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奄国
商奄国，属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都城为奄（今山东济宁曲阜旧城东），疆域可能与后来的鲁国相近。因参与周初的三监之乱，灭于周公东征，周公旦封伯禽于奄国故地，建立鲁国；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商王献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然后盘庚才迁到今河南安阳的殷。奄之所以称为“商奄”。。奄曾为商朝国都，《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南庚将商都从庇迁到奄，盘庚从奄迁到殷，加上其间的阳甲，奄作为国都共经历三位商王（约四十年）。奄国国君姓氏主要有“嬴姓”和“子姓”两种说法。
据历史记载，奄地在夏代时，就已经是一个强大方国。周朝建立后，周王室的不断东征，国家陆续被灭，为管理各国遗民，在这些国家的旧址建立了一批封国，其中奄国故地成为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地，建立鲁国。
据史料文献记载，商朝始都于亳，曾五次迁都。《竹书纪年》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有的都地没有定论，学术上颇有争论，但其中的第四次迁都说，南庚“自庇迁于奄”之奄都，则被史学界公认为山东曲阜。
甲骨文中的“贞今如奄”、“王入于奄”，就是如实记录了商王进入奄国史料，说明了奄在盘庚西迁殷地后，与殷商王朝的关系密切，来往较多。《史记·殷本记》中在盘庚迁都时称：“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即说明当时奄都已成为商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说明了迁殷时民众对故国奄地的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关系一直延续到商朝灭亡。从后来的奄君主谋反周来看，殷商与奄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商奄作为商朝的前期故都及奄、殷的承继关系，其对后期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在史学上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和相应的历史地位。
《系年》竹简的发现，具体披露了周武王死后发生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的经过：作为东方大国，奄是商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名“商奄”，在今山东曲阜一带。由《系年》的简文可知，作为商纣王大臣，同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国君先祖的飞廉，在商覆灭后，由商都东逃至商奄。奄属嬴姓，当时嬴姓国族均反周，飞廉投靠同一族姓，且对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反周起到了推动作用。乱事失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至原来奄国之处，建鲁国，又把奄君迁往蒲姑之地看管起来。
《系年》竹简发现之前，可以说没有人知道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的史事。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先人的史实，很让人感到惊讶——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类似谪戍。遣送西方，和飞廉父亲中潏曾“在西戎、保西垂”经历有关。中潏、飞廉一家，本也自东方出身，由此看来，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也绝非偶然。既然秦人本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理应具有东方色彩，且和商文化有密切关联，认识到秦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过去与秦人始源相关的文献、金文、简帛等一系列问题便都可以得到释证。
商奄古国，金属冶炼行业非常发达。这里曾出土过铸造精美的青铜斝和爵等文物，说明商奄之民已经掌握了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周成王西迁商奄之民，充分利用商奄之民先进的农业、牧业、手工业技术的，以此带动西垂地区经济发展，壮大军事力量，以达到防御戎人的目的。从西垂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看，自西周开始，无论兵器、礼器还是实用器，铸造更加精美、更加耐用，说明商奄之民西迁之后，对当地金属冶铸行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华战国竹简》证实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








沂水纪王崮古墓--商奄国遗址，位于山东省沂水县城西北约40公里处的“纪王崮”山顶，隶属泉庄镇。 考古发掘情况表明，纪王崮古墓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结构特殊、出土遗物丰富，是山东近几年来商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羊孟子鼎铭文与商代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羊孟鼎和羊师簋铭文基本一致，纪王崮古墓出土的青铜器与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器很相似。出土玉器与殷墟妇好墓出土造型很相同。

薄姑国
薄姑国存续的年代处于殷朝末年，但一些重要文献却涉及到了商朝初年。《管子•轻重》：“桓公问管子曰：‘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孟子•滕文公下》云：“汤居亳。”《荀子•议兵篇》：“古者汤以薄、武王以镐，皆百里之地也。”据专家考证，“亳、博、薄、蒲、番、蕃等字，因汉初写法尚无刻定之形，可以相假。”薄姑、甫古、蒲姑所指都是薄姑国。
关于薄姑国的建立。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出土了一部奇书——《竹书纪年》，应该成书于战国时期，上书“太戊五十八年，城蒲姑”，记载太戊曾在蒲姑筑城。太戊是商王朝的第九位君王，于公元前1637～公元前1563年在位，太戊五十八年即公元前1578年，至周公东征平叛管蔡之后灭了薄菇国。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西周年表》推算，蒲姑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1430-1040年，薄姑国共经历了460多年。蒲姑历史不可谓不悠久。
薄姑国的疆域地望与齐国大致相当，也不局限于齐地。《史记•齐太史公世家》说：“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有此得征，为大国。”《孟子•告子》说：“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也就是说，齐的封地开始只有一百里许。《史记》：“太公封齐，兼五侯地。”五侯：斟、斟灌、莒、薄姑、纪。齐的领土迅速扩大到：东至海，西至黄河，南至沂水县和临朐县的岘山穆陵关，北至无棣山。
薄姑国的存在也得到了考古证实：1924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初年的周公东征鼎，记载了周公东征和毁灭薄姑国这一历史事件。鼎铭曰：“唯周公于征伐东夷，丰白、甫古咸斩。公归获于周庙。戊辰，饮秦饮。公赏贝百朋，用作尊鼎”。据唐兰先生考证，铭文中的“甫古”即“蒲姑”的古文字，周王朝为了纪念伐灭薄姑国的胜利，专门铸造了这尊青铜鼎，这是证明薄姑国历史唯一的实物资料。目前，这只周公东征鼎收藏于美国旧金山博物馆。
薄姑国的亡国之谜，最终的谜团在史家遗址出土发掘的青铜器中得到了解释。1987年，在史家遗址附近的旬召村东北一大型遗址发现一座商末周初墓葬，出土有“叔龟”铭文的铜觯（饮酒器），经判断为商代奄国之器。商奄的青铜器为何跑到薄姑国的领土上，这还要从周成王时期的一场战争说起。《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既迁殷遗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由此可证，此器当为周公东征迁奄君于薄姑时的遗物，而薄姑国亦当在此附近，出土的这些青铜器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佐证，也说明薄姑国及其旧城即在此范围内。
导致薄姑国灭亡的原因，《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灭纣，“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尚书•大传》记载：“奄君、蒲姑谓禄夫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武庚是商王纣的儿子，武王伐纣，只是杀了纣王。纣的儿子武庚负责管理殷民，降为诸侯。武王分封管叔鲜居管、蔡叔度居蔡、霍叔处居霍，是为“三监”以监督武庚。结果，管、蔡二人和奄君、薄姑联合武庚发动了叛乱。《今本竹书纪年》在成王三年纪谱下云：“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迁殷民於卫”。“三年，伐奄，灭蒲姑。四年……夏四月……王师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成王三年，灭蒲姑，封与太公。奄君在薄姑，由齐国辖制。薄姑国，因帮助商纣王之子武庚起兵反周，周公大军东征之际被姜太公征服，受到灭国、迁君、徙民的惩处。
苏埠屯商代墓地位于青州市（原益都县）东北20里苏埠屯村式的埠岭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在山东青州苏埠屯等地发掘出了大量的商代薄姑墓，出土了大批精制的青铜器和其他随葬品，说明薄姑文化发展水平是很高的。薄姑氏既是殷的东方诸候国, 它和殷王国在政治、文化上自然有很密切的关系。
1965年秋和1966年春，山东省博物馆先后两次组织人员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清理的4座墓葬中，有一座编号为M1的大型墓，是迄今为止安阳殷墟以外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因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此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6年再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又有重要收获。可以说，苏埠屯墓地是我省最为重要的商代遗址之一，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
大批的“亚丑”铜器出土于苏埠屯地区，说明商代的丑族就生活于此。亚丑就是殷的东方诸侯国薄姑氏。专家们推测铭文“醜”就是“妻（齐）”，该墓地的墓主人的所属集团极有可能为“齐”，很可能就是齐侯墓地。专家们认为商代已有以“齐”为国氏一族，周人封齐，只是因袭旧名。

亚醜方簋高20.7公分，径11.9*17.6公分，重4945公克，出土于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

山东益都苏埠屯--亚醜方尊

山东益都苏埠屯--亚醜方觚

亚醜方彝

亚醜父丁簋

亚醜杞妇铜卣

亚醜方鼎--铭文““醜
”
亚醜钺

【商奄古国与秦国嬴姓的渊源关系】
甘肃考古证明：秦人来自东方
2014年11月26日，据兰州晚报报道(记者高宏梅)记者昨日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联合组成的课题组，经过10年时间对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从考古学角度证实秦人来自东方。
据介绍，联合考古发掘成果将于2014年11月29日至2015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进行展出，目前参展的620余件(组)文物已经运抵北京，其中三分之二为新发掘出土的文物。


早期秦文化考古十年成果在京展出，展现秦人祖先来源和迁徙

自东夷而壮大于西戎，这一事实经过考古、文献的相互佐证基本没有疑问。赢姓出自少昊，而东夷与“鸟”的关系非同一般，这里列出秦人历代传说祖先中和鸟图腾有关的几位历史人物，极为频繁地和“鸟”产生联系。

秦图腾：秦是秦族的族称。它由“玄鸟殒卵““双手供奉”和”禾苗”三部分组成。它是“燕子殒卵”与嘉禾的复合图腾，秦人的祖先是有蟜氏之女华，她吞燕卵生伯益，伯益为秦人男性祖先。其女性祖先为有蟜氏之女华。
秦鸱农业文化：秦，谷子。鸱，鹞子的大名。种植农作物谷子，用”调训鸟兽“的方法，把野外掏来的鹞雏喂养调训成家的成年鹞，守护谷子成熟，使粮食增产后又把鹞放归自然的一套完整农业体系就是秦族的”秦鸱农业文化“。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３０日电（记者朱基钗、肖正强）西周中早期秦墓中商氏风格的陶鬲、陶簋，春秋早期的秦子镈，秦穆公时的子车氏戈，战国时的西戎礼仪用车……这些反映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面貌的珍贵文物，１１月３０日起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出。
这项名为“秦与戎——秦文化与西戎文化十年考古成果展”，展出了近年来在甘肃省和陕西省发掘出土的早期秦人和西戎的文物共３０４套６２３件，其中大部分文物为首次展出。此次展览将持续至明年３月１５日，免费开放。之后，展品将在陕西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地继续展出。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介绍，此次展出的都是早期秦文化考古中极具代表性的文物，能够展现和澄清秦人祖先的来源和迁徙，早期创业和文化变迁，秦与西戎关系等重要历史问题，是早期秦文化考古十年成果的第一次集中展示。
据了解，２００４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１０年来，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先后对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的多处重点遗址进行发掘，对秦早期都城和县邑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完善了早期秦文化编年，并从考古学角度证实了秦人来自东方。
早期秦文化主要是指公元前６７７年秦德公居雍以前的秦文化，特别是秦人东迁以前在甘肃省东南部所遗留的秦文化遗存。目前有关秦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多集中在较晚阶段，而对早期秦文化的了解还很有限，其研究尚处起步阶段。

1959年陕西蓝田发现的青铜器《询簋》铭文始出现“华夷”一词：“王若曰：询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今余令汝啻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毚夷、师苓侧新囗、华夷、由囗夷、囗夷、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这个“华”字是“夷”的修饰语，秦夷、戍秦人、华夷等可能是周初被迫迁至京畿附近的东夷族，充分证明“华”、“夷”和“秦”无疑是同种同族，华出自夷。从考古学角度证实了秦人来自东夷。

《系年》竹简发现之前，可以说没有人知道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的史事。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先人的史实，很让人感到惊讶——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类似谪戍。遣送西方，和飞廉父亲中潏曾“在西戎、保西垂”经历有关。中潏、飞廉一家，本也自东方出身，由此看来，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也绝非偶然。既然秦人本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理应具有东方色彩，且和商文化有密切关联，认识到秦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过去与秦人始源相关的文献、金文、简帛等一系列问题便都可以得到释证。《清华战国竹简》证实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秦始皇（嬴姓）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出自于东夷少昊氏后裔。
商奄古国，金属冶炼行业非常发达。这里曾出土过铸造精美的青铜斝和爵等文物，说明商奄之民已经掌握了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周成王西迁商奄之民，充分利用商奄之民先进的农业、牧业、手工业技术的，以此带动西垂地区经济发展，壮大军事力量，以达到防御戎人的目的。从西垂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看，自西周开始，无论兵器、礼器还是实用器，铸造更加精美、更加耐用，说明商奄之民西迁之后，对当地金属冶铸行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周族出自于古羌部落，入主中原夺权后，全面接受黄河农业文明，彻底放弃游牧生活方式，和羌戎关系非常紧张。周朝多次征伐羌戎，但羌戎杀了周幽王。秦人原为商奄遗族，被周王室调到在西陲，长期与羌戎作战，经过一番奋斗崛起，称霸中原。秦人出自于东方赢姓，传说和商族子姓一样为东夷少昊后裔。多数学者指出赢姓秦人祖籍在山东莱芜。
2008年，从出土的清华简（战国竹简）中发现的《尚书》证实了传世《尚书》确为伪书。伪古文占全书总篇数的43%，《商书》的作伪程度最为严重，伪古文的篇数超过一半；《周书》总篇数占全书的55%，其中伪古文占37.5%。
清华简《系年》的第三章，具体回答了这方面的疑问，确认了秦人就是商奄之民，商奄即今山东曲阜包括莱芜一带的嬴姓大国。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秦公簋，春秋，传1919年甘肃天水西南乡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高23.5公分

秦公鼎，春秋早期，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高47 ，口径42.3公分

秦公鎛，春秋早期，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高75.1公分

莱国
莱国，早于商代在胶东沿海建立，世代活跃在山东半岛。它幅员辽阔，其族人活跃在山东东部海地区，称呼为莱人。后来，随着莱族部落的渐渐强大而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都归城（今烟台龙口市境内），史称莱国。莱国地域广阔，疆域西起今临朐，东至胶东半岛，北至渤海，南至今诸城、胶州，百姓安居乐业，因此经济十分发达，国家也渐渐强盛起来。不过是因为莱国位于沿海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位置，莱人与外人很少接触。归城城址出土了大量遗物，丰富了对城址乃至胶东地区青铜文化的认识。在归城以东沿黄水河畔的鲁家沟、东营周家、东庄头、集前赵家等村区域百余年来也先后有重大考古发现。这充分说明莱山脚下的黄水河流域是胶东半岛青铜文化的中心区域，曾为莱国政治中心的国都。
莱国在商代以前，统治中心在昌乐、临朐县附近。东部可以到达黄县的沿海地区。姜太公刚刚受封于齐国，建都营丘，位于今昌乐县境内。因为距离莱都较近，齐国与莱国关系非常紧张。春秋时期，在齐国强大之后打败了莱国，侵占了位于今平度县西边的领士。因此，莱公迫不得已迁都黄县，叫做东莱。战国时期，前567年，东莱被齐国灭亡。一般认为姜太公管辖范围内的营丘在临淄以东的弥河流域，就是今天寿光一带。姜太公初到受封的地方，根基不稳，只好避开莱国的锋芒迁都别处。从这一次齐国和莱国较量的情况来看，考古人员认为两方势力范围的界限应该在弥河一线，弥河以东相当大的地方是莱国的地盘。
考古表明夏朝及其以前已存在“莱前文化”。这一时期山海文化以牟平照格庄文化遗址、长岛珍珠门文化遗址为代表，属于胶东半岛西部青岛平度岳石文化类型。照格庄遗址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生产力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主要表现在青铜器出现和农业生产发展两个方面。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快速提高，成为后来莱国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农业方面则增加了小麦、大豆等农作物，驯养了猪、狗、牛、羊等家畜。
龙口市莱山东、北两侧有条黄水河，在黄水河沿岸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诸多文物遗迹，这些古代遗存不仅分布广泛，而且级别很高。黄水河的干流在莱山东侧，它的上游龙口市丰仪镇的鲁家沟村在清光绪22年(公元1896年)出土了一批青铜器。《黄县志稿·金石目》中如是记载———“(黄县)城东南鲁家沟田中出铜器十：钟三、鼎二，钟无款识。若甗、若盉、若觯皆有铭。”这批铜器中有一件鼎的铭文有这样五个字“莱伯作旅鼎”，很多学者认为这是莱国在龙口莱山附近的证明。
莱山脚下的一块盆地，坐落着胶东半岛最大的古城遗址———归城古城址。归城所处时代主要为商周时期，其规模之宏大在胶东半岛诸多古城址中堪称第一。大多数考古专家认为归城应该是一个古代国家的中心。归城范围内出土的众多文物，更对这个国家的级别、国属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莱山脚下的黄水河流域是胶东半岛青铜文化的中心区域，从墓葬到城址，都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规模。从文物的等级来看，这个国家也是胶东半岛最大最强的国家。从历史记载来看，这个国家只能是莱国，那么归城应该就是莱国的都城国。
归城城址出土了大量遗物，丰富了对城址乃至胶东地区青铜文化的认识。在归城以东沿黄水河畔的鲁家沟、东营周家、东庄头、集前赵家等村区域百余年来也先后有重大考古发现。这充分说明莱山脚下的黄水河流域是胶东半岛青铜文化的中心区域，曾为莱国政治中心的国都。归城城址于2006年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莱语，又叫胶辽官话，主要分布于中国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主要由古莱语演变而来。《水经注》载：“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芜，故曰莱芜。”王献唐《山东古国考》载：“莱芜是因莱族与牟族杂居得名，古读牟为重唇音，声与芜相似，转写为芜。”齐灵公于公元前567年对莱国发动战役，把莱公和一部分莱民赶至龙口归城，并由高原和崔杼给他划定了土地。另一部分莱民向西迁到牟人居住的边缘地带今淄川、博山东部的莱芜谷和今莱城区常庄、和庄一带，即莱人来到牟人地居住，逐渐称莱人的居住区为莱牟，后转为莱芜名。莱人居住区又名莱芜谷。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指出：莱国是子姓国，为商朝时即已存在的同姓国。《路史·国名纪四》谓莱为商后之国，殷商子姓，则莱国亦当为子姓，《史记》卷三《殷本纪》载：“(商祖)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氏，有殷氏、莱氏。”《左传·隐公元年》正义据《世本》“来为子姓”之说。子姓和嬴姓均属东夷少昊氏之后。


归城城址出土的一批铜器中有一件鼎的铭文有这样五个字“莱伯作旅鼎”

归城城墙


归城城址出土的象鼻纹甗

归城城址出土的青铜尊

夷国
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就已进入阶级社会，并出现了国家，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特指的夷国即指商代方国，妘姓。始封与灭国具体年代不详。都城在今即墨市蓝村镇古城村。
《世本》载：“夷，古夷国之都，在今山东即墨县西，夷为妘姓国，古时夷多用为泛称，此为特指。”宛志文主编《汉语大字典》载：“东夷，古国名。在今山东省即墨市。”《读史方舆纪要》载：“夷，今山东胶州即墨县西废壮武城,即古夷国。”
高密即墨地区考古发掘的夷国青铜器，追溯至商代晚期，可见其文明水准较高，至今传世的国器的青铜铸造技术与铭文都比较成熟。其青铜器上的铭文中记载着“夷作父”，判断为夷国贵族身份。“夷”是国名，也是族称，可以证明“夷”完全是该国民自己的族称，并非出自于中原人对东方人的泛称。“东夷”是西周统治者借用夷国的国名“夷”用于泛指东方各族及其方国的统称。

薛国
薛国，夏商周三代东方的一个诸侯国，历经1500多年，在今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薛为任姓国，帝俊（喾）后裔。薛国虽小，却与夏、商、周三代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薛国故城及其周边也因此而蕴含了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源。
薛国的始建年代，尚无详细史料为证。据宋·郑谯《通志·氏族》称“黄帝之孙颛帝少子阳封于此。”阳封于薛应是龙山文化中期。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的“万国林立”的城邦时期。传说黄帝曾经“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禹也曾大会诸侯于涂山，置玉帛者万国。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称为国人。1993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在对薛国故城的复探与试掘中，在薛国故城内尤楼城东南部钻探出数百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遗址，据报道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根据滕州市境内多次考古调查，滕州市境内现已查出龙山文化时期遗址100多处。其中30～60万平方米的遗址9处，其余为6～28万平方米不等。分布在薛国故城上游及周边地区的有60余个。薛国故城内发现的数百万平方米遗址为最大。应该说，此地域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该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应与薛国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商代时期，“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在殷墟甲骨文中，薛作为周族名称频频出现，商王“命薛”、“作薛”、“往薛”、“宅薛”、“伐薛”、“追薛”等。自1964年以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滕州市博物馆，在离薛国故城一步之遥的东部前掌大遗址进行了10多次勘探和发掘。该遗址南北长约2250米，东西宽约850米，总面积约200多万平方米，遗址分居住遗址和墓葬遗址两部分。居住遗址，时代为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墓葬遗址，时代为商代晚期，西周初年至西周早期。分为“河崖头”、“南岗子”、“陆家林”三个墓区。“河崖头”墓地布局严谨，座座排列有序；中字形大墓南北向纵列在两条中轴线上，两侧横排的多为甲字型大墓。“中字型”墓葬墓口面积在一万平方米左右，“甲字型”墓葬墓口在数十平方米左右。尽管，该墓区被盗，但也发掘出土了数千件青铜器、玉器、漆器、原始青瓷器、骨器、玛瑙、水晶饰品等。据发掘者称该遗址与薛国密不可分。从史料记载和发掘出土的实物分析，薛国在夏商时期就应该存在。
薛国是古代黄河下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这个说法和后世称奚仲为舟车始祖是可以相印证的。《左传》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故后人称奚仲为中国造车鼻祖。另据《通志·氏族》称:“颛帝少子阳封于此，故以为姓，夏朝时期，阳的第十二世孙奚仲亦封于薛。”西周初年，“周武王封任姓后裔畛，复于薛国，爵为侯”。周显王46年，为齐国所灭。任姓薛国自薛畛开始，相传31世。齐灭薛以后，齐威王少子田婴封于薛，谥靖郭君。田婴去世后，田文继封薛地，招贤纳士数千人，诸侯国君主竞相求其辅助，他曾先后被齐闵王，秦昭王和魏昭王封为相国。孟尝君居薛后，对薛国城池扩建加固并发展商贾，重农桑，减赋税，使薛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
秦汉时，薛为重要郡县。历经数场战乱至隋唐时，薛国故地已彻底沦落为耕地和瓦砾堆。
薛国故城位于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张汪镇之地，是鲁南地区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城遗址，1988年被中国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薛国曾经是夏商时期的诸侯国，战国时期被齐国灭掉，成为孟尝君的领地。在这一座方圆不过10平方公里的古城里，曾经积淀了无数文化宝藏，也演绎过诸多历史佳话。从1978年以来，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薛国故城遗址现状及地下掩埋情况比较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城址平面呈东西向，地势东高西低，城墙东西长约3.4公里，南北宽2.3公里，城内有城。这里除了有宫殿等居住遗址外，还发现了大面积的制陶和冶铁遗址以及一批春秋时期的墓葬。这些考古资料表明，当时城内的规划布局特点是：南部为宫殿区，紧邻宫殿区的东、北部分是手工业作坊和臣民居住区，墓葬则安排在东部或东北部。
1994年冬，前掌大村前考古发掘商周之际薛国贵族墓葬11座，出土精美的青铜礼器2000余件和三千年前的酒，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94年10月至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在滕州市前掌大遗址进行钻探和发掘，共清理墓葬11座，殉马坑2座，祭祀设施及水井各1处，共出土各类青铜器200余件，漆器近20件，玉器70余件和较多的陶器、石器、骨器2000余件。其中仅铜礼器就有60件，器类有鼎、簋、甗、尊、提梁壶、提梁卣、垒、爵、角、觯、斝、盉、觚等，有20件带有铭文，其他还有铜胄、铜戈、铜矛、铜弓形器、铜铃、铜泡、轴饰、衔、镳等；可见器形的漆器有豆、壶、盘、盾牌、漆牌饰等；玉器有玉璜、玉兔、玉龟、玉蝉、玉蛙形饰等。


薛国古城冶铁遗址
外城中部皇殿岗村东一带，有大规模的战国至汉代的冶铁遗址，地面散布大量的铁矿石、炼渣、残陶范和战国、汉代瓦当。陶范上多有“山阳二”、“巨野”等刻铭。皇殿岗村西南有战国、汉代的建筑遗迹,出土“千秋万岁”卷云瓦当和铜兵器。外城内北部的陈庄、渠庄一带附近有小型的冶铁和制陶遗址。

薛国青铜-饰窃曲纹鼎(薛公鼎)


在“薛比墓”中的青铜簠内排满了“水饺子”，薛国故城是水饺子的发源地，迄今发现最早的水饺子距今2500年！

薛国青铜-祖伊盉

薛国青铜-薛侯行壶

薛国青铜-提链罐

薛国青铜-双龙纹镜

薛国青铜-虎钮方奁

莒国
莒地，商为古幕国，春秋时期为莒国，汉代为城阳国，莒故城为莒地区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名城。据现有出土铭文的甲骨文看，商代已有莒国。《通志·氏族略》云：“赢姓，少昊之后也，周武王封兹舆其于莒，今密州莒县是也。” 公元前11世纪，商纣无道，周起兵伐纣，莒人全力以赴助周灭商，并臣服于周。周朝建立后，封兹舆期为莒国国君。兹舆期，已姓（有称为己姓者，按莒国亦为嬴姓国，可见己与嬴或为一姓），莒国始祖，少昊之后裔。它是有历史记载以来山东沿海较早的诸侯国，是春秋时期山东大地上仅次于齐、鲁的第三个大国。
莒国立国很早，有学者推测可能夏朝时即作古国存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曾屡见“莒”国。从文献记载看，夏、商两代都与东夷各族不断发生联系。在商朝更有“封国”的记录。清雍正《莒县志》：“唐虞以前无考，商（属）姑幕国。此侯国也，殷爵列三等，而姑幕实侯此土，仅见汉史中。”周朝灭商后，周武王曾经进行过分封，其中就包括了伐纣期间响应号召脱离商朝统治的莒国，只是后来发生了“管蔡武庚之乱”，不少东夷方国起而响应，周公不得不大举东征，平定东方，之后便打破原来的格局，重新实施分封，其中即有将前所封之莒移封于现在胶州南城子的宣示。
在当时的东方诸国中，以国土而论，仅次于莱国；同春秋诸强相比，也仅次于齐鲁宋郑卫等国。自西周后期开始，莒乘王室衰微国家动乱之机，出击小国，扩展疆域。先后灭掉向国、鄫国。曾经多次发难于当时的强国之一鲁国，而鲁国却无可奈何，唯有向晋国求助。《左传》还记载莒国大胜齐国的战例：襄公二十三年，齐侯袭莒，“伤股而退”，再战，莒君亲鼓而伐之，杀齐大夫札梁。《左传.昭公二十二年》也说：“齐北郭启帅师伐莒”，莒君“击败齐师”。莒国能屡败强齐，可见实力不俗。正是由于莒国的实力强大，所以在春秋时代，许多外逃避难者多选择莒国，就是成为春秋霸主的齐桓公，在因内乱外逃期间，也是由莒国提供的庇护之所，才积聚了复国的力量的。
春秋莒国是海岱区政治舞台上仅次于齐、鲁的最重要的东方大国之一。以隐公二年“莒人入向”，首开《春秋》灭国记录。又有“莒人伐杞”，“莒人灭曾”的记录。莒国国君，除春秋早期一些不书其名的“莒子”外，有兹平公、纪公、渠丘公、犁比公、展舆（自立之后当年就逃往吴国）、著丘公、共公、郊公。莒国以公元前431年，灭于楚。
终春秋一世，莒同齐、鲁都保持着自恃平等、时而修好、时而交恶，却从不屈从的关系，周旋于晋、楚、吴霸主之间图存图利，既被征伐，又欺压弱小。墨子有言：“东方有莒之国者，其为国甚小，间于大国之间，不敬事于大，大国亦佛之从而爱利。是亦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闻者，以是攻占也”。墨子之言并非完全中肯，但莒国国君暴虐，莒国没有明智、谨慎的外交政策，而与海岱区大小国家敌对，又反复于霸主之间，不能不说是莒国自取速灭亡的原因。
莒国葬制，在墓室结构、殉人制度、随葬制度、随葬品类别上，都与鲁故城墓葬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与东夷族的寺国、鄅国目的有较多的共性，堪称海岱文化的典型。不过，莒国在随葬车马坑方面（刘家店子的车马坑至少有40米长，至少随葬留辆车子）、在随葬物品物质文明精品方面如金剑柄等金器、嵌金漆勺、雕花漆器、成组玉佩、车伞开合装置以及上面提到的大量精美的，甚至是海岱区最精美的，莒国铜器侈糜、夸富方面，反映了莒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比齐鲁大国为差。
1973年春及1974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原莒国的封地胶州南城子旁边勘察到了一处在考古界引起巨大轰动的三里河文化遗址，分上下两层，其中上层为龙山文化遗存，下层为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共发掘了1500平方米，出土玉、石、骨、陶、铜等各类文物两千余件，一个重要的发现便是出土了两件钻形黄铜器，使得黄铜出现年代问题成为学界争论的话题。在古莒国领地的另一重要发现即胶州铺集镇西皇姑庵也曾出土文物，其中有四足青铜鼎等多种古遗，据考此应属商代或至少是周早期的遗物（周鼎为三足）。上述的诸多发现，统统都是当时的海岱居民自强不息、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创造出不朽的古代文明的证据。据近年考古学证明，东夷文化绝不落后于中原文化，唐兰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为太昊文化，那么少昊之后裔的莒当然在创造这一文化的序列中。由此可知莒族也早已进入了阶级社会，并建国。上面考古发掘出的历史古遗，不仅证明莒文化的早期存在，而且说明海岱文化的发达程度。

青铜鬲鼎

神兽纹镜

方鼎

1963年莒县天井汪村出土的青铜罍
青铜龙柄饕餮纹匜

1974年出土于莒县老营村的青铜龙纹鼎

莒州博物馆藏的盖鼎

莒州博物馆藏的铜匜

1977年山东省沂水县刘家店子墓葬出土的青铜壶

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
第三章 礼器制度和墓葬制度
第一节 礼器制度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曾提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主张，认为“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钟磬管弦而无礼乐之道气对于考古材料中的器物,确实反映了古代礼制、风俗等情况和规律来说，上述意见是符合实际的。
商周时期东夷与淮夷使用的青铜礼器是考察夷礼、夷俗的重要资料。这些礼器包括商式青铜礼器、周式青铜礼器、东夷式青铜礼器和淮夷式青铜礼器。
商式青铜礼器有鼎、鬲、甗、簋、觚、爵、舜、角、盉、觯、壶、卣、罍、尊等，形态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同类器物相同，说明商文化对夷文化在礼制方面的影响颇深。
周式青铜礼器有鼎、鬲、甗、簋、盨、簠、敦、豆、爵、壶、卣、盒、舟、盘、匜等。形态同中原地区周文化的同类器物,反映了周王朝在取代了商王朝之后，在东方地区推行周礼和夷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周礼的情况。
东夷式青铜礼器是产生于今山东及其部分邻境地区的东夷族使用的礼器,它们的外部特征与商式和周式青铜礼器有显著差异。
东夷式青铜礼器的形制多古朴实用，有的与同类陶器形态相近。花纹的特色是:商代有凸弦纹，周代有雷纹、圆点和线条纹（多饰于鼎耳），重环纹有的由三层环相套组成。素面铜器较多见。
主要器类有:高领撇足鬲、矮领双耳鬲、圆肩尖足鬲、撇足鼎、高圈足簋、等。
高领撇足鬲采集于徐州市，现藏徐州师院历史系,主要形态特征是侈口，高领近直立，深腹深袋足，器高大于器宽，分裆，器身与锥足交接处内凹，空锥足外撇，器壁较薄，领外和袋足部饰凸弦纹（图一,3）。此种铜鬲于中原地区商式或周式铜器中未见,但从器壁较薄、分裆、空锥足、纹饰简单等时代特征判断,其年代当属商代前期偏晚。
东夷式青铜礼器中，较早产生的器类可能有一种袋足鬶。《西清古鉴》卷三十二著录的“周子孙匜”，形态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陶鬶相近（图一,1）,为仰流、有颈，绹状鋬，肥袋足，袋足部饰凸弦纹两道，风格古朴，应该是东夷系统较早的铜容器，产生的时代大约早于商代。商代的高领撇足鬲与这件铜鬶同为分裆袋足器，袋足部的凸弦纹均为两道，基本等距，走向由高而低，再由低而高，形成三个波折，制作风格有相似之处。高领撇足鬲显然继承了商代以前的东夷式铜器的某些作风，其独特风格说明东夷与商族的礼制有别，东夷人在社会生活中不仅使用夷礼，而且在行夷礼时使用着部分风格独特的东夷系统青铜礼器。
高领撇足铜鬲的形态与山东、苏北出土的部分撇足陶鬲相似。苏北沭阳万北遗址曾发现一批商代撇足陶鬲①，山东境内发现的商代素面鬲，也常见高领、器身与足部交接处内凹者，形态与高领撇足铜鬲也有相类之处。看来，东夷式铜鬲当仿自商代东夷系统的部分陶鬲。
目前发现的其余东夷式青铜礼器,年代均属周代，主要有：
矮领双耳鬲②，为侈口、短沿，宽体、联裆，有矮实足（图一,2）。从器身与足部交接处内凹的特点，尚能看出商周两代东夷式青铜鬲的共同作风。
图一东夷式铜器与淮夷式铜器1.鬶,《西清古鉴》卷三十二;2.鬲，日照陶家村出土；3.鬲.徐州师院历史系藏；4.鬲，日照赵家庄出土;5.高圈足簋;6.撇足鼎，海阳嘴子前Ml出土；7.𦉜，栖霞吕家焊Ml出土;8.兽首鼎，11.曲鋬盉,13.𦉜形盉，舒城河口春秋墓Ml岀土;9.兽首鼎，12,小方簋；14.𦉜,寿县肖严湖出土；10.折肩鬲，舒城凤凰嘴春秋墓出土1-7东夷式铜器，8-14淮夷式铜器

圆肩尖足鬲鬲③为折沿、束颈、圆肩、联裆，足根着地端面积甚小，故称尖足（图一,4）。形态与周代陶鬲相近。
撇足鼎④为立耳,三蹄形足外撇，饰两周雷纹（图一,6）。此种铜器年代属春秋时期,但形制与纹饰都与同时期的周式鼎有别，与吴文化的尖足外撇的鼎也不同，故应属东夷式铜器。
高圈足簋或称豆⑤，由于形态与周代东夷式高圈足陶簋相似，显然是仿自东夷系统的陶簋，所以这里仍以高圈足簋称之。其形态为宽沿、深腹、喇叭状高圈足（图一,5）,现有标本两件,出于同一墓葬，年代均属春秋时期。
高圈足陶簋是东夷族常用的生活用具，延续的时间很长，并且于周代影响到淮夷地区。春秋时期的高圈足铜簋属于礼器,但风格与东夷系统的同类陶器一致，反映了夷礼来源于夷人的社会生活、东夷文化在周代发展创新的状况。
𦉜⑥与春秋时期铜鼎、铜镞等器物同出，年代亦属春秋。为平沿、宽扁体，圆肩、双耳、底内凹（图一，7）
淮夷式青铜礼器的年代多属春秋时期，形制多与春秋时期东夷式青铜礼器不同，纹饰中的圆点纹和线条纹多饰于鼎耳、重环纹常由三层或四层环相套组成等特点，与东夷式青铜器纹饰相类。又有重环纹组成的蟠龙纹，因“龙"无足，或称之为蟠蛇纹⑦。主要器类有:兽首鼎、折肩鬲、曲鋬盉、𦉜形盉、𦉜、小方簋等,多出于安徽江淮地区。
兽首鼎在安徽江淮地区西部的舒城、寿县、怀宁、庐江等县均有发现，以舒城县发现的为多。舒城地处淮夷群舒故地，可见兽首鼎是群舒的典型器物，淮夷其他邦国也有使用。
此种器物的共同特征是：口沿处有一兽首，额生双角;三足。有的为圆目，两侧有附耳，鼓腹下垂，蹄形足前二后一，腹后部有扉棱形成兽尾⑧（图一,8）。有的为羊首,无器耳，收腹，钩形足，有盖，盖的一侧作绵羊尾状⑨（图一,9）。这类器物应是在特殊礼仪场合使用的礼器，在墓葬中往往与较多的其他礼器共存,有的意见认为这类礼器的主人地位可能较高⑩。
曲鋬盉数量较多，也常出于安徽江淮地区西部的群舒故地⑪。形制有些差异，但共同特征也很明显。其形态特征是:上部为盘形口或缽形口（个别的为敛口），下部为鬲形，有管状短流和曲卷的鋬（图一,11）。这类铜盉造型别致，形态奇异,应当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
此类器物虽常被称为盉,但与中原地区常见的铜盉作用不同。中原地区的大部分铜盉是酒器，而淮夷式曲鋬盉多呈甗形、束腰，为蒸煮器。其所以多见，大约是由于在淮夷贵族的宴享和祭祀中被普遍使用的缘故。
形盉也多见于舒城⒀,𦉜作侈口或折沿,体宽扁，鼓腹，双耳，多有盖（图一，14）,与东夷地区的𦉜形态相似。𦉜形盉为𦉜的上腹部加一短流（图一,13）。
六安众德寺遗址曾出土周代小型陶鬲，寿县青莲寺遗址曾发现春秋时期陶𦉜，形态分别与上述铜鬲、铜𦉜相似,当是同类青铜礼器的祖型。因此淮夷式铜折肩鬲和𦉜也是在当地土著文化的土壤中产生的仿陶礼器。
小方簋见于舒城和寿县⒁，为子母口，鼓腹，或有圈足,器体略呈方形（图一,12）。此种器物体型小，可能是淮夷贵族放置珍贵物品的器物。
东夷与淮夷所使用的周式礼器数重较多,但在夷人手中，它们的使用方式和作用都会与中原地区不同。比如东方地区周代墓葬中出土的铜鼎，多为周式鼎，往往配合成套，但有些并非大小递次的列鼎，而是形制、花纹一致、大小也基本相同的一组,如东夷地区的刘家店子莒国墓葬Ml所出的11件铜鼎和M2所出的9件铜鼎⒂,双鼎同出，也是东夷、淮夷墓葬常见的现象，此类双鼎亦为形制、花纹、大小相同的一对。这些情况,说明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虽受到过周文化的濡染，但夷人并未拘泥于周礼，在贵族的日常生活和祭祀、冥事中,都保持着东方地区的礼仪和习惯。用鼎制度是周族礼器制度的核心，用鼎制度的不同,是东夷、淮夷的礼制与周礼相异的突出表现。
使用较多的有扃铜鼎，也是周代东夷与淮夷文化遗存中值得注意的情况。刘家店子M1的 11件铜鼎，每件鼎盖上均有圆木棍横穿盖纽和鼎耳，两端仅及鼎耳外缘。舒城凤凰嘴岀土的双鼎，以铜棍横穿盖纽和鼎耳，铜棍的长度也限于两鼎耳之外缘以内（图二）。这些木棍和铜棍的 作用是用来关牢鼎盖，应为鼎扃。根据文献记载，周族也是使用有扃铜鼎的，但何以有扃铜鼎常出于东方地区？这是否可以用夷人对周文化内容有特殊的选择性来解释？夷人采用这种器物可能是出于夷礼夷俗的具体需要,《仪礼·聘礼》：“肤、鲜鱼、鲜腊设扃鼎。”说明扃鼎的使用与鼎实有关。东夷与淮夷地区发现了较多的扃鼎，或许是夷人饮食习惯和祭祀、冥事活动中的鼎实与周族不同的缘故。
图二舒城凤凰嘴出土的扃鼎

综上所述，周代的东夷与淮夷都有与周族传统礼器不同的青铜礼器,说明当时的东夷与淮夷均有着与周族不同的礼制、饮食习俗。东夷式青铜礼器以器体与足部交接处内凹的鬲、撇足鼎、高圈足簋最富特征，淮夷在春秋时期较多地使用牺首鼎、曲鋬盉、𦉜等青铜礼器。两系统的地方性青铜礼器多不相同，因而东夷与淮夷的礼制也应有所区别。所谓“夷礼”，也并非一种，而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丰富多采、各有千秋的。周代东夷与淮夷的青铜礼器，也有一些共同特征,即:使用形制、花纹、大小相同的成组铜鼎、双鼎，都有扃鼎;铜𦉜的形态基本相同;花纹中常见圆点与线条纹,一般饰于鼎耳，都有三重环组成的重环纹等。
周代的东夷与淮夷使用大量周式青铜礼器，其中周式鼎常见于墓葬,出有较多铜鼎的墓葬一般规格较大。因此，鼎在周代的东方地区，也是贵族们重视的礼器,其数量的多寡，是器物主人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的东夷与淮夷受周文化礼器制度的影响较深。但有些墓葬用鼎的数目为偶数，鼎的大小相同等情况，应该是东夷与淮夷的礼器制度的反映，说明周族的礼器制度并非原封不动地为夷人所用，而是与夷礼相渗透，成为东夷与淮夷的礼制内容。

纪国
纪国，古书和金文中也称己国，是位于商朝东方的诸侯国，国祚延续到西周到春秋时代。国君为姜姓。国都纪，位于山东半岛中北部，渤海莱州湾的西南岸的今寿光市。寿光、莱阳和烟台等地有出土纪国铜器。开始时间公元前1046年~~结束时间公元前523年。纪国从商代到周代再到春秋早期，肯定是有迁徙的，根据出土资料就能看出迁徙的过程。因为当时的大贵族必须和国君在一起，而纪国的大贵族曾经在莱阳居住过，因此判断在莱阳附近有一个纪国的重要居住点。到西周晚期，纪国国都定在寿光，从而看出纪国是从东向西迁徙的。
纪国很有生存智慧。尽管纪国是从商代延续下来的姜姓国，沿用的是周文化，受周天子的统治，但纪国的国都位于商代东夷人势力非常强大的区域，所以纪国属于东夷文化系统，只是在后来接受了周的礼乐文化。从商文化转变到周文化，在东夷故国这样的实例非常多。在周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制度下，只有懂得保护自己才能继续存在下去。若是抵抗周人的统治、抵制周文化，就不能使旧文化得以延续，这也是一种自我生存策略。就像鲁国在其文化发展当中，能保持其固有的东西流传下来，又吸收新文化，从而使其文化多元化。鲁文化的来源有三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来源是周文化，第二来源是东夷文化，第三个来源是殷商文化。对于纪国来说，它的来源就是殷商文化和东夷文化。如果是站在商人的立场上抵抗周人，是不会被保留下来的，所以说纪国应该是帮周灭商的，最低限度也在双方对抗中保持中立。
纪国位于齐国以东，莱国以南。疆域不亚于齐国或鲁国。周夷王年间纪国遗址，王烹杀齐哀公。传说是纪侯进谗言的缘故。两国结仇。齐国一直伺机吞并纪国，报仇是一个原因，其实灭纪是齐国扩张的必由之路。纪国选择与鲁国结好，借齐鲁两强国的矛盾而自保。鲁国力图保存纪国，抑制齐国的扩张。这种三国关系从公元前8世纪入春秋到公元前690年纪国灭亡，贯穿始终。
鲁隐公时代和鲁桓公初年，鲁国国势极盛。尤其是公元前699年，鲁国、纪国、郑国联军大败齐国、宋国、纪文侯姜静卫国、南燕国联军，此战终结了“齐僖小伯（霸）”的局面。纪国得以安定一时。鲁桓公趁势于公元前695年，在鲁桓公、齐襄公和纪侯三国君主的盟会上试图使齐国和纪国和睦。然而同年，齐国军队侵犯鲁国边境，边境上打了一仗。说明鲁桓公的调解失败。第二年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和郑君子亹被齐襄公杀死。鲁郑两国顿时不及考虑保存纪国。形势急转直下。公元前693年，齐国军队驱走纪国的郱、鄑、郚三邑居民，占有三邑土地。公元前691年，纪国分裂。纪侯之弟纪季以纪国的酅地投降齐国，做齐国的附庸。同年鲁庄公试图和郑君子婴商量保全纪国，郑君以国内部不安定为由拒绝。公元前690年，齐国军队攻破纪国都城。纪侯将剩下的国土交给纪季，出国逃亡一去不返。纪国灭亡。
春秋时的纪国是姜姓诸侯国，铭文作“己”或”,其青铜器皆发现于山东。清代在寿光纪侯台下出过西周晚期的纪侯钟。1951年在山东黄县东南的南埠一座春秋早期墓葬中出土一批青铜器，有1、盘2、鬲 1、鼎1等，共8件，其中前 6件有铭，可知为纪国嫁女的媵器。此地在莱国国都遗址灰城范围内，说明纪、莱两国是通婚的。1969年在山东烟台南郊的上夼发现一座春秋早期墓葬，青铜器有 鼎2、壶2、1、甬钟1、戈2、 鱼钩1、共 9件,两件鼎上有铭,说明器主为纪侯之弟。烟台远离纪国而近于莱国，墓主人可能是由纪国迁到莱国的。春秋初年纪国还曾与周王室通婚，《斋吉金录》中有山东出土的王妇纪孟姜，也是春秋早期器，可能是嫁为王后的纪女之物。

纪国铜鼎

吧主你好，那个F洲 HEI 人的后裔小吧主碧落深泉，又违规封人！

徐国于春秋前国名为余邑，即䣄（tu）国。以下分别为徐字于先秦，秦，汉时期的文体：
九女墩徐国墓葬群出土青铜器铭文大部分刻着“徐”，而少部分为䣄，余邑或余。（先提一嘴，通假字诞生于东周春秋时期。）有学者提出“余”字古通“徐”字的观点，徐中舒先生对此观点表示赞同，下图为徐中舒对于九女墩徐国王室贵族墓葬群考古的研究论文关于“余”和“徐”字的联系的看法：
闽越国文字体系自成一派，有旧六国传承，下图为闽越国境内出土的瓦文：
很明显，徐字古字非“余”，先为䣄，后为徐。而通假字诞生的大概时间为东周春秋时期，徐国出土的文物也都在春秋时期，时间相匹配，此时通假字于各国已有大量应用。因此结论关于青铜器铭文上的“余”字古通“徐”字是完全可以认同的。当然，也许会有一些朋友不接受此结论，没关系，我们先假定淮海地区（包括宿迁泗洪至徐州下邳）原先有个方国名曰“余”，至余国灭亡后，秦统一文字，是为“徐”。那自余国灭亡至今已有2500多年，如此漫长的岁月之中难道没有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发现这个张冠李戴的错误问题吗？事实真若如此，为何我们的课本历史读物教材等等文物，都不称她为余国而呼之予徐国呢？为什么？因为徐国她本来就是徐国，余国只是她的通假字，借字代替她原有的名字，指代罢了。

周人不是出自古羌，也出自山东临沂市费县与兰山区一带，一个叫“祊”的地方，有邰氏，临沂市岐山一带，现在临沂市还有条河叫祊河，是周太王的祖宗地，娶山东古任国国君之女，生周文王，后到西岐，注，现在的岐山县，古称是西岐，而非岐。岐在东方。周太王部族干的事，是替商王在羌人聚居地抓“人牲”。帝辛即纣王想废除人祭，得罪了西伯侯的利益，利用商大军在外作战之机，举兵讨之捡漏。
帝辛是最后的人皇，改革有些激进，好比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