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布鲁克纳密码系列过半，终于在6月9日、10日迎来了重磅的《c小调第八交响曲》。应该说这部九十多分钟的作品在国内任何一次演出都是一件盛事。这是我听吕嘉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组合演绎中最感动的一次，也是我认为最好的一场。音乐仿佛能抹平心灵的褶皱，给人以圣洁净化。《第八交响曲》有四个不同的发行版本，它们分别是1892年的第一版，哈斯（Robert Haas）版本（基于1890年手稿，1939年出版），以及诺瓦克（Leopold Nowak）的两个版本（基于1890年手稿，1955年出版；基于1887年手稿，1972年出版)。学者们普遍采用的是诺瓦克的两个版本，因为它们更为忠实地反映了作曲家的原稿。吕嘉此次采用的是诺瓦克在1890年版本基础上修订的版本。
首先被谈论的，依旧是“吕氏慢速度”：全场一曲无休，直演到100分钟，演到长过指挥切利毕达克的版本，演到地老天荒。慢速度带来的优势，首先是声音延展性的充分——布鲁克纳试图建立一个宏伟的、封闭的声音教堂，而足够的时间才能让他笔下的恢宏巨响震荡于广袤苍穹。慢速度考验乐团的耐力与能力，快时音符与音符间的褶皱、毛刺都被无差别消除。这同时也逼迫听众的耳朵去捕捉声响的细节，音乐的细腻于是自然达成。当然这也和作品有关，布鲁克纳的所有作品中，“第八”最适合慢速度，这部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空间感可以消解时间上的漫长。而从联觉的角度，这种慢速度昭示着一种精神性与坚定感：慢速度仿若磕长头转山、匍匐着朝圣，这隐喻的牺牲与虔敬正是布鲁克纳作品的重要主题。众所周知，罗马尼亚指挥家切利毕达克后期的指挥以慢速度著称，标杆之作便是布鲁克纳交响曲的演绎。可以感觉到吕嘉的演绎显然与切利毕达克有着一些相辅相成的联系，而聚焦两者的慢速度，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切利毕达克的凝固感塑造神圣空间，胜在法相庄严；而吕嘉则是静水流深，胜在一种缓慢的流动感；如果说前者是洪钟大吕、超凡入圣，那么后者则更是静水流深、悲天悯人。于是，听音乐的玄想中，浮现最多的一个词竟是“怜悯”。形而上的思考中，音乐阐释似乎告诫我们众生平等。人与神、宗教与人性达到平等——第一乐章“启示录”开篇威严阴森的下属方向导入与饱含匍匐感的第二主题同样重要，这一乐章具有深刻的哲理性，这显然激发了时人的想象，甚至出版了一份杜撰的乐曲解说将作品解释为普罗米修斯的历程。而布鲁克纳听完很快做出了反讽的回应，他将说明中称为“英雄的欢愉休息”的第二乐章称为“德国的米歇尔”——一个德国农民的名字。这一乐章的演绎让我们分明感到了布鲁克纳的敦厚，淳朴憨直的音色、如同抹腻子般抹平棱角的重音……第三乐章是布鲁克纳最满意的一个乐章，篇幅之宏阔、音乐之超然成为音乐史上著名的乐章。无杂念的音乐此时最为感人，在吕嘉的诠释中，能量持续积蓄直至最后，所有的愤怒、悲戚化作过眼云烟，随着布鲁克纳轰响的和弦，艺术之灵升华至彼岸，不再挣扎。此次的结构把握得很好，每个乐章的拱顶都于乐曲的最后方才呈现，而第四乐章最后，乐队全奏的爆发更是成为全曲的升华之处。吕嘉好像并没有将乐团处理成一个布鲁克纳式“管风琴般的乐队”，而是如唱诗班一样交相歌唱。最近听了几支“洋乐队”的现场，突然感慨国家大剧院乐团的可贵之处——尽管细部上当然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但很多“中国化”的口音已经抹去了，乐团的声音已经有明显的欧化风格。这也侧面反映出乐团审美趣味的变迁。本世纪开始，中国指挥的背景与交响乐团演奏风格更多从俄、美转向欧洲。而乐团这种声音的纯化想必与这种慢速度的“抹腻子”训练有着不小的关系，这样，有些声部可能会失去个性，但音乐性上是统一的。乐团整体发挥上佳，值得褒扬，邀请韩小光、刘刚、张小杰等多位客座首席坐镇，显示出对这套曲目的重视。个别瑕疵，如有一些细部不整齐，第四乐章能听出演奏有些疲劳、有些部分铜管偶有呜咽、木管偶有音准偏高、定音鼓偶有猛击后的音准升高等，而这些都不重要，可以说是正常损耗。不过有一点值得思考，看起来乐团的铜管一二声部（圆号）加倍了，而低音声部则显得有些欠缺，导致布鲁克纳粗壮的和弦有时在平衡上略显浊重。或许指挥与乐团也注意到了这点，将圆号和瓦格纳号调至低音声部一侧就坐，或许就是为了弥补这一平衡的问题。最后，必须给场务和观众点赞。虽然现场座无虚席，不过四个稍显冗长的乐章间竟无人鼓掌，听说场务人员和现场播报都给观众做了细致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