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重要的是事情写在前面，孙权作为讨逆将军领会稽太守，按规定，他的治所在会稽山阴，再者孙权依旧是臣子，没有定都的权利，但是他并没有之郡而是屯吴，所以从这时开始，孙权的“屯吴”、“都京”、“都鄂”、“治秣陵”，都是指设置临时大本营的意思，吴县就是他最初的临时大本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其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都京之前。
《胡综传》：“权为车骑将军，都京，召综还，为书部，与是仪、徐详俱典军国密事。“
本文的主题还要从这句话开始，孙权任车骑将军，随即征辟官属，召回了鄂长胡综任书部与是仪、徐详俱典军国密事，但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都京”。

《郭图传》：“图还说绍迎天子都邺。”
《张纮传》：“纮建计宜出都秣陵。”
《吴主传》：“秋九月，权迁都建业。”
《江表传》：“初，权移都建业，大会将相文武。”
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知道，都即是定都的意思，但孙权称帝以前的都则是与治同。
《建康实录》：“权始自吴迁于京口镇之”。
《元和志》：“建安十三年，孙权自吴徙治丹徒，号曰京城”
由此可知，孙权最早建安十三年与刘备联军的时候就已经亲自镇守京城，但此时可能并未定为大本营，直到建安十四年任车骑将军后才都京，正式确定了大本营的所在，待到建安十六年以后才徙治秣陵，并在做石头城，在京呆了数年，是仪、徐详、胡综此时俱典军国密事，表明了京城已经是孙权的治所，政令皆由此发出，更有“（周）瑜乃诣京见权”、“刘备诣京见权”，称之为都京合情合理。

3.这里就要谈到“车骑将军刘府长史”这个问题了，某位“朋友”（原谅我自作多情）认为，孙权都京并不是都京，此时依旧是驻军在外，所以当有两个长史，一个随军长史，一个留府长史。
这个颇有些伤脑筋，两个长史存不存在一说，都京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孙权是自吴镇京，原本的班子自然就移动至京。孙权拥军在柴桑距离较远还有可能另设一位长史，此时在京，与吴县同郡，可能还同属吴地，如果又设置一位留府长史，那可就混乱了。双长史有典型的例子，武侯远在汉中，随时准备北伐，自然需要一位留府长史在成都，两个长史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战线距离治所太远。
所以双长史这种说法，从逻辑上已经讲不通，没有明确的史料证明，基本可以认为不存在。

4.而反对都京的理由呢，则是“纮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令还吴迎家，道病卒。”，其认为张纮家属还在吴，所以都京恐有误。
我认为这个有两种可能。一则是孙权出征归来决定都秣陵，随即使张纮还吴迎接家属，这里的吴未必是吴县，而可能是吴郡或者吴地，毕竟秣陵在丹杨郡，已经越郡了，而迎家也未必是张纮的家属，比方说江表传就有“遣将陈宝诣阜陵迎母及弟”。
江表传曰：“策时年少，虽有位号，而士民皆呼为孙郎。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窜伏山草。及至，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竞以牛酒诣军。刘繇既走，策入曲阿劳赐将士，遣将陈宝诣阜陵迎母及弟。发恩布令，告诸县：“其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

5.二则是据江表传所言，“权善其议，未能从也”，孙权并没有听从，而是都京。
江表传曰：纮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权善其议，未能从也。后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前者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不大，孙权征辟府属，张昭为军师，全柔为长史，吾桀为主簿，诸葛瑾、顾雍、滕耽为左中右司马，步骘张敦为左右曹椽，是仪三人典军国事，可谓是各有所任，而张纮却没有言明有所升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能想到的最合理的事情就是孙权征合肥归来以后就停驻京城，行车骑将军之后决意都京，派遣了张纮还吴迎家，但很快张纮路途去世，于是改以全柔为长史。但就从最终结果来看，张纮本传专美传主也没有问题的，孙权最终还是在刘备的劝说下确实下都秣陵，先主传不需要说明此事，刘备的参与则是被隐去了。

献帝春秋云：刘备至京，谓孙权曰：“吴去此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备曰：“芜湖近濡须，亦佳也。”权曰：“吾欲图徐州，宜近下也。”
献帝春秋的这段话可以说很有问题，孙权镇京，又怎么可能没有屯京呢？欲图徐州明明是京更近，这里孙权的回答也不太合理。我觉得裴松之的观点很有道理。“臣松之以为秣陵之与芜湖，道里所校无几，于北侵利便，亦有何异？而云欲窥徐州，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诸书皆云刘备劝都秣陵，而此独云权自欲都之，又为虚错。“
总结起来就是，孙权屯吴如果算是将大本营设在吴，那么屯京自然也是设置大本营在京，而且胡综传更有“都京”的记载，更有数年之久。

7.本文乃是意气之作，很多内容也不是很完善，但有一点我是比较坚持的，史料明文所载的内容没有其它明确的史料可以证伪、又在逻辑与情理上讲得通的，都应该是值得采信的，适当的逻辑推理也有利于史料的解读，先有立场后有观点的研究我认为有悖于学史的初衷，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