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自曹操下葬之日起至唐代，曹操墓的位置都还是比较明确的。
证据有四：

其一，史料中有比较明确的位置记载。
曹操《终令》中就墓地的选址及营建提出：“古之葬者，必居贫瘠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
曹操《遗令》中有更为详细的敛葬细节：“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
而如今的安阳西高穴大墓的位置正位于西门豹祠西，西门豹祠又位于邺城故城西，证实了以上史料的可靠性。
其二，曹丕曾让于禁去拜谒曹操陵，却于陵屋内画壁画羞辱于禁。这也说明了曹操墓的位置是公开的，并且曹操墓上还有陵屋。
其三，1998年发现的“赵建武十一年”鲁潜墓志上指出了曹操墓就在其墓附近，虽然方位、距离有些出入，但至少可以说明，曹操墓的位置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
其四，唐太宗路过邺城时曾亲往祭拜。
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明确记载了邺城、西门豹祠的位置，这个记载是十分准确的。有理由相信，此时，尚能确认出曹操墓的位置

甚至到了宋初也还能大概知道其墓位置所在。宋太祖乾德四年诏令中还有：“魏太祖葬于邺……已上十一帝。各置守陵三户。每岁一享。”

现代考古发现了曹操陵墓西侧有宋元建筑基址，猜测可能正是北宋初年守陵户所在。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疑冢”之说最早便始于北宋。《新唐书》：“为葬北邙，尚恐仇人发之，作疑冢，使不知其处”。从宋太祖到仁宗，为何短短数十年就集体失忆了。宋人抹黑曹操的嫌疑真得很大。
宋朝是“尊刘贬曹”倾向形成的关键节点。宋王朝的处境正如“蜀汉”，虽名正言顺，却一直无法实现一统。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敌人”还是辽、西夏，并非同族。宋王朝的偏安无疑是屈辱的体现。
就统治阶级而言，该如何排解这种尴尬的处境，只有反复强调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了，“尊刘贬曹”便是其中的一个手段。于是，为了突显曹操的“奸”，宋人编造了“疑冢”之说，“七十二”可能只是文学上的一个虚指。
民间也出现了“亲刘贬曹”的倾向，专说三国故事的“说三分”艺人的成功便是利用了这一点。
后来，经过小说《三国演义》的渲染，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说法逐渐深入人心。
《三国演义》“七十二疑冢”：【又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嘱毕，长叹一声，泪如雨下。须臾，气绝而死。寿六十六岁。”
曹操是奸雄，生性多疑。他盗过别人的墓，他怕自己的墓也被盗了，设置七十二疑冢太符合大众对曹操的认识了，这样的说法也更让人津津乐道。
但是，突然有一天，考古学家告诉你：曹操墓找到了，还打开了。

历史学家告诉你：七十二疑冢并不存在。
所有的想象霎时都破灭了，曹操墓应该是很难被找到的才对，怎么就这么轻易就找到了？还挖开了？何况，就今人看来，宋元时代所书写的也是历史啊，凭什么说它就是杜撰的。因为，判断历史资料的可靠程度，总是越原始的资料越准确。时间越靠前，可信度越高。而《遗令》、《终令》某种程度上就是第一手资料。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的确认也证实了它的可靠程度。或许，有时候，猜谜的过程比谜底本身更迷人，历史的真相是什么？留点想象的余地会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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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史料中有比较明确的位置记载。
曹操《终令》中就墓地的选址及营建提出：“古之葬者，必居贫瘠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
曹操《遗令》中有更为详细的敛葬细节：“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 而如今的安阳西高穴大墓的位置正位于西门豹祠西，西门豹祠又位于邺城故城西，证实了以上史料的可靠性。
因为。不相信现在的西门豹祠是认定曹操墓的坐标。 现在丰乐镇西门豹祠是明代嘉靖年间新创建的。 有历史文献为证。
明·孔天胤 《創建鄴二大夫祠記》
邺二大夫祠者,祀魏邺令西门豹、史起也。《河渠书》曰：“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沟恤志》曰：“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孙襄王时，与羣臣饮酒，王为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又曰：“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障水兮灌邺旁，终古瀉卤兮生稻梁。’”是二大夫者劳定于国，法施于民，名显策书，义孚祀典，贤哉邈矣。
旧祀于古邺城西南大夫村，去临漳治遐逖,彰德府代祭。邺民报德之忱，与夫仕兹土者仪刑靡朝夕观，诚缺典也。
路君王道，以名进士来宰是邑，问俗兴理，绰有成绩，修祀与戎，用秩礼乐，睹兹缺失，则喟然叹曰：“于古之作者不专祀也，后何述哉？”
乃选地諏日，创建缺祠。为正殿五楹，抱夏三楹，大门三楹，二门一楹，东门翼室各三楹，中塑二大夫仪像。质之坚固，文之华采，轮奂之美，赫奕之观备焉。遂定正祀期：每岁以季春三日，季秋九日，用羊一、豕一从事。其役经始于三月五日，落成于五月望日。木石则取诸废司，瓴甓则得之措处，力役则假之祗侯之人，以故事省而功易，民悦而神安焉。因又麗牲之碑，使人寓书于余焉。曰：“始某读书至二大夫，盖嘗慕之，今筮仕适得其旧邑，及访遗庙不可得矣。行安阳丰乐镇，盖有二大夫祠云，故为特建一祠于我邑，所以彰往而察来，存费而补畧，复私企
灵睍儻慧我元元如曩时者。”然春秋有舉必书，况新作呼？公旧岳牧又嘗分此郡，其记言以表之碑余，于是叙述其端委而记之曰：
夫周道衰微，列雄各以其智力相竟，知富国而不知富民，知强兵而不知强本，弊也久矣。当是时，因天分地以厚民之生者，二大夫行之。岂非文武成康之遗泽哉！？然自子长、孟坚一表著之，而知德者鲜。乃今有意乎推本之也，宏旷典，发幽光，自路君始。冉子自信足民而未遑礼乐，曰：以俟君子。路君敬神和民，礼乐庶有興哉！
嘉靖戊午年(1558)-嘉靖辛酉年是公元1561 年，这三年时间内路王道是临漳县令，创建的丰乐镇（北丰村）西门豹祠。丰乐镇（北丰村）西门豹祠是明嘉靖戊午(1558年)临漳县令路王道所创建！！

后赵石虎建的西门大夫庙在临漳县西南人受里。
明代成化《河南总志》：后赵石虎建的西门大夫庙。在临漳县西南人受里。明朝洪武六年修。

里与自然村
明代的自然村和里并不是同一性质的概念，自然村是个包含一些聚落的地理单元，而里则是包含一定户口的赋役单元，里的范围的大小应该取决于该地区的人口密度。一般来说，人口密度越大，里所涵盖的范围就越小，这就出现了里和自然村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北部地区，由于人口密度较小，一里之中有时辖有多个自然村，如嘉靖时期的直隶清苑县，全县共有30个里社，除了常家社、冉家社每社辖2个自然村外，烯林社辖村15个，百塚社、白团社等4社辖村14个。[21](卷三，何祀）南方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人口密度较大，一个村往往有数个里，如温州的永嘉县，弘治年间德政乡14村20里（图），临江乡12村21里（图），仙居乡17
明代正德年间。臨漳县里 17个：明代正德元年1506年《临漳县志》本县共有里十七。
唇于一里，在县南四十里。
唇于二里，去县西南四十里。
唇于三里，在县西南三十五里。唇于四里，去县东南十里。
义冢一里，在县东南二十五里。
义冢二里，去县东南二十五里。
义冢三里，在县东南二十五里。
义冢四里，去县南二十五里。
大善一里，在县西南五里。
大善二里，在县城。
大善三里，在县西北十五里。
张村一里，在县南十五里。
张村二里，在县东五里。
张村三里，在县东一十里。
仁寿一里，在县东南二十里。
仁寿二里，在县西南四十里。
仁寿三里，在县南三十里。
明成化二十 二年 (公 元1486年 )《河南总志》在彰德府下记载说：“西门大夫庙有二，
一在安阳县北大夫村，北齐天保间建。
一在临漳县西南人受里，创始未详，后赵石虎建，国朝洪武六年修。”
清光绪30年《临漳县志》：鄴镇在县西南四十里。仁寿二里，在县西南四十里。
临漳县西南人受里，就是指临漳县邺镇区域。并非指现在的仁寿村。

北魏相州刺史鞭虎像割豹舌的西门豹祠在清代临漳县境内。

《安陽縣誌》陈锡辂 清乾隆3年[1738]
舊志本崔文敏郡志载，北魏奚康生元貞二事，皆相州刺史，皆以天旱祈雨，鞭石虎像致体构疾列之吏徵意主垂戒。夫虎之像可毁也，鞭之則甚。奚康生就西門豹祠令取豹舌，其狂悖更不可問。考北魏相州在今臨漳境，郡志載之，邑志可削。

明清临漳县西南人受里那座西门豹祠，他是后赵重修的那座西门豹祠。北齐毁掉的那个豹祠，才是曹操所见的那座遗址。偌大的三台给漳水冲毁。漳水边的小小西门豹祠。早就被冲的无影无踪了。那个后赵时期的石柱。被冲到现在的漳河边上。

《水经注》中的西门豹祠在紫陌在武城的东北处。
《水经注》中的西门豹祠在紫陌在武城的东北处。

邺城考古队绘制北朝时期武城 、古漳河与北朝墓群关系图。
漳河。流过武城南。转向东北。

现在的丰乐镇西门豹祠。距离北魏时期的漳水太远了。没在漳水边。 不能是北魏时期的西门豹祠。
丰乐镇东南三里大夫村的西门豹祠。那是随着鄴南城的兴建，在东魏北齐是新兴建的。距离水经注所描述的西门豹祠以及漳水太远了。

把明代时新建的西门豹祠说成是汉魏时期就有的。来做为曹操墓的坐标。是错误的。人们有理由不相信。

为什么许多人至今不相信西高穴2号墓是曹操墓呢？
因为同样是考古专家的徐光冀，他顶住巨大行政压力。连续发表两篇否定墓主是曹操的论文。
有些人可以装着看不着。说考古界一致同意，没有质疑声，没有反对声。认可那是曹操墓。
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请看。老专家是怎么说的？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徐光冀 ：“曹操高陵”的几个问题
曹操高陵”的几个问题
——《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读后①
徐光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河南安阳市西高穴东汉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与热议。为一座还未发掘结束的墓葬举行新闻发布会，这在文物考古界是罕见的，更何况墓主人是在公众中知名度极高的历史人物曹操，故引起热议也是自然的事了。当然热议也是一件好事，说明公众对文物考古的高度关注，有助于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和考古学的知识普及。
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需冷静下来认真进行学术研究和分析，尽管发掘单位及其负责人，接受了不少媒体专访，讲了许多前后矛盾的话，但我们还是要以发掘简报为依据②进行研究和分析。为行文方便将发掘简报简称为《简报》，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简报》。
西高穴2号墓（即《简报》中的“曹操高陵”，今按考古学的惯例称之）的发掘，是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除墓葬发掘本身的收获外，其重要意义还在于为长期寻找无果而众说纷纭的曹操墓，提供了具体的方位区域。
《简报》“结语”称：根据墓葬形制及结构、出土陶器形制，并结合所出东汉五铢钱、画像石的内容等多方面证据，认为该墓的时代为东汉晚期。但这并不确切。如果将该墓的年代上限放在东汉晚期是可以的，但其下限应到曹魏（三国）时期，甚或到魏晋之际。至于认为该墓“应为魏武王曹操的高陵”，并提出了十条理由和证据，由于其中存在诸多问题，我认为还不具备唯一性，尚不能定论。
现就墓葬的年代和墓主人身份，提出如下的问题，以就教读者。
这篇文章的出处来源于：
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2012年10月。（页395—402）

一 形制与规格
该墓为平面甲字形多室砖室墓，坐西向东，方向为110°，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和侧室组成。墓道长39.5、上口宽9.8、底部宽2.7（前报道为4.1）米，分七级台阶逐级内收。墓室分前、后室，平面方形，前室东西3.85、南北3.87米，后室东西3.82、南北3.85米，墓顶四角攒尖式，青石铺地。前、后室均有两个南北长方形的侧室。《简报》认为“该墓与同期墓葬相比，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埋葬较深，仅其墓道就可见一斑。墓道长近40、上口宽近10、最深15米（应为13米）。宽度比已被认定为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湾漳大墓宽两倍还多，长度也多出10米。因此，“此墓应为王侯一级的，与魏武王曹操身份相符”。需要指出的是：一、磁县湾漳大墓的年代，《报告》作者认为应在公元550至570年，推定为公元560年前后，或许不致有大的谬误，“其墓主人有可能是高洋的陵墓”③，却并未肯定为高洋的陵墓；二、《简报》定该墓年代为东汉晚期，而湾漳墓的年代在公元6世纪中叶的北朝晚期，两者年代相距三百余年，不属于“同期墓葬”，时代不同，墓葬制度不同，将它与北朝晚期湾漳墓相比较是没有可比性的。
如果要做比较的话，应与其年代相近的墓葬进行比较，如东汉或其晚期的诸侯王墓或列侯墓。目前发现的东汉诸侯王墓见诸报道的有八座④，可定为列侯墓的有三座⑤。东汉诸侯王墓有封土，方向多坐北朝南，为单墓道土坑竖穴砖石结构的多室墓，前后室为长方形，前室为横长方形，后室基本都有回廊环绕（发现的八座墓中七座有回廊），这是基本特征。并普遍使用玉衣殓服。多同穴合葬，少异穴合葬。如已知的东汉晚期的两座诸侯王墓：山东济宁普育小学汉墓（约公元170年左右）系任城王刘博或刘佗之妻陵墓，是由墓道、横长方形前室、南北侧室、长方形后室及后室的三面回廊构成的石室墓，随葬品中有铜镂玉衣的玉片⑥；河北定县43号墓，由墓道、甬道、东西耳室、横长方形前室和中室及并列的两后室构成，随葬品有银镂玉衣和铜镂玉衣各一套，应为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合葬墓，年代为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⑦。西高穴2号墓的形制规格要低于上述墓葬。曹操进魏公时，即“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⑧。何况到逝世时，曹操早已进为魏王了。以墓葬的规格而言，西高穴2号墓不够曹操墓的规格。《简报》认为曹操《遗令》要“不封不树”，“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西高穴2号墓确未发现封土，但文献记载墓上建有灵屋⑨。墓内未发现玉衣片，但对一座多次被盗的墓，仅凭此就能证明其“无藏金玉珍宝”，显然证据不足。此外，墓葬形制方面也有变化，如不见回廊、前后墓室均呈方形等。
与曹魏时期的墓葬比较。曹魏时期墓葬过去能确定的不多，有洛阳正始8年墓（247年）⑩、洛阳杏园6号墓11及山东东阿曹植墓12（233年）和最近发掘的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即ZM44号墓，墓内出土“曹休”铜印）（228年）13等。其中东阿曹植墓未进行全面发掘。从已知这几座墓的形制看，曹魏时期的墓葬有以下特点：墓道长大，方向多东西向即坐西朝东；墓道两壁有不同数量的台阶；横前室变为方形。这与西高穴2号墓相似，说明西高穴2号墓也具有曹魏（三国）时期墓葬的特点，其年代不能仅限于东汉晚期。至于说墓葬规格，曹休墓和西高穴2号墓，明显要高于洛阳正始八年墓和杏园6号墓。以曹休墓与西高穴2号墓的形制作比较，两者均为多室砖墓，均有六个墓室。曹休墓的面积有550平方米，占地面积1067平方米（50.6×21.1），均大于西高穴2号墓；墓道宽度相同，长度比西高穴2号墓短4米，两壁内收均为七级台阶；曹休墓前室与西高穴墓2号墓前室面积相同，后室则略小；曹休墓前室南双侧室和北侧室比西高穴2号墓前室南北侧室面积大。两者规格应大体相似，应属同一等级；而曹休墓为砖铺地，西高穴2号墓为石铺地要高于曹休墓。曹休字文烈，曹操族子。官封大司马、扬州牧，爵封长平侯，太和二年（228年）征吴兵败，病殁，谥号壯侯14。而曹操作为东汉王朝末年的实际掌权者，自建安元年“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九年（204年）破袁绍，以邺为基地，逐步统一中国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为丞相，十八年（213年）为魏公，十九年（214年）“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建安二十一年（216年）进为魏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殁于洛阳，谥号武王，二月葬高陵15。当时虽提倡薄葬，其遗令“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但其陵墓的规格，应为东汉“位在诸侯王之上”的规格。其早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六月，令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名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16。即规划陵墓区，修其陵墓，广为兆域，实施陪陵制度。可见其陵墓的规格要高于西高穴2号墓。
二 两类刻铭石牌
该墓随葬品中出土有两类石刻铭牌，共62块。一类六边形，器形小，刻有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就从《简报》发表的：如衣服类有“黄绫袍领袖一”，用具类有“镜台一”、“书案一”、“渠枕一”等；一类圭形，器形大，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内容。两类均为随葬品，前者占大多数，未刻人名；后者少数，刻有人名。两者的区别值得注意。《简报》认为它们“是认定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曹操谥号“武王”，是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的事17，同年曹丕代汉，改元黄初元年，十一月即追尊曹操为武皇帝18，这只说明刻铭石牌的时间，还不能足以说明该墓即为曹操墓。试想作为随葬品只需刻名称、数量、埋入墓中，还需特别刻上墓主人的名字吗？曹丕怎会将标明其父谥号的刻铭放置于其父的墓中？如要放置刻铭，也应如六边形铭刻一样，标明物品名即可，何必要标明“魏武王”，这恰好说明该墓非魏武王之墓。这其中定有原因。
这就产生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曹操生前将物品（含兵器）赐予其子及臣下，文献中有这类记载：如“魏武帝令曰：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以次与之19”。文献中不乏将“常所用”、“常所执”，“常所御”的物品赐予亲属与臣下的记载，如三国时孙权赐周泰“以己常所用御帻缣盖赐之”；孙权将宝刀赐予费褘“权乃以手中常所执宝刀赠之”；后汉光武帝“阅阴太后旧时器服，怆然动容，乃命留五时衣各一袭，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箧，余悉分布诸王主及子孙在京师者各有差”20。其死后将这类物品带入墓中，并特予标明，以示其荣耀，因此该墓可能是曹操高陵的陪葬墓之一。铭牌的埋葬也不能排除还有其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