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统一北方过程中，始终把“国富民强”作为施政方针，他力求做到社会政局稳定。他掌握政权后，就全面推广抑制豪强的法治路线。建安元年，他就向汉献帝上了《陈损益表》,指出“昔韩非阂韩之削弱，不务富国强兵，用贤任能，臣以驱驱之质，而当钟鼎之任，以简钝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顾恩念责，亦臣竭节投命之秋也，谨条遵奉旧训，权时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萤，增明太阳，言不足采”。这十四条内容虽已失传，但已明确提出，施政应妨效韩非，走依法治国的方针。
曹操颁布过《置屯田令》：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
从这一令可以看出，曹操采取屯田制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强兵足食”，也就是法家主张的农战战略，曹操实施屯田制运用的正是地道的法家思想。虽然屯田制并非曹操的创举，但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下，曹操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对于东汉末年的经济起到了很大的恢复与促进作用。
曹操在彻底消灭袁绍势力后，明白过度屠杀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一改前弦，整顿纪律，提出了“夫刑，百姓之命也如”、“扰乱之政，以刑为先”的法制主张。建安九年，曹操下达了《抑兼并令》，此令的颁布，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欢迎，袁绍盘踞的山东、河北等地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此令的实行，不仅使“百姓皆悦”,而且对巩固他的统治和提供物质基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加强政权的巩固，曹操又下达了《整齐风格令》,从政治上打击了世家豪族结党营私的不良风气，后来，他又进一步下达了《清时令》,明确警告臣下“但当尽忠于国，效力于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这两个命令的下达，很好地维护了中央集权统治。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权豪横行的情况。以曹操为首的曹魏统治者在三国鼎立的局势下，总结历代统治阶级的治国经验，结合特定的社会情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律思想，而且将这一思想全面贯彻于立法、司法实践，制定了三国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法典《新律》。《新律》为两晋及隋唐以后完备的封建法律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新律》在法典体例和内容上所作的改革与创新，对于后世历代封建法典的制定都具有重要影响。魏武已逝，按照《遗令》中“葬于西冈之上，与西门豹祠相近”等信息，也可以看出曹操对于战国时代这位著名法家人物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