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化环境中，少女就是父权社会视野下的一个中心、一个场域；关于女性的言说总是必须以此为透镜才得以显现；一切关于女性的言说都被凝视先天的预设为少女被捕获的价值。
这种异化的逻辑所要诉说的无非就是：女性必须成为少女才能成其所是的有待于被权力化的被征服对象。一切价值也由这一类的规定给予，但难道主体是先验的吗？价值是先验的吗？在宗教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似的存在形式，即主体被先在的本质规定所异化。
真实的情况完全相反。不论是以任何形式在场的主体首先并非先验而是“后”验的；我们言说主体，意思就是说主体化——过程，主体在主体化的过程中可能获得自身，也可能失去自身。而在这样一种获取关于少女的身份认同的体验中——就女性而言——主体必然会丧失其作为主体的身份。
父权文化把女性异化为了一个符号客体。父权文化把作为少女的女性同女性本身看着异己的东西对立起来，我们陷入了这样一种由符号异化本身必然得出的一种形而上学式的矛盾和对立。
这是一种多么不言而喻的事实啊！
现在让我们听一听我们在这方面发表的意见所受到的责难吧。
放翁（全文后贴放翁支持二次元的文件原文）——这种向作品意义的原初的回归只是一种有机主义的、 本质主义的、反历史的唯心主义和古典浪漫主义……将文本的意义视为“给定的”（given）只是诠释学的幻觉。在一切凝视之中，文化将被分为好与坏。然而，我们不应该将文本的表面视为真理，文本说的不是我们的凝视，这是强加于文本的暴力……如物自体般玄奥的仔细阅读（close reading）所构成，其中的种种价值取向和取向显然有着其自身的种种生产方式。文本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在我们的逻各斯中心之中被以我们通常认可的形式而被理解，即我们粗暴的制作出这些文本，并自我感觉良好的将自己当做文本的主人。
为二次元acg文化所辩护的放翁先生把这些冒牌的诠释学名词扔给我们，毫无疑问是想吓唬一下我们，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放翁先生，其次是伽达默尔。
诠释学、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在其最原初的意义上和放翁先生这里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诠释学是一门诠释他者的学问。但如果诠释学——按照传统诠释学的观点——原本的目的，只是从过去的文章中读取作者的主张，对伽达默尔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关键在于诠释者与被诠释者之间的思想对话，文本本身被诠释者唤醒。在此意义上并不存在“作品意义的原初的回归”，文本本身始终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罗兰.巴特那里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由于忽视历史境域而催生出来的那些对文本的偏见还远未达到视域融合的诠释学高度（巴特并不去把握他者的视域）；不过好在他反对文本本身的既定意义，至少也是把问题置于新的基础之上了。我们暂且撇开这些，认为文本有既定意义，这种天真的看法将文本看作一种与解释者相对立的外在客体。而这种解释学的目的是非历史性的；它力图超越诠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历史距离！
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当中所指出的那样，理解和领会源自Dasein与Sein的关系，诠释则是理解的展开。因而理解具有源始的先在性，它是解释的前结构/前领会/前理解。绝不是先理解，然后才生发出对它的诠释，实际上Sein的意义就在Dasein的领会理解之中，Dasein对Sein的理解就是意义的源泉。现在我们已经对两种诠释学做出了澄清，他们同放翁先生的关系也已经显而易见了。显然，至少就目前得出的结论来看，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放翁并不懂诠释学，无论是伽达默尔还是海德格尔。
我们很幸运放翁先生并不那么的熟悉海德格尔的体系，我们暂时占据了优势；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而已。接下来要发生的，远不及先前的容易——放翁并不是一个友善的对手。放翁谴责我们对作为文本中一切关于父权逻辑的言说都看做是暴力的、鸡奸式的、阉割式的片面解读。为此，他大声呼吁：“这是对文本的暴力！”
但正如放翁并不懂诠释学一样，出于这个原因，他也完全不懂诠释本身。忽视文本的多义性不是我们的风格，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从谱系学的角度对文本进行一次不合时宜的考察，把潜在于文本中的那些区分性因素提取出了。这使得我们的诠释成为可能。好吧，让这些废话少一点吧！认为文本的所指具有多重意义本身就是各种力（power）对意义支配文本的某种体现！什么样的力支配着文本，文本就涌现出哪种样态，在此意义上，谱系学的强力已经明显的同弱力区分开来，但倘若我们对这种力一无所知，我们也同时无法把握到这些符号所指的任何意义。不言而喻，既然父权秩序中的全部生命力都在于的作为凝视主体的文化实体，因此不会有别的力能够与其相匹敌；强力的垄断已经涵盖了力的多元竞争，诠释者的任务应当是去诠释时代带来的暴力，而不是把这种暴力遮蔽起来的不作为。那么，对于我们强加在文本上的暴力而发出的责难已然是无法成立了，我们不仅要通过诠释暴力本身使得暴力强加在文本上，让暴力置于光明之中；其次还要消灭这种暴力！
德勒兹在《尼采与哲学》中说过，历史就是意义的变更，换言之，它或多或少是暴力的。
消灭这种暴力的同时自身也应当成为暴力，如此一来，诠释者的任务不仅在于揭示，他还必须这么做：反对这个时代，并作用于时代本身。正如牛氓总是个不合时宜的人一样，这促使我们能够去做文本的主人，而一切对文本的征服和统治与新的诠释又同时是同一个意思。赋予文本新的意义就是革命，就是将原本身处弱势的力量上升至主体的地位——
我们只能从当下实际的存在当中去领会作品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上解读诚然是暴力的，但是他并不是只是单纯的暴力，因为阅读基于特定的历史境域，所以对文本是一种“发生”式的“打开”，这种发生式的打开是创造性的，同时它又秉承让文本的解释成为“可能”。在这种意义上，任何阅读和暴力都是批判性的，同时它又是基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处境而言的。所以文本可以在不同的历史处境当中被不断打开和理解，历史就是在意义的发生中更变。放翁把文本理解为一种超历史的先验之物，这颇有柏拉图的感觉，请问放翁自己说文本无意义是处在历史当中说的？还是超历史而说的？还是说放翁通过自己的想象预设了一个超历史的文本呢？这不仅不是解构主义，毕竟解构主义强调在重复中裂变和构成差异，这也不是一种现代的阅读思维，因为现代必须加入实际条件来理解作品。
放翁由于不明白这一点，他把概念符号的意义看做一种自在之物，我们对它的价值判断全部都是基于主体产生的，我们的诠释没有一种相对的、哪怕是一点点“客观”的形式；这是彻底消极的虚无主义：即一种为了维护再现、模式和复制品的既定秩序！我们不愿意聆听这样的喧嚣！
那么，在放翁先生那里看来的，“真实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放翁——有什么不是文本.....我们毫无疑问活在一个凝视的世界里，二次元，换句话说，它不是我们现实的投射，始终是对我们的嘲讽和离间。宫崎骏，真正意义上的反二次元者，对他来说，作品必然是指向性的。文本之中的强烈批判，对现实的指认……缺乏审视的今天里，我们不能理解文本，只能把文本当做文本来看。文本不再具有一个可供想象的空间。
“文本就是文本！”放翁如是说。这无非是说：一件作品除了物因素（das Dinghafte）以外还能有别的吗？如果换作我们的话，我们就会问：难道艺术作品除了物因素之外不能有某种别的东西吗？这种别的东西构成艺术的因素。诚然，正如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指出的那样——艺术作品是一种制作的物，但它还道出了某种别的东西，不同于纯然的物本身，即άλλo άγoρεύει。作品还把别的东西公之于世，它把这个别的东西敞开出来，所以作品就是比喻。在艺术作品中，制作物还与这个别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结合”在希腊文中叫作σuμβάλλειν。不言而喻，作品是象征、作品就是符号（Symbol）。
这种作品本身所隐喻的正是时代的暴力本身。
放翁——凝视的东西并不存在，凝视正是这样一种深层次的东西，而这个深层次的东西，这一现代的肉体只有在一切对立的透视化为虚有之后才能找到，例如，「我和你」，「善与恶」……辩证法的对象并不存在，作为观念的否定之否定，它的深度只是被构造出来的，因为实体已非原来之实体。
辩证法中没有对象。首先我们接受了这一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其次我们需要补充到的是：这不过表明主体本身不需要任何对象来否定自身——主体自身否定自身——它能够以最直接的否定方式把自身当做对象。主体本身既是批判的批判，同时也是收批判的对象。
德勒兹在《尼采与哲学》中说，辩证法思辨的原动力是矛盾及其解决，而辩证法实践的原动力是异化以及对异化的压制，即异化与重新占有。
对异化的超越和批判是我们的目的，即通过否定来扬弃外化的外在对象，因为一切外化出来的固定观念归根结底是否定“我自己”的，这个基础上对异化展开这样一种辩证法的批判使得上我们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他标示着一个所有者对异化产物的占有和主体自身的重新肯定与重新设定自我。扬弃异化、占有他者确立主体的身份，这是一种新式主奴辩证法——我把无当做自己事业的基础——我从无出发占有世界——我不是人，也不是神——主体被抛入虚无之中：我是无。然而“我并非是空洞无物意义上的无，而是创造性的无，是我自己作为创造者从这里面创造一切的那种无”（斯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是本体论上的无政府状态，是虚无主义辩证法最为激进的一面——我首先是无，其次我才能成为一切；既使我什么都不是，我也要力图成为一切中的一切。
占有对象的本质是占有力。也就是说，我必须占有一切权力，目的是打破一切强加于一无所有者身上的枷锁；对观念的奴役一旦得到废除，那意味着在场形而上学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存在论的不在场与无政府状态。在那里，一切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
放翁支持二次元的文件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