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法儿哩，反正欠的也不是咱一家，到年底，总会还的。想到每个人都被欠了，人们心里好受一些。钱与白条拿到，标志着麦收彻底结束。卖了麦，犁了地，点了玉米、豆子，除了交替着晒家里自留的麦、垛好麦秸外，便基本没事可干了。

1990年夏天，杨引章从地区师专毕业，分配到南边一个县里镇中学教书，秋季开学第一个月拿到工资一百二十多。刨去自己和家里大小花销，他打算每月存下六十元，这样不几年就能还清账了。

年底，县外贸局下属的编织袋厂面向全县招工，农村青年也可参加考试。烈芳到通淮集中学，找到当年的班主任，好话说尽，请学校能给她补一个初中毕业证。老师还记得她这个成绩好的学生，将她带到校长那里。校长说其实当年若给学校说明情况，休学一年，第二年可以发毕业证的，可是她不吭气就不来了。烈芳说，当时想着毕业证没用，也就没操这个心。校长便给她补开了一个毕业证。

杨烈芳一下子成为大名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县里的工人，户口迁出前杨，月月能领工资，这可是一件大新闻，农村孩子，除了上大学、当兵，还能有啥门道吃上商品粮呢？农村女孩路就更窄。这下连爹和哥都佩服烈芳，哥拼挣了那么多年考学要达到的目的，却叫她轻松拿下。

烈芳每月能领一百多元工资，遇到哪个月活儿多加班产量高，能拿到将近二百元。平时每天上班八至十个小时，早中晚三顿都在食堂吃，住在单位安排的宿舍里，每间房子两个人，两张单人床支在窗前，中间放一张类似于课桌的没有刷漆的简陋桌子，她和琴琴一个房间。

琴琴经常回她爸爸那里去住，因为要给她爸爸做饭，有时候做了好吃的，拿饭盒给烈芳带来。宿舍里经常是烈芳一个人的天下。每天走的都是水泥地，脚上再也不踩泥土了，风刮不着，雨淋不到，啥心不操，只是站在机器前劳作，在车间里搬运、打包，这比着在家里干活，还是轻松很多。

琴琴把高中课本全部送给了她。业余时间她看书学习，自学完了高中课程。她还借了一本《大学语文》，拿报纸包了书皮，从头到尾看完，认真做了笔记，把一些好的句子摘录下来。她开始写日记，很快一个本子就记完了。上面有她摘抄来的优美句子，还有她自己想出的很多语言。在静夜里，她可以一段一段地写下去，翻过了好几页，还在不知疲倦地写着。

引章回来的时候，俩人的钱凑到一起，看够给谁家还了，就拿去还。有时候是烈芳去，有时候是引章去，有时候是一同前往，基本上坚持当时谁去借的、现在由谁去还的原则。当二人一起出动，证明那笔还款数额比较大，当时借的事由很是要紧，借钱的场面比较悲壮。引章不吸烟，但他回前杨的时候，兜里会装一包烟，见到爷儿们，给递一根。

还完钱回到家，烈芳拿出那个已经破烂的欠账本，划掉那一行，又在那人的名字后打个对钩，写上当天的日期，表明此账已销。引章在旁边默默看着她做这一切，然后说：“这个本子，保存好，是永远的纪念。”引章脸扭向外面，默默看着黑暗的院里，妈是否在门外的黑影里站着。二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声音：“妈，你能不能看到这一切？”

引运托了同学关系，这两年找了个较为固定的活儿，在县预制板厂食堂负责做饭打饭，他学会了炒菜做汤。穿上白褂子，戴着白帽子，蹬着三轮车去市场上采购，一圈卖菜的讨好巴结他。晚上他住在单位提供的一间宿舍里。他每天唱唱哒哒，很快活地做饭打饭，工作之余，喝个小酒，看场电影。

“婚姻就像穿鞋，合适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引运从哪个电影里听到的一句话，派上了用场，“咱自己过日子，又不是过给旁人看。”
“那你这几年，在外头跑来跑去，到底是存住钱了没有？结婚盖房子，可不是小数。”杨全宗说。

心里说不出是窝囊还是生气。对她总不像是对黄花闺女那么敬惜，脸上不冷不热，保持着矜持的客套与欢迎。罢罢罢，只要他俩过得好，咱不管那么多了。于是妈和素芬到灶火做饭，中午大家吃了一顿面条。

素芬给拿了一千块钱，杨全宗两口给了五百，在村子后面引运的宅基地上，盖了两间西屋小平房，每天清早不用开门就从窗户迎进阳光，北边空出堂屋的位置，让人觉得他将来有了钱，还会回来再盖大堂屋的样子。
平房盖好后，里面粉刷了一下，买了一床一柜一桌两椅放进去，安置了一个新家。平常二人还是住在车站引运的小屋里，这两间平房，也就是逢年过节偶尔回来住住，也不开伙，到前面爹妈院子里吃饭。

领了结婚证，五一假期在前杨办了喜事。同样待客收礼，热闹欢腾了一天，二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欢笑，在屋里住了两夜，锁门而去。杨全宗开始捡拾砖头蛋子，给他们垒了小腿高的院墙，平时把院子里长出的荒草薅一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