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宣帝纪》记载：“四年，迁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而上，至于朐（月忍），拔其新丰县。军次丹口，遇雨，班师。 ”
对于司马懿军这次行动时间不长、作战成果不大的出征，史料记载不多，而后世史学界的对此的研究也很少，由此产生了若干的误解，甚至以此为据批评《晋书宣帝纪》的可信度。
比如有的人以为：司马懿从西城出征，却率军翻越了大巴山，打到了西城南方很远、长江北岸的巴东郡朐忍县，接着却又回师北上西城的北面关中地区，攻克了曹魏长安东面不远、自己的新丰县，其行踪和作战结果完全不可理喻，由此以为：必然是《晋书宣帝纪》的记载内容错误、不可信。
而实际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不严谨的，是站不住脚的。

一、本次作战的基本情况
对于本次作战的相关记载，还有以下几条：
《三国志明帝纪》记载：（太和四年）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诏大司马曹真、大将军司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东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乙未，幸许昌宫。九月，大雨，伊、洛、河、汉水溢，诏真等班师。
《三国志曹真传》记载：真以“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帝从其计。真当发西讨，帝亲临送。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溯汉水，当会南郑。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威入。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诏真还军。
《三国志华歆传》记载：太和中，遣曹真从子午道伐蜀，车驾东幸许昌。歆上疏曰：“兵乱以来，过逾二纪。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绍三王之迹。虽有二贼负险延命，苟圣化日跻，远人怀德，将襁负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臣诚原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为后事。且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如闻今年徵役，颇失农桑之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臣备位宰相，老病日笃，犬马之命将尽，恐不复奉望銮盖，不敢不竭臣子之怀，唯陛下裁察！”帝报曰：“君深虑国计，朕甚嘉之。贼凭恃山川，二祖劳於前世，犹不克平，朕岂敢自多，谓必灭之哉！诸将以为不一探取，无由自弊，是以观兵以闚其衅。若天时未至，周武还师，乃前事之鉴，朕敬不忘所戒。”时秋大雨，诏真引军还。
《三国志杨阜传》记载：后迁少府。是时大司马曹真伐蜀，遇雨不进。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乌之符，而犹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鱼入舟，君臣变色。而动得吉瑞，犹尚忧惧，况有灾异而不战竦者哉？今吴、蜀未平，而天屡降变，陛下宜深有以专精应答，侧席而坐，思示远以德，绥迩以俭。间者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稽阂山险，以积日矣。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以多，若有不继，必违本图。传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徒使六军困于山谷之间，进无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还师，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饥，宜发明诏损膳减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罢之。昔邵信臣为少府于无事之世，而奏罢浮食；今者军用不足，益宜节度。”帝即召诸军还。
由此可见，公元230年（魏太和四年、蜀汉建兴八年），曹魏大军由大司马曹真为统帅，分四路进攻蜀国的汉中地区。其中曹真的主力由子午谷开进、另有部队沿着褒斜谷和从武都（《三国志》记载为武威，武威距离汉中甚远，应是武都的传抄书写错误）方向进攻汉中。而最后一路，也就是第四路，则是大将军司马懿自西城向汉中进军，以策应曹真主力的作战。
四路大军于八月开始出征，由于此时期正逢汉中以及周边地区的雨季，各路部队在半路上多遭遇连续大雨，导致山路不通，大军行进了一个月左右，依然才行进了一半的路程，而蜀军在汉中地区以逸待劳，早已做好了防御准备。由此，大臣们多次劝谏魏明帝，终于在九月下诏班师。

一、司马懿东路军的情况
虽然曹真的主力走子午谷遭遇了连续大雨，三十余日时间才走了一半路程，并没有与蜀军接战，但是由西城出发的司马懿军，却在开始阶段推进比较顺利，不仅劈山开道、水陆并进，穿过了西城西面的沔水谷道，还攻到了蜀汉汉中郡的东部边境地区。
从《三国志曹真传》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司马懿军的作战目标为：“司马宣王溯汉水，当会南郑”。《晋书宣帝纪》也说：“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而上”。
从军事上考量，司马懿的基本作战地域以及路径为：
1、从汉中东面的西城郡出兵向西进攻，与曹真等各路魏军会师汉中郡的郡治南郑。
2、司马懿军是沿着沔水逆流而上的，因为西城郡与汉中郡有沔水相通。
由此，司马懿军的作战必定是要按照这个基本的战役目标来进行的，而不可能一会向南一会向北胡乱进攻。而司马懿大军史书中所记载的几个地点，则必然在自西城到南郑的半路上，同时是在沔水沿岸地区。这几个地点是：朐（月忍）、蜀汉新丰县、丹口。

三、朐（月忍）的位置讨论
《晋书宣帝纪》中，曾记载司马懿大军先到达了一个名为朐（月忍）的地方——这个地名中的第二个字电脑中打不出来，暂时用这两个字代替。那么这个朐（月忍）在哪里呢？
一般的学术意见是：巴东郡的朐忍县，就是司马懿到达的朐（月忍）。比如：清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卷十八就认为：“此非京兆之新丰，其地当在巴东郡。而晋、宋二志皆无此县。《太平寰宇记》：‘开州开江县，本汉朐（月忍）县地，蜀先主建安二十一年于今县南二里，置汉丰县，以汉土丰盛为名’。当即此新丰也。魏虽拔之而不能守”。《晋书斠注》也在此文后引述了《廿二史考异》的意见。——这种观点，先确定蜀汉的新丰县是巴东郡的汉丰县，再由此确认与之相关的朐（月忍）在此附近。
但是这种意见应当是完全错误的，理由是从军事上和地理上考证，司马懿大军于曹真会攻汉中，是不可能跑到巴东郡的。
第一，西城郡（魏兴郡）西城县，今天的陕西安康市，与巴东郡的朐忍县，一个是在沔水（今天的汉江）岸边，一个是在江水（今长江）岸边，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水系的城市，相距很远；
第二，从西城县到朐忍县，中间正好隔着险峻的大巴山山脉，这其间，完全没有通路可以供大军通行。即使到了科技发达的现代，两地之间依然没有道路通行。
第三，史书明确记载，司马懿的进军目标是与曹真军会师汉中郡的南郑（今陕西汉中市），魏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分不清东南西北，明明要向西进军，却搞成了向南开进。就比如从天津向北京进军，却被告知打下了济南又来到了沈阳一样的可笑。
第四，史书两处都明确记载，司马懿军是自西城沿着沔水逆流而上，这样才符合会师南郑的战役目标，而不可能沿着沔水逆流而上到了长江边。
应当说，钱大昕的意见，并没有认真研究史书对于司马懿作战路线的准确描述，而是仅仅因为巴东郡有一个与司马懿进军路线上地名相近的朐忍，就把朐（月忍）认定为了朐忍，而完全没有考虑相关的军事和地理信息。
那么，朐（月忍）是巴东郡的朐忍吗？
根据《华阳国志校注》的作者刘琳教授的意见，认为：
历代史书对于朐忍是如何记载的呢？我们引述如下：
1、《汉书 地理志》：“巴郡，秦置。属益州。户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八。县十一：江州。临江，莽曰监江。枳。阆中，彭道将池在南，彭道鱼池在西南。垫江。朐忍，容毋水所出，南入江，有橘官、盐官。安汉，是鱼池在南，莽曰安新。宕渠，符特山在西南，潜水西南入江，不曹水出东北徐谷，南入灊。鱼复，江关都尉治，有橘官。充国。涪陵，莽曰巴亭。”
2、《后汉书 地理志》：“巴郡，秦置。雒阳西三千七百里。十四城，户三十一万六百九十一，口百八万六千四十九。江州。宕渠，有铁。朐忍。阆中。鱼复，扞水有扞关。临江。枳。涪陵，出丹。垫江。安汉。平都。充国，永元二年分阆中置。宣汉。汉昌，永元中置。”
3、《三国志》无地理志，也没有关于朐忍的记载。东晋常璩《华阳国志 巴志》：“巴东郡，先主入益州，改为江关都尉。建安二十一年，以朐忍、鱼腹、（汉丰）、羊渠及宜都之巫、北井六县为固陵郡，武陵（廖）立为太守。彰武元年，朐忍徐虑、鱼腹蹇机以失巴名，上表自讼，先主听复为巴东，南郡辅匡为太守。……蜀平，献仍其任，拜凌江将军，领武陵太守。泰始二年，吴大将步阐、唐咨攻献，献保城。咨西侵至朐忍。”
4、唐朝编撰的《晋书》，基本上是以南朝齐臧荣绪的《晋书》为主要蓝本的：其中《晋书宣帝纪》云：“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而上，至于朐（月忍），拔其新丰县。”而《晋书地理志》则说：“巴东郡汉置。统县三，户六千五百。鱼复。朐（月忍）。南浦。”
5、南朝沈约《宋书 州郡志》：“巴东公相……领县七，户一万三千七百九十五，口四万五千二百三十七。去州水一千三百；去京都水四千六百八十。鱼复侯相，汉旧县，属巴郡，刘备章武二年，改为永安，晋武帝太康元年复旧。朐（月忍）令，汉旧县，属巴郡。”
6、《旧唐书 地理志 山南道》：“开州，…… 盛山：汉朐（月忍）县，属巴郡。蜀分置汉丰县，周改汉丰为永宁。隋改永宁为盛山。以山为名。”
由此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在晋朝以前的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时期，巴东郡的朐忍县，都是写为朐忍的，忍字是没有月字旁的。而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的史书记载中，巴东郡的朐忍县就开始写为朐（月忍）了。
在南北朝时期，朐忍与朐（月忍）是通用、混用的，比如写于南北朝时期的《后汉书》，就有这个问题，其在《地理志》中是写为朐忍，而在《列传》里却写为朐（月忍）。这也可能是不同版本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在《吴汉列传》里写为朐（月忍），而刘琳教授在校点《华阳国志》中却说《吴汉列传》里写的是朐忍。
不过根据汉代的碑刻，可以证明汉代巴郡的这个县名称是朐忍，而不是朐（月忍）。《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185年）立，其上写道：“君高祖父敏，举孝廉，武威长史，巴郡朐忍令，”《巴郡太守张纳碑阴》，东汉中平五年立，其上也写着：“朐忍蛮夷，滔天蠢动，乘虚唐突，”还有《西狱华山亭碑》，都表明当时是称为朐忍。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在汉末、三国时期的朐忍和朐（月忍），原本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两个不同的地名，可是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月忍）”字与“忍”字开始混用和通用，导致了把这两个不同的地方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司马懿攻汉中所经过的地点是沔水边的朐（月忍），而当时长江边上巴东郡另有一个朐忍，二者并不是一个地方，二者相差一个月字旁。
由于沔水一带的朐（月忍），并不是一个县城，而只是一个不出名的地点，因此在历代史书中都没有记载下来，只有司马懿在向南郑进军途中，经过了这里并被记载下来。
考虑到司马懿军是配合曹真主力进攻汉中，又随后因为下雨班师撤回，表明司马懿所到达的朐（月忍），很可能位于当时魏、蜀两国交界地区的荒山野岭之中。

三、蜀汉新丰县位置的讨论
《汉书 地理志》记载：“京兆尹，……新丰，骊山在南，故骊戎国。”其后东汉应劭注云：“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寺街里以象丰，徙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
《后汉书 地理志》记载：“京兆尹，……新丰，有骊山，东有鸿门亭及戏亭。有取城。”
《晋书 地理志》记载：“京兆郡汉置。统县九，户四万。长安；杜陵；霸城；蓝田；高陆； 万年，故栎阳县；新丰；阴般；郑，周宣王弟郑桓公邑。”
由此可见，京兆尹或京兆郡的新丰县，自西汉初设置以来，一直没有什么变化，都位于长安东面不远。而且在司马懿出征汉中时，新丰县所在的关中地区属于魏国的地盘，显然，如果以为司马懿攻拔的新丰县是这里，不仅方向不对，而且司马懿也不可能攻拔自己方面的县城。因此这种理解完全是错误的。
同时，根据前面的考证，也否定了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认为的新丰县可能是巴东郡的汉丰县。虽然两县名称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司马懿进军的方向却差距太大，而且当时西城与汉丰之间隔着不可逾越的大巴山脉，根本大军不可能到达。
根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是攻拔“其新丰县”，这里为何在新丰县的前面要增加一个“其”字呢？其实这里面大有文章。这表明，这个新丰县是蜀汉的新丰县，“其”字代表司马懿所进攻的对象：蜀汉。那么，这个蜀汉的新丰县存在吗？
我分析认为：蜀汉的新丰县，应当是一个诸葛亮新侨置的县，是为了安置从魏国新丰县流亡过来的百姓、并继续吸引魏国新丰县百姓叛逃过来，而在边界附近新设置的侨置县。理由如下：
第一，蜀汉确实在汉中郡东部边界一带，设置过侨置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侨置的南乡县。
南朝沈约《宋书 州郡志》：“汉中太守，秦立。……西乡令，蜀立曰南乡，晋武帝太康二年更名。” 这证明，蜀汉曾在晋朝的西乡县位置，设置过一个南乡县，西晋统一中国后，由于这个南乡县与南乡郡之南乡县重名，故改名为西乡县。
根据《后汉书 地理志》：“南阳郡……南乡”以及《宋书 州郡志》：“顺阳太守，魏分南阳立曰南乡，晋武帝更名。成帝咸康四年，复立南乡，后复旧。……南乡令，前汉无，后汉有，属南阳。”可知东汉到晋朝到南北朝，在南阳郡的西部都有一个南乡县，魏国还曾在这一带新设南乡郡。
顺带说一句，刘琳教授在《华阳国志》中校点认为：“董厥封南乡侯，又刘干为南乡人（《吕乂传》） ，均可证（蜀汉有南乡县）”。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首先，刘干为南乡人，指的是刘干是南乡郡人，而不是南乡县人。一般而言说某人籍贯，当时都是要说郡国一级的，如果再详细说，可以说是某郡某县人，而不会只说是某县的人。其次，董厥所封南乡侯，应当只是一个乡侯，而不是县侯，在当时的蜀汉，没有什么重大军功是不可能封县侯的，自刘备以后蜀汉一共才封了七个县侯，都是军功很多的战将，而董厥一生先后担任府令史、主簿、尚书仆射、尚书令，虽然最后担任了辅国大将军之职，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位文官，没有任何的军功，就如同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行政官员一样，都是封为乡侯而不可能是县侯的。
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 三国分册》，魏国的南乡郡南乡县，原本与蜀汉的西城郡相邻，而西城郡则又与汉中郡相邻。建兴六年，孟达在魏兴郡反叛曹魏，被司马懿消灭，至此南乡县与汉中郡中间就隔着魏兴郡了。
不过，孟达企图反叛曹魏，很有可能与之相邻的南乡县有一些曹魏百姓会投靠到孟达方面，当孟达被消灭后，这些百姓害怕魏国政府的惩罚，只能继续向西逃亡到蜀汉的汉中郡东部边界一带避难。为了安置这些来自曹魏南乡县的百姓，更为了吸引曹魏百姓来投奔，驻军汉中的诸葛亮此时在汉中郡东部边界附近设置一个侨置的南乡县，是比较合理的。
而既然有侨置的南乡县，就很有可能存在侨置的新丰县了。
第二，在汉中郡的东部，也有可能侨置新丰县以安置来自魏国新丰县的流民。
魏国新丰县的位置，在长安城以东不远，正好在子午谷的北口附近，而蜀汉汉中郡的东部，则是子午谷的南口。可能会有一些魏国百姓通过子午谷逃亡到蜀汉的汉中郡东部一带，则诸葛亮在汉中郡东部的边界一带，新设置一个侨置的新丰县，其目的正与南乡县是一样的道理。
史书记载汉末曾有不少三辅百姓经过子午谷逃入汉中地区避难，数量达上万户。后来虽经曹操等进行回迁，但是必然还会有少量百姓不愿回迁而留在汉中东部地区，这正是新丰县侨置的人口基础。
第三，如果侨置的新丰县位于汉中郡东部的沔水北岸，正好与《晋书》记载的司马懿进军路线相吻合。
子午谷的南部出口，正好位于汉中郡东部的边界一带，而在此地的沔水北岸侨置新丰县，不仅可以安置原有的新丰百姓（以及三辅百姓），还刻意通过这些百姓招诱更多的魏国三辅百姓前来归附，以增加蜀汉的人口。
而《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军沿着沔水向汉中挺进，一杀入蜀汉境内，就首先攻拔了新丰县城，正好与侨置新丰县的位置相互吻合。而之所以司马懿没有攻打南乡县的记载，是因为其打下新丰县之后，开始遭遇大雨，进占缓慢，随后就接到了魏明帝的命令班师撤回了。
这说明：诸葛亮在汉中东部侨置的两个县，南乡县比新丰县的位置更靠西，而新丰县的位置则在汉中的最东面边界一带。
第四，为何蜀汉侨置新丰县史书没有任何记载：是因为新丰县才设立不久就被攻拔消灭了，其存在的时间太短暂，而被史书所忽略。
侨置南乡县的设立，在《三国志 蜀书》中也没有任何的记载，唯一的记载来自南北朝时期的《宋书 州郡志》，而南乡县其实很可能是设置了很长时间的。
个人分析认为，侨置南乡县和新丰县大体是在同一时间，应当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后，而更可能是在诸葛亮攻打陈仓失利以后。这是因为诸葛亮最开始的战略，是要全面出动拿下大片的魏国地盘，而并不会考虑这些侨置县的小动作。如果诸葛亮出祁山之战成功，则可以顺利占领陇右以西大片的魏国领土，这才是陈仓之战前诸葛亮战略的重心所在。
而随着街亭失利和陈仓攻打失败，诸葛亮才明白，要打败魏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成功的，需要在每一个环节逐步的进行。由此设置侨置县是为当时的手段之一。
陈仓之战结束于建兴七年（229年）春季，诸葛亮回来以后，制定了若干克制魏国的方略，其中就可能包括侨置二县。因此推断新丰县和南乡县侨置的时间，应当在建兴七年上半年。
而到了建兴八年八月，也就是仅仅过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司马懿就攻拔了新丰县，侨置的新丰县之寿命只有短短一年多，史书把它的存在忽略也是情有可原的。司马懿攻拔新丰县之后，是如何来处理善后问题的，无从知晓，但是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
1、司马懿攻拔蜀汉新丰县，自然俘获了城里的守军和百姓，司马懿于是把他们都迁移回了魏国，由此，诸葛亮侨置新丰县的人口基础没有了，此后也就没有再设置新丰县。
2、司马懿攻拔蜀汉新丰县后，派兵镇守这个边界城市，但是由于魏国关中已有新丰县，这里就不能再称为新丰县了，而由于人口很少，只是成为了安阳县或者西城县下属的一个亭或一个乡，成为了魏国魏兴郡西部边防的一个小城。
3、司马懿攻拔蜀汉新丰县，在迁走了百姓后，完全拆毁了这个新丰县城，随后撤军返回。诸葛亮由于即失去了这批新丰百姓，又没有了新丰城，同时这里过于靠近魏国，于是也就不再设置新丰县了。
如此一来，蜀汉侨置的新丰县之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消亡了，成为被史书所遗忘的一页。而唯一被记载下来的，只有司马懿的军事行动。而正是这宝贵的一条记载，让我们能够知道蜀汉侨置新丰县这样的事实。

以上一些个人的看法，供大家讨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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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佬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