰收舞》，虽然是大齐奏，业余味，但听得出来，乐队的个人技巧及艺术素养都很不错。老实说，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循声走去。从这一步起，我开始渐渐结识了这支队伍里的每一个成员。
乐队指挥是宣传队的副队长黄滨，这位学土木建筑的音乐发烧友那时已年近四十；
乐队队长是刘英，他的笛子吹得很好，以致二十多年后当了矿长还有人背后称他“捏眼儿矿长”；
还有吹笙的于国、拉二胡的吴倩、打洋琴的徐惠珠、弹琵琶的周焕宾、拉大提琴的吴福有、拉贝大提琴的张凤翔、拉手风琴的麻有财，以及吕金有、郭世清、马复兴等人，都是乐队的骨干。还有刚刚充实进来的三把小提：谷建平、尹九江和付玉华，三个小年轻，十六七岁，也是矿一中文艺班的。听老队员们说，之前乐队还有王彤和李向仁夫妇俩，一个拉二胡，一个弹琵琶，王彤的二胡拉得相当有水准。我来时他们已经离开文艺队。
相对而言，乐队队员的年龄大一些，舞蹈队的演员则是清一色的少男少女，是刚刚从矿一中文艺班《白毛女》剧组招来的。男队员有崔巍伟、杨建国、王彦平、鲁顺义、孟建平、王志成等，女队员有辛淑芬、李爱兰、曹锐琴、白凤莲、汪玲、王晋、李然青、朱玉萍等，这一群少男少女都受过芭蕾的训练，基本功相当不错。还有几名年龄大点的队员，张宝兰、谷军、王耀青、李凤英、吴小红、刘建华、阎建花等，以演小话剧和表演唱为主，有时也参加舞蹈和表演唱。这支队伍的声乐力量比较弱，独唱演员有刘玲科、周贯成等。那时盛行群口快板、表演唱和小话剧，演员有沈艺华、温淑慧、安国栋、乔铮、张新民、钱进信、高昆等。沈艺华兼导演，安国栋同时兼任文艺队副队长。
还有一个人很值得一提，他就是后来调到市公安局、把小说写得风生水起的曹乃谦。曹乃谦那时在乐队，能拉二胡、小提，有时也上台露一脸，演个表演唱、群口快板什么的。他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人，艺术感觉非常好。
……
人渐渐地熟了。
这个宣传队的四十多名成员中，年龄最大的是张礼亭、沈艺华和黄滨。从他们的口中，我大体知道了大同煤矿这支文艺队伍的历史轨迹。
早在刚解放，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同煤矿就有两支演出队伍，一支是评剧团，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员叫白雪，人们经常说起；另一支是由雁北军分区文工团转业到大同煤矿的，后来走上领导岗位的刘素善、冯振华、王昆山以及工会的老干事刘金寿等都是这支队伍的成员，他们中的冯振华后来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冯振华是一位很有才气、很有能力、很有魄力、杀伐果断又很讲义气的领导，我很尊崇他。说起这支队伍的转业，颇有些戏剧性呢。
事情要从1945年抗战胜利说起。
1945年浑源一解放，薛凤霄（文革前曾任大同市市长、雁北地委书记）就扩编组建了当时晋察冀根据地的第一所女子完小，即浑源县女子完小，并任命冯振华为校长，教员有后来一起转业到大同煤矿的王昆山、李春沛等老处长。也就在这一年，在时任雁北军分区政委赵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动员下，22岁的冯振华带领浑源县女子完小的50多名师生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就这样，冯振华以及我后来认识的刘素善、王昆山、李春沛等老处长等便成了雁北军分区文工团的第一批团员。这是一支专业素质很高的文艺队伍，他们排演的《王贵与李香香》《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剧目相当火，非常受欢迎，据说当时在口泉演出时几乎是万人空巷。转眼到了1949年春，上级决定，要将雁北军分区文工团并入华北军区文工团。许多年后冯振华还记得那一天的情景，欢送会开过了，散伙饭吃了，每人还发了三块大洋的慰问金，下午，这伙人从军分区所在的帅府街出来在街上遛达，想最后再看一眼大同城，准备晚上乘火车去北京。谁知这事恰好被刚从北京开会回来的军分区政委赵汉得知，问明了情由，赵汉大手一挥，立刻将这伙人“截胡”了，第二天便将这伙人送到当时的大同煤矿机关所在地，即后来的永定庄矿。大同煤矿文工团就这样诞生了！这便是解放后最早成立的大同煤矿文工团！只是这支队伍只存在了一年多，到1950年便解散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支纯业余的文工团。
后来的这些年，直到文革，大同煤矿的文艺队伍一直是纯业余状态。虽是业余，却丝毫不减其士气和名气。提起大同煤矿的相声、快板、二人台、话剧，不仅在大同市，在省内，乃至全国煤矿也首屈一指！
那时，在永定庄矿与口泉镇之间的一面山坡上，有一座旧庙改成的文化宫，那里也是业余文工团的排练场所。那时的主要演员有张礼亭、傅崇仁、安国玺、张学文、郁品耀、沈艺华、郭桐君、乔玉、尹继芳，还有后来担任副局长的王秀生等。再往后，黄滨、刘玉文、赵金文等也加入了这支队伍。这支业余文艺队伍一直活跃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不仅在矿区，在大同市乃至全国煤矿也享有盛名。据说傅崇仁在二人台《探病》中饰演的刘干妈活灵活现，堪称一绝，一出场的几步走就是满堂彩；安国玺和张学文的相声和快板，绝对是专业水平；还有郁品耀、乔玉、王秀生的话剧、沈艺华的评书，也为后人所不能及。他们曾几次赴京参加全国职工和煤炭系统会演，得过不少奖项，还数次受到中央领导接见。话剧《红色技术员》、评书《江浩劫车》、二人台《打金钱》等都是那个时期的保留节目。张礼亭视这个时期留下的照片为珍宝，一直挂在他的家中。后来的这些年，每逢大年初五他生日那天，老张便约这些“老文艺”们到他家去喝他自己亲手酿的枣酒……
我曾多次欣赏过他家墙上的那些照片，那一张张年轻俊朗充满朝气的面孔和生动的剧照，引发着我的无穷想象和人生的慨叹。直到现在，那些照片还印在我的脑海里。只是时光流逝，风光不再，弹指间一切已成往事，又有多少人还记着他们？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早已默默地离开了人世，又有多少人能想到他们年轻时代也曾这样倜傥，也曾有过这样的辉煌呢？他们平凡，有如草木，有如流云，但他们用自己对艺术的执著书写了历史。在大同煤矿的文化史上，他们毕竟写下过浓重的一笔。每当我默默地想到那些照片时，便不由对他们肃然起敬。
我眼下初识的这个文艺队是文革初期成立的，它的前身叫“煤司宣传队”，有派性背景，从演《收租院》起家。直到现在，队员们口中还经常会说起他们的雕塑剧《收租院》，说起他们的导演郁品耀，那口气，那神情，满满的傲骄。
《收租院》之后，文艺队就开始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了。饰李玉和的是周福英，饰李铁梅的是朱玉玲，饰鸠山的是沈艺华。这两个剧目在文化生活极端匮乏的那个年代，曾给人们留下过深刻印象。后来，“煤司宣传队”更名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又扩充了一些队员，就有了我现在看到的这支队伍。
那时队员们的练功非常自觉，也非常刻苦。因为我和文艺队住在一个走廊里，所以每天一大早就能听见走廊和后院里响起的歌声和乐器声。队员们各自找一个角落专心致志心无旁鹜地练，和大学音乐系里的学生几乎没什么两样。我是当教师的出身，于是便像喜欢用功的学生一样喜欢上了这些队员们。
我初调来时，也被安排在创作组工作，但我的心思却总是被文艺队牵系着，总觉得那里才是我的岗位。因为我是学音乐创作的，离开文艺演出团体，我的所学便一无所用。
或许，真的是命中注定！
人生中，很多看似的“偶然”其实都有“必然”的因子蕴于其中。
（未完待续）
原创 张枚同 云中两棵树 2024年11月14日 11:04 山西
上图：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同煤矿工人文化宫。
上图：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大同煤矿军乐团，指挥黄滨。
上图：郁品耀和他的伙伴们演出的话剧《红色技术员》。
上图：张德和他的搭档演出的二人台非常受矿工欢迎。
上图：安国玺和张学文的快板在省、市及全煤系统都享有盛名。
上图：1970年大同煤矿文艺宣传队赴28军慰问演出合影。
题记-
在世俗的目光中，他们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微不足道的，就像岁月的时空中曾经掠过的一片淡淡的云，或早已被人遗忘，或从来就不为人们所留意。但风过留声，雁过留痕，他们毕竟在这一时空里存在过，且以一种特有的美和执著，树起了一座只属于自己的无字碑。我愿在这座碑上写下一些碎片文字，与活着的人们一起回忆那些远逝的往事，也对死去的老哥老弟们寄托一份长长的哀思。
我走进大同煤矿，也走进了这个团队
1972年9月24日，我心情复杂地坐在北去的列车上。身后，是我生活了18个年头的省城和全省最高学府的讲台。几位为我送行同事的身影还在眼前飘忽。他们帮我托运了我的全部家当，一辆自行车，一卷被褥和一个自己动手做的未曾漆过的衣箱，里面装了一些书藉。我要调去的地方是大同矿务局，我的妻程琪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在那里工作。我不知道此一去等着我的是什么，但命运似乎就是这样安排的。许多年后，好友李保同曾不止一次调侃我：“瞧瞧你的名字吧，枚（煤）——同！命中注定！大同煤矿！”或许真的是命中注定，也或许真的是与煤矿有缘，后来的二十多年，虽然曾有过多次机会可以调往北京和省城，但我最终还是留在了这块土地上。
……
车过宁武关后便刮起了大风，及至金沙滩，风更大了，天地一片混沌，天昏地暗，悬在天空的太阳犹如一杯浓茶里的鸡蛋黄。列车像牛车一样缓慢地爬行着，我的心情也变得焦躁不安。车到老平旺站，天已大黑，昏暗中我一眼便看见站台上接我的妻，焦躁的心一下便安定了些。因为急着要换乘开往矿区的市郊火车，我同妻竟没能顾上诉说几句想说的话。很快，火车到了矿务局所在的新平旺站。当我随着妻从车上跳下来的那一刹那，我不知自己是想哭还是想笑，我只是下意识地感觉到我这一跳便从省城跳到了一个煤矿，从最高学府的讲台跳到了这块黑沉沉的土地上。
车站外没有一盏路灯，我随着妻左弯右拐地走。不过十分钟的路，于我，却是那么遥远，遥远得让我有一种找不到北的感觉。
终于，我看到一个门洞，门洞里射出微弱的灯光。
妻说，到家了。
这个地方曾是矿务局的旧办公室，时下是“大同煤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驻地。妻那时在政治部宣传组下设的文艺创作组工作，常给宣传队搞创作，知我调来，政治部领导破例让宣传队腾出一间办公室给我们暂时安家。房间有十多平米，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一张两个抽屉的办公桌，地上放着一个电炉子，一只小锅，几个盘碗，还有一个小板凳，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但我们毕竟有一个家了！
这简陋的小屋，还有妻刚才的一声“到家了”，就像一只温暖又温柔的手，抚平了我心中的所有躁虑，我的心一下安定下来。两地分居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和妻再不用饱受相思之苦，我喉结一动，眼睛不由得湿润了。
我知道，我的一切将从这里重新开始，心中竟有了几分按捺不住的向往。毕竟，彼时正年轻。
不一会儿，便拥进一伙人来看我。这是我在这块土地上认识的第一批同事。他们是宣传队队长李彦华、副队长张礼亭，板胡演奏员刘玉文，还有赵金文等。他们的目光里充满热情，也闪烁着审视。也许，他们对一个大学教师调到这个地方来有几分好奇和不解，抑或还有点什么期望。但我那时却没想那么多，我只知道，他们将是我未来工作中的伙伴，或许我与他们冥冥之中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呢。果然如此，后来的三十多个风雨春秋，为我的所思所想作了准确的注释。
这一年，我三十二岁。
我认识这个宣传队是从它的乐队开始的。
那是一个小民乐队。当我头一次听到乐队的排练声在长长的走廊里响起的时候，一种职业的本能让我的心立刻与它融在了一起，甚至被它感动。曲子是欢快的《丰收舞》，虽然是大齐奏，业余味，但听得出来，乐队的个人技巧及艺术素养都很不错。老实说，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循声走去。从这一步起，我开始渐渐结识了这支队伍里的每一个成员。
乐队指挥是宣传队的副队长黄滨，这位学土木建筑的音乐发烧友那时已年近四十；
乐队队长是刘英，他的笛子吹得很好，以致二十多年后当了矿长还有人背后称他“捏眼儿矿长”；
还有吹笙的于国、拉二胡的吴倩、打洋琴的徐惠珠、弹琵琶的周焕宾、拉大提琴的吴福有、拉贝大提琴的张凤翔、拉手风琴的麻有财，以及吕金有、郭世清、马复兴等人，都是乐队的骨干。还有刚刚充实进来的三把小提：谷建平、尹九江和付玉华，三个小年轻，十六七岁，也是矿一中文艺班的。听老队员们说，之前乐队还有王彤和李向仁夫妇俩，一个拉二胡，一个弹琵琶，王彤的二胡拉得相当有水准。我来时他们已经离开文艺队。
相对而言，乐队队员的年龄大一些，舞蹈队的演员则是清一色的少男少女，是刚刚从矿一中文艺班《白毛女》剧组招来的。男队员有崔巍伟、杨建国、王彦平、鲁顺义、孟建平、王志成等，女队员有辛淑芬、李爱兰、曹锐琴、白凤莲、汪玲、王晋、李然青、朱玉萍等，这一群少男少女都受过芭蕾的训练，基本功相当不错。还有几名年龄大点的队员，张宝兰、谷军、王耀青、李凤英、吴小红、刘建华、阎建花等，以演小话剧和表演唱为主，有时也参加舞蹈和表演唱。这支队伍的声乐力量比较弱，独唱演员有刘玲科、周贯成等。那时盛行群口快板、表演唱和小话剧，演员有沈艺华、温淑慧、安国栋、乔铮、张新民、钱进信、高昆等。沈艺华兼导演，安国栋同时兼任文艺队副队长。
还有一个人很值得一提，他就是后来调到市公安局、把小说写得风生水起的曹乃谦。曹乃谦那时在乐队，能拉二胡、小提，有时也上台露一脸，演个表演唱、群口快板什么的。他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人，艺术感觉非常好。
……
人渐渐地熟了。
这个宣传队的四十多名成员中，年龄最大的是张礼亭、沈艺华和黄滨。从他们的口中，我大体知道了大同煤矿这支文艺队伍的历史轨迹。
早在刚解放，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同煤矿就有两支演出队伍，一支是评剧团，有一个很有名的演员叫白雪，人们经常说起；另一支是由雁北军分区文工团转业到大同煤矿的，后来走上领导岗位的刘素善、冯振华、王昆山以及工会的老干事刘金寿等都是这支队伍的成员，他们中的冯振华后来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冯振华是一位很有才气、很有能力、很有魄力、杀伐果断又很讲义气的领导，我很尊崇他。说起这支队伍的转业，颇有些戏剧性呢。
事情要从1945年抗战胜利说起。
1945年浑源一解放，薛凤霄（文革前曾任大同市市长、雁北地委书记）就扩编组建了当时晋察冀根据地的第一所女子完小，即浑源县女子完小，并任命冯振华为校长，教员有后来一起转业到大同煤矿的王昆山、李春沛等老处长。也就在这一年，在时任雁北军分区政委赵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动员下，22岁的冯振华带领浑源县女子完小的50多名师生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就这样，冯振华以及我后来认识的刘素善、王昆山、李春沛等老处长等便成了雁北军分区文工团的第一批团员。这是一支专业素质很高的文艺队伍，他们排演的《王贵与李香香》《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剧目相当火，非常受欢迎，据说当时在口泉演出时几乎是万人空巷。转眼到了1949年春，上级决定，要将雁北军分区文工团并入华北军区文工团。许多年后冯振华还记得那一天的情景，欢送会开过了，散伙饭吃了，每人还发了三块大洋的慰问金，下午，这伙人从军分区所在的帅府街出来在街上遛达，想最后再看一眼大同城，准备晚上乘火车去北京。谁知这事恰好被刚从北京开会回来的军分区政委赵汉得知，问明了情由，赵汉大手一挥，立刻将这伙人“截胡”了，第二天便将这伙人送到当时的大同煤矿机关所在地，即后来的永定庄矿。大同煤矿文工团就这样诞生了！这便是解放后最早成立的大同煤矿文工团！只是这支队伍只存在了一年多，到1950年便解散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支纯业余的文工团。
后来的这些年，直到文革，大同煤矿的文艺队伍一直是纯业余状态。虽是业余，却丝毫不减其士气和名气。提起大同煤矿的相声、快板、二人台、话剧，不仅在大同市，在省内，乃至全国煤矿也首屈一指！
那时，在永定庄矿与口泉镇之间的一面山坡上，有一座旧庙改成的文化宫，那里也是业余文工团的排练场所。那时的主要演员有张礼亭、傅崇仁、安国玺、张学文、郁品耀、沈艺华、郭桐君、乔玉、尹继芳，还有后来担任副局长的王秀生等。再往后，黄滨、刘玉文、赵金文等也加入了这支队伍。这支业余文艺队伍一直活跃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不仅在矿区，在大同市乃至全国煤矿也享有盛名。据说傅崇仁在二人台《探病》中饰演的刘干妈活灵活现，堪称一绝，一出场的几步走就是满堂彩；安国玺和张学文的相声和快板，绝对是专业水平；还有郁品耀、乔玉、王秀生的话剧、沈艺华的评书，也为后人所不能及。他们曾几次赴京参加全国职工和煤炭系统会演，得过不少奖项，还数次受到中央领导接见。话剧《红色技术员》、评书《江浩劫车》、二人台《打金钱》等都是那个时期的保留节目。张礼亭视这个时期留下的照片为珍宝，一直挂在他的家中。后来的这些年，每逢大年初五他生日那天，老张便约这些“老文艺”们到他家去喝他自己亲手酿的枣酒……
我曾多次欣赏过他家墙上的那些照片，那一张张年轻俊朗充满朝气的面孔和生动的剧照，引发着我的无穷想象和人生的慨叹。直到现在，那些照片还印在我的脑海里。只是时光流逝，风光不再，弹指间一切已成往事，又有多少人还记着他们？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早已默默地离开了人世，又有多少人能想到他们年轻时代也曾这样倜傥，也曾有过这样的辉煌呢？他们平凡，有如草木，有如流云，但他们用自己对艺术的执著书写了历史。在大同煤矿的文化史上，他们毕竟写下过浓重的一笔。每当我默默地想到那些照片时，便不由对他们肃然起敬。
我眼下初识的这个文艺队是文革初期成立的，它的前身叫“煤司宣传队”，有派性背景，从演《收租院》起家。直到现在，队员们口中还经常会说起他们的雕塑剧《收租院》，说起他们的导演郁品耀，那口气，那神情，满满的傲骄。
《收租院》之后，文艺队就开始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了。饰李玉和的是周福英，饰李铁梅的是朱玉玲，饰鸠山的是沈艺华。这两个剧目在文化生活极端匮乏的那个年代，曾给人们留下过深刻印象。后来，“煤司宣传队”更名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又扩充了一些队员，就有了我现在看到的这支队伍。
那时队员们的练功非常自觉，也非常刻苦。因为我和文艺队住在一个走廊里，所以每天一大早就能听见走廊和后院里响起的歌声和乐器声。队员们各自找一个角落专心致志心无旁鹜地练，和大学音乐系里的学生几乎没什么两样。我是当教师的出身，于是便像喜欢用功的学生一样喜欢上了这些队员们。
我初调来时，也被安排在创作组工作，但我的心思却总是被文艺队牵系着，总觉得那里才是我的岗位。因为我是学音乐创作的，离开文艺演出团体，我的所学便一无所用。
或许，真的是命中注定！
人生中，很多看似的“偶然”其实都有“必然”的因子蕴于其中。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