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邺城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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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论述其实不难发现,《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中,第2丶3丶7丶8丶9条作为判定西高穴M2为曹操墓的论据,相较于曹奂墓并不具有排他性,也就是说,以上五条在判定西高穴M2到底是曹操高陵还是曹奂王原陵,并不具有显著的特异性,用以上五条来证明西高穴M2是曹操高陵而非曹奂王原陵,显然并不能令人信服;至于4丶5关于文献记载的两条,由于与发掘资料有诸多不符,有可能是因两墓相距较近,而在记录传承中产生错讹,作为盖棺定论的主要证据尚缺乏足够的可信度。
甚至于第10条,对人头骨的年龄测定显示,墓主人死亡时的年龄约为60岁左右,曹奂死于西晋惠帝太安元年(302),时年58;曹操死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时年66岁。两者比较显然曹奂与墓主人在死亡年龄上更接近。
余下的第1条和第6条,也是西高穴M2墓被认定为曹操的最重要的两条,即第1条从墓葬形制判断西高穴M2墓属于东汉晚期墓葬形制,第6条也是重中之重的出土物证,就是那 7块有“魏武王常所用”铭文的所谓圭形石牌,如果这两条论述合理丶逻辑严密,无疑会为该墓葬墓主人的判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第1条,《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中认为,“结构特征与东汉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完全相符,与西晋之后帝王陵墓的单室砖室墓有着明显的区别。曹魏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均为多墓室砖室墓,到了西晋,是一个大的转变时期,高等级墓葬由多墓室砖室墓演变为单墓室弧壁砖室墓。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该墓葬的时代只能是东汉末年,与曹操的生活时代相符”。不可否认的是,从文献记载和帝陵勘探情况来看,与已发掘的列侯公卿等高等级墓葬形制从简的趋势相同,至少在洛阳地区,帝王墓葬的形制从东汉末期到曹魏再到西晋早期,在薄葬思想的统治之下,确实有一种墓室从多墓室-双墓室-单墓室的趋势存在。虽然由于中国特殊的考古发掘政策,帝陵都没有正式的科学发掘,但初步勘探大致可以佐证这一点,从魏明帝高平陵丶晋文帝崇阳陵和晋武帝峻阳陵,这种趋简的特征毋庸置疑。事实上西高穴M2的墓葬形制,更接近东汉晚期而不是西晋晚期高等级墓葬的典型特征。但是也有某些墓葬特征与东汉晚期墓葬明显不符,如方形前室成为主流,墓葬内各墓室之间均使用甬道,并在前甬道中使用多重封门,包括石门和木门等等,均显示了典型的西晋时期特征。随葬品方面,四系罐和多子格也显示了较晚期器物的特征,比如2001年发掘的河南巩义站街晋墓 , 钗形物丶四系罐丶卧虎都和西高穴M2高度相似。所以考虑到陈留王曹奂死亡的时间,西晋惠帝太安元年(302),正值八王之乱,纲纪废弛之时,曹氏后人依前朝之例埋葬曹奂也不是没有可能。
至于被视为铁证的带有“魏武王常所用”的那七块石“楬”,也存在诸多疑虑。复旦大学刘斐对石楬上“常所用”一词进行了专门研究,在《曹操墓石牌中“常所用”商榷》一文中,对北大语料库中的古代汉语语料库以及中国基本古籍库进行检索,均未发现在东汉末之前的文献中存在“常所用”单独连用的语例。其中最早的一例来自于西晋虞溥所作的《江表传》:“权把其臂,应流涕交连……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另两例较早的例子出自南北朝时期,一例出自南朝《宋书·萧思话传》:“初在青州,常所用铜斗,覆在药厨下……”一例出自南朝齐梁时期高僧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第十》:“今所出比丘尼大戒,本此寺常所用者也”。由以上实例可知,在曹操死亡的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常所用”作为单独的词语组合,并没有出现在当时的文本记录中,当然由于文献的佚散缺失,并不能完全排除“常所用”单独连用的情况出现在东汉末期,但这种怀疑显然还是合乎逻辑的。
综上所述,显然《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中所列依据,并不能完全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M1的发掘,进一步确定了西高穴M2为曹氏家族墓葬,希望最新的发掘资料,例如宋元建筑遗址的详细资料,能为西高穴M2墓主人的厘清,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发布于 2023-02-05 2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