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天文观测与天文历法要事略记

其理论支撑体系完全不同于西方早期错误的“地心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天体视运动的观测有着其独特的面向宇宙时空的视角，其发展经历了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三个大的阶梯性发展阶段，早在2300年前就有了尸子“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的近现代之“宇宙”概念；
其对时空认知的观测坐标系的建立始于伏羲氏立杆测影，在长期的观测实践中，逐步建立并完善了融“赤道、黄道、白道、地平”坐标系于一体的可满足对极星、北斗、三垣四象二十八宿、日月五星视运动规律观测的天球坐标系；
并创立了具有中华特色的可使之与自然天象吻合的天干地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的纪时系统和可满足农耕文明发展需求的阴阳合历之历法系统，自古六历以降，顺应天时、与时俱进的历法版本就有百部之多，堪称世界独一无二之范例；
中国古人近万年之久的天文观测，积累了世界上最为丰厚的天文资料，其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认知过程，蕴育了中华民族“天地人合一”的人文宇宙观和“敬天法祖”的人文道德观；促进了近代前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全面发展。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以往被尊为公元2世纪西方天文学集大成者的托勒密《天文学大成》，已被中西学者考证其实为1496至1528年间的伪作（参见陈大漓先生文），换言之，也就是说在16世纪之前，西方既没有系统的天文观测传统，也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天文学理论支撑体系，因而也不可能建立起系统适用的天文历法；1582年晚于中国元代《授时历》300年的《格里高历》暴删10天就是铁的实证！同时，也证明了所谓诞生在公元前45年的《儒略历》，最多也不过是公元325年尼西亚大会时期的作品而已。基于1528伪书《天文学大成》和“湮灭说”而打造的所有辉煌的西方天文学之桂冠，都不过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参阅文行先生三论五证之“西方历法纪年法始于19世纪”)
学界认为“托勒密是公元2世纪的人，这一说法源自《天文学大成》作者自称的说法。其实，喜帕恰斯和1528年版《天文学大成》是意大利人卢卡·高里科伪造出来的”（陈大漓）。“1496年《天文学大成》无《正弦表》，也无星表；《天文学大成》的《正弦表》实际是1515年的《天文学大成》造伪者根据1496年的正弦表研究方法制作出来的。1528年《天文学大成》造伪者则是改也不改，就将其抄进了1528年《天文学大成》中。伪托勒密把雷格蒙塔努斯的三角学给抄进了《天文学大成》中，这也是《天文学大成》和古希腊天文学是伪造的重要证据。阿牛考据，发现雷格蒙塔努斯是用圆心角来求正弦值，而伪托勒密则是用圆周角来求正弦值，两者系出同源。结合角度单位的历史，可知在 365.25度时代，《正弦表》是几乎不可能被制定出来的，而到了360度时代，《正弦表》才能出现。伪托勒密所用的正是360度，60进制，这正说明了伪托勒密决无可能是15世纪以前的人”。

1515《天文学大成》星表中是以星座为组编排数字序号的，1528星表则去掉了组编序号，改为每颗星一个数字编号，同时增加了表示星座的形象符号，这也未必称得上是“层累 ”；关键是整个星表的第一颗星（北极星勾陈一）之黄纬度数是“66度”整，说明只能是元代时期的天象数据，与所谓喜帕恰斯公元前2世纪相差甚远；实际上在书中托勒密曾自称星表数据的处理方法源于“别人，有办法可以快速转换为黄道坐标“, 显然，这些数据的来源与元天文学西传高度相关。
《天文学大成》为说明“岁差百年1度“，竟然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一个荒诞的岁差实例：春分日不合天象，而实际观测日又违背“狮子座——月亮（夏至点位置）——太阳”三者与春分点之间逻辑关系的数字游戏（应是春分点黄经0度，才有可能与夏至点构成相差90度的关系，但其岁差实例的太阳黄经却是330度，距夏至点经差120度，这样荒唐的数学模型竟然忽悠了全世界天文学家500年！
对于这个岁差实例，学者青华道人亦做过深入的研究：“《天文学大成》岁差实例模型数据并非如书中所说，是通过实际观测所得，这个模型是完全按照既定的黄道十二宫分区图按图索骥，倒过来描述了整个过程，精心炮制了一场数字游戏，和实际天象无关。《天文学大成》作者甚至根本就不懂岁差。由于岁差的原因，每年当太阳返回中气春分点时，它相对于背后星座的位置将西移约50.3弧秒，即约71.6年偏移1°。因此，当139年托勒密观测之时，春分点的位置已经到了双鱼座鱼尾处，根本不在白羊座0°，夏至点的位置因此也向西产生了偏移，不可能在所谓的巨蟹宫0°。这就充分说明《天文学大成》作者不懂岁差，如果懂，他为什么还会依旧按照上述星座图划分度数和分至点呢？这就好比用不停转动的手表指针去锚定某一个时刻一样荒唐可笑，这是典型的刻舟求剑！在《天文学大成》作者眼中，时间是静止的，没有岁差，因此也没有分至点偏移的发生。那么？不懂岁差的人伪造数据和观测实例去证明岁差的存在并且确定岁差，不是非常诡异和荒谬的事情吗？“其岁差实例的太阳黄经330度”恰说明学者青华道人 之“不懂岁差- 按图索骥”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既然《天文学大成》是研究天文的权威之作，当应经得起天文学理论的检验才对，结果却是用自己卖的“矛”对付自己卖的“盾”——自相矛盾！无需讨论《天文学大成》的来龙去脉，仅就岁差实例这一点，判其造伪足矣！

更有甚者为所谓的“喜帕恰斯“背书，说是“根据星表比较发现了岁差”，如何比较？要知道把春分点定为0度以360度制来确定星位坐标只是近代的事，之前的星座经度数据都是“入宿度”表示包括《天文学大成》星表也是如此，恒星自行变化率微乎其微6000年不过15分，对星座“入宿度”的数值影响根本谈不到的，何况岁差是分至点的移动，比较什么？如何比较？只有都是用春分点为0到360度的度量体系的星表才能相互比较! 岂不知此乃常识！
《天文学大成》之伪面目显而易见，不过关于其造伪的年代问题，尽管其出版年代标注为“1515、1528 ”，但根据其内容所涉及到的“弦表”、“三角函数”、“周三径一圆周率”和“无十进制分数却搞出六十进制分数”以及不具有先进简便的计算工具（算筹、九九表口诀）的情况，学者青华道人认为没有中国对无理数开方术，乘法表，十进制，没有科学实用的算具，比如中国的算筹，用所谓的“古希腊数字”根本就无法计算“弦表“（所谓的60进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且1629年之前来华传教士“著作”从未涉及三角函数；再者，清初李子金于1679年付梓的《几何易简集》中自创的圆内接正五边形和正十边形作图法竟然堂而皇之的出现在1528年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中，实在有违常理。据此，学者青华道人判断：《天文学大成》实际的伪造和出版年代之下限只能是《崇祯历书》之后的1679年前后，如此，才符合逻辑。
笔者认为，至于《天文学大成》造伪的年代是1528前后还是1679前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天文资料的年代和岁差实例的真实性与公元前的喜帕恰斯和公元2世纪的托勒密毫不相干，时空错位，以假乱真，是完全不可信的虚构；而基于此虚构所衍生的诸多所谓的古希腊天文学史的辉煌就更不值一提了。

笔者认为，由《崇祯历书》到《西洋历法新书》之历史演变的典型案例，就是对李兆良教授“不应是西学东渐，而应是东学西传"的重要佐证。中国传统天文学在元朝发展到了顶峰，尽管明朝曾经明令禁止民间私习天文历法，不过是一度阻碍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但崇祯二年（1629）明朝曾举国家之力修改历法，至1634年137卷的巨大工程《崇祯历书》完成，遗憾的是未及颁行明即亡。
学者青华道人认为：“《崇祯历书》的编修过程（1629-1634）就是一次徐等人利用明朝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综合科技知识免费倒贴手把手把一整套华夏先人成千上万年积累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天文历法知识教给欧罗巴人的实操过程。撰修《崇祯历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又一次调动了明末所有相关资源。收集了所有编历需要的文档书籍，聚集起了所有编历需要的专业人才，获得了所有相关部门的鼎力协助（比如冶金铸造天文仪器）。（以“不信尧舜信基督”自勉明志的）徐利用修历之机调动起了整个大明的协作运转，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之上把中华文明传承累积了千万年耗费了历朝历代无数资源以及天文人心血的天文历法知识“无私”地奉送给西方，进行了一次以天文历算为主要核心的知识产权大转移！…….他们不一定能完全准确理解认知的记录（笔记内容）（因为语言文化背景隔阂）以最快的速度被寄往欧罗巴，由专门对接的“学者”研究分析学习转化，然后伪造西方天文学著作的 ‘自古以来’。

清顺治元年（1644），也就是明末《崇祯历书》完稿10年之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将明亡后其藏于教堂的《崇祯历书》删改并压缩为103卷，以汤若望作品之名进呈清政府。清政府把它命名为《西洋历法新书》（亦即《时宪历》）颁布。称之为“新书”，只不过是把原来以赤道坐标系为基准的日躔表、28宿距度转换成了黄道坐标而已，书上留下了明显的改动痕迹，甚至还有算错了的数据；在那张崇祯年间（1628）的365.25刻度星图的最外圈加上了一个360度的外圆，便堂而皇之的署名汤若望。
关于360度圆周分度体系，实际上中国古人并不陌生（参阅 360度圆周分度体系探析），至迟，在唐代僧一行修历时就知晓，但因不合365.25天回归年之天度而不采用，这是正确的做法和选择。对此，学者青华道人曾撰文讨论：【李之藻在《浑盖通宪图说·卷上》言道：“凡以日揣天者度法三百六十而馀五度四分度之一，今但用三百六十，举捷数也。”意思是说，用360度替代365¼度是因为容易计算，取其便捷，这是权宜之计啊！若论精度，365¼度比之360度，100分较之60分，100秒较之60秒精度更高，刻度越细，度量越准，难道1厘米会比1毫米更精密？更为可笑的是，署名汤若望刻印之《见界总星图》中二十八宿仍踵羲和之数365¼度，却又画蛇添足地在外面画了一圈360度以掩人耳目！此举意欲何为？以此，中国古代历家舍周天360度不用明矣，在算力毫无问题的前提下追求更高的精度，以映太阳回归年之全度有何不当。同样，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把365¼度改成360度，其目的是彰显“西历”与中国传统历法不同，只不过是以此区别中国传统历法的小伎俩之一，况且，365¼度与360度只差奇零，若无365¼度作为基准，何来《九执历》《西洋历法新书》所用之360度？ 】

就度制而言，实际上“圆周365.25与圆周360” 二至之间并无本质的不同，其数值是可以互为换算的；但365.25度与回归年365.25天，“日行1度”，即合天象又便于古人的观测计算，显然较360的“日行0.9856度”要智慧的多。
“中国自古以冬至日为回归年的起止点，元、明两朝的冬至日并未计算错误，反是1582年以前，欧洲的历法是错误的“。所谓传教士“欧洲历法对中国历法的重要影响是，回归年直接按《格里历》的时间进行布置了。《格里历》的名字也被改成了《公历》（这一次修改却是民国时期的事情）。中国清朝历法是明清传教士修正的一说从何说起？更有证据表明，清朝启用了洋人（钦天监）后，郭守敬原版的简仪遭焚毁，日食时间等天文学数据遭篡改”（陈大漓）。简言之，传教士并未带来什么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而是从中国学到了真知，改头换面，招摇撞骗。

400年近代相关天文科技要事略记（利玛窦来华20年后开普勒、伽利略之大作问世；利玛窦并未带来西方禁书哥白尼日心地动说，学界认为是1760年后传入中国。西方所谓的“地心说、日心说”并不比中国传统的历法理论体系（浑天宣夜说）先进或是优越，事实上，中国古代历象日月星辰万年之久，是基于天球赤道坐标系（融迎赤道、黄道、白道、地平于一体）考察天体视运动之规律进而建立历法的，既不是地心说也不是日心说，可以说是面向宇宙空间的体系，中国古代创造的天球赤道坐标系依旧是现代天文学的根本支撑，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银道系而已。）近代1442年北京天文台就建立了，而西方直到220多年以后才开建起天文台，没有天文观测何以有历法。

所谓西方的古典艺术星座图出现在1603年之后的17世纪，晚于唐代敦煌星图近千年，晚于宋代石刻星图600多年；至于神庙的诸多黄道带星座示意图，安纳托利-福缅科和格列布-诺索夫斯基，破译了几十幅埃及的星座图，通过从天文角度的破译，他们认为“最早不超过公元10世纪早期“。 17世纪之前西方虽然没有像宋代那样的可用于天文历法的星图，但有1528版《天文学大成》的星表，并且声称是公元前2世纪喜帕恰斯的杰作，但星表中北极星勾陈一的“黄纬66度”以及那个岁差实例的数字游戏，却毫不客气地暴露了伪《天文学大成》真实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1206年，

“星表“也好，”艺术星座图“也罢，无论怎样吹嘘也是与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应具有之天文历法的身份不像匹配的。文行先生三论五证之文章《西方历法纪年法始于19世纪》，更是有理有据地证明：西方历法和纪年法存在正朔问题、岁差问题、无纪元问题、开辟神话问题、积年荒忽问题、积年参差问题，这些问题决定了1723年之前西方不可能有耶诞纪年法、儒略历和格里高利历，决定了西方对接中国纪年是信口由缰、撒谎编造，却因为与中国历史对接相合致具有真实的纪年基点而获得了世俗的生命力。西方伪造耶诞纪年和使用回归年制定历法当始于“梅文鼎诘问”之后，即1723年之后。
“又试以西术之十二宫言之，夫西洋分黄道上星为十二象，虽与羲和之旧不同，然亦皆依星象而名，非漫设者。....今若因节气而每嵗移其宫度，积而久之，宫名与星象相离，俱非其旧，而名实尽淆矣。”（梅文鼎《历算全书·卷五·厯学疑问补下·论周天十二宫并以星象得名不可移动》）如此看来，来华传教士既不知道“十二宫”名称由来，也不知道“十二宫”乃依星象而名，更不知道岁差，由此导致传教士把“天上十二星宫”理解为“黄道十二宫”，并和节气绑定，“宫”与星分离，结果，成了节气之宫。无需房舍的节气有了“宫”，需要房舍的恒星却失去了常居之“宫”。不懂岁差，也导致传教士言以恒星年为岁，到了懂了岁差之后，改用回归年来制定历法，即后来的儒略历和格里高利历。梅文鼎专门就“十二宫”去诘问懂历法的来华传教士：“即询之西来知历之人，有不哑然失笑者乎？”（梅文鼎《历算全书·卷五·历学疑问补下·论周天十二宫并以星象得名不可移动》）来华知历的传教士面对梅文鼎关于“十二宫”的诘问，只能哑然失笑，无言以对(文行先生《中国古代的致命误解》)。
事实胜于雄辩，还是好好看看中国古人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建立起天文历法之理论体系、天文观测的坐标体系、天干地支的纪时体系和与时俱进创立百余部历法的历史吧，到底是“科学西学东渐说”还是“东学西传”的问题自然会明了。

1、20000年
《路史》：“昔者燧人氏作，观乾象，察辰心而火出；作钻燧，别五木以改火。岂惟民哉，以顺天也。”《尸子》：“燧人上观星辰(辰心)，下察五木以为火。”《拾遗记》云：“燧明国有大树名燧，屈盘万顷。后有圣人，游至其国，有鸟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用小枝钻火，号燧人氏。”《尚书大传》：“燧人以火纪。”燧人氏观乾象察辰心上限可能在公元前20000年到公元前15000年之间的5000年之内，也就是在织女星担任北极星之前。这是通过现代天文软件回推计算得出的结论，当然，你可以不相信。
2、15000年
织女星任极星的昨早年代在公元前12840年；….“从公元前3000年以来，就有右枢，天乙，太乙，天帝，纽星等一系列曾经使用过而随时间的退移逐渐被放弃了的极星，由此可见中国天文学的古老程度”{陈久金教授《天文学简史》}。
3、12000年
山西吉县柿子滩星象岩画{7星/6星}。
4、11600年
“毕心张危”二分二至点的最早上限年代；旋转90度后的下限年代5300年。战国曾侯乙墓星图、宋代星图都以此四星为基准。

5、9000年
桥头遗址陶器上的雷地豫卦八卦符号。9000年以降各地新石器陶器上的图像和纹饰，是在文字未出现之前传承文明与文化元素的重要载体。
贾湖骨笛：日影节律的天籁之音。据研究，贾湖时期已经有了阴阳合历。贾湖遗址的骨笛叉形器就是最原始的圭表。周髀算经载伏羲立周天历度，也是用天文仪器的。在贾湖晚期有观象台了，其中有几十个柱洞，可以竖立观测表杆。推测还应该有竹条编制的同心圆，模仿太阳运行轨道，星空回转，加上定表和游表，可以观测太阳出没方位，观测夜半上中天的星宿，观测行星运行，观测月亮运行周期等等. 骨笛圭表，三足鼎日晷，观象台大竹圈，这三样是贾湖人的主要天文观测仪器。还有象牙雕板可以观测北斗星，观测二十八宿间隔距离，叉形器还可以单独作为准器使用，观测四正方位，观测四仲中星，观测北极北斗。
6、8000年以上
连云港将军岩岩画星象图 拓片陈列于北京天文馆
7、7800年
湖南高庙遗址八角星图像 {洛书九宫数之雏形}；古人利用北斗七星中两个三角形确定正极和四正四隅的天文观测实践，因为那时不同于战国（BC500以降）可以利用天璇、天枢延长线来确定北极星的位置。这一天象特征（BC3800特征最为明显）极为重要，其持续时间长达2000年左右（7000年---4800年），古人据此特征创造出相适应的历法当是历史的必然。冯时先生从用生成数、阴阳数表示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的角度揭示此八角星图的意义——洛书。现今流传的河图洛书实为【洛书】，太极图即为河图的衍生。

8、7700年
曾侯乙墓星图显示的四仲中星(毕心张危)下限年代：BC3854年——BC2657年; 28星宿体系形成的下限年代；其上限年代为距今11600年。赵永恒、李勇计算最适合28宿观测的年代距今7700年（公元前5690至前5570年）。
9、7000年
湖南罗家冲出土八角星陶纺轮
10、6300年
大汶口出土彩陶上的八角图
11、6000年
濮阳西水坡出土四神形象{二分二至} {汉代四神星象的原型}；伊川缸上的天文图。
12、5600年
凌家滩玉版天文图 距今5600年展示《 洛书》之天文数理的实物（冯时）。洛书的实物，是对7800年高庙八角星天文概念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