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回当局时已是傍晚。办公室，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布置成了病房。事实上那里不剩什么设备，连那些仪器也急于离开她，只一张护理床。吊瓶架空荡荡的，立在她的床边。
如H所愿，夜莺已把人们遣散了，像她说的那样，「只剩你们两个。」我推门进来时，H似乎睡着了，我走到床边，她缓慢而及时地张开眼。她要我帮她把床头垫高，靠在上面，「这样，我们可以聊天。」但坐起后她并没有再开口，只默默看着我。她更瘦了，身体深深陷在靠垫里，面目仍是一贯的沉静，似乎没有什么苦痛可以伤害她。很偶尔她会细细地抽气，闭目凝神，像是听见远方的叹息。
我们沉默着相对，没有一句话，似乎不该如此。不该如此沉默像是徒劳等待什么的降临。H为此感到歉疚，这让我心乱如麻。她竟为即将到来的事感到愧歉。她让我把那盘甜点端给她。她说她饿了。她要我也吃一些。我一个字也不相信。我知道她想让我觉得好受些。她努力欠起身，轻咬一口顶上的切片草莓，半片，落回靠垫，细细地咀嚼。我告诉H不想吃，就吐出来，吐在盘子里。她极缓慢地摇头，闭目咀嚼，末了，告诉我，很好吃，吃饱了，现在该睡觉了。她便真的缩回被子，躺好，被角蒙过头脸。我用手探试她的前额，她发热得厉害。我告诉H去为她找一块冷敷用的湿巾，便颓败一样逃离了办公室。出门我便哭了，尽管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许死。不许死。洗手间里胡乱绞着毛巾，水滴迸溅。这是命令。这是命令。我抬头面向镜子，谵妄地要挟着并不存在的什么人。这时自镜面的反光中我看到了另一张脸。
是安。当时我疑怪她为何还在这儿，疑怪她何以找到的我。她没有回答我的疑问，只交给我一样东西：一支大剂量的吗啡，放进我外套的口袋。艾恩医生托我给你这个，她说，如果，到了最后......我们不会打扰你。
我回到我们的病室。H告诉我她要睡觉，但执意要我把那只台灯拿来。二月我去新城出差时为H买了这座台灯，灯罩月白色的，她很喜欢。她让我把台灯竖在床头，直直地照着她的脸，夜深时，我注意到她的眼睛一直盯着，甚至锁定灯光。我疑心这样会不舒服，就提议不妨把灯罩降下来，或者用什么东西遮住。她不愿意。让它亮着，她少有地，但虚弱地争辩。她仍以我的职位呼唤我，尽管我心里盼望她叫我声别的，姐姐或是什么的。可我知道自己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