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一、君体篇
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制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
【译文】
国君在建立国家之前，必须拥有百姓，有百姓才会有国家；国君想要得天下，必须以德育民，民入乐为之用，这样才能成为国家。入主之体，当如山岳之尊崇，巍然镇静，岿然不动；入主毫无私心地君临万方，要像日月昼夜更迭不息地光明正大而普照在下的万物一样。国君有什么举措，亿万百姓均将作为准则而照着执行；人君施仁政于民，则四海之内向往，普天之下归顺。国君之志，当宽裕广大，胸襟开阔，兼收并蓄，涵容万物；国君之心，如若平正则是非明，以此裁断则无差错。
国君如能顺天应人实行刑罚恩惠，就可以令行禁止，天下归服，无远而不至；国君抚慰万方，只有慈爱宽厚才能安民、保民。国君对待九族之亲，定要使长者平安，少者怀之；国君又必须对大臣以礼相待，体贴群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国君奉祀祖先，应该善继祖先之志，善述祖先之事；国君在位，必须以不骄不慢对待臣下。国君不应以己为尊贵，不应以己为才智，而应孜孜不倦地以行德义。国君如能做到上面这些，就算是做到了治理天下时应遵守的准则了。
【原文】 二、建亲篇 夫六合旷道，大宝重任。旷道不可偏制，故与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是以封建亲戚，以为藩卫，安危同力，盛衰一心，远近相持，亲疏两用，并兼路塞，逆节不生。
昔周之兴也，割裂山河，分王宗族，内有晋郑之辅，外有鲁卫之虞，故卜祚灵长，历年数百。
秦之季也，弃淳于之策，纳李斯之谋，不亲其亲，独智其智，颠覆莫恃，二世而亡。斯岂非枝叶不疏，则根柢难拔；股肱既殒，则心腹无依者哉！
汉初定关中，戒亡秦之失策，广封懿亲，过于古制。大则专都偶国，小则跨郡连州，末大则危，尾大难掉。六王怀叛逆之志，七国受铁钺之诛，此皆地广一兵强，积势之所致也。
魏武创业，暗于远图，子弟无封户之人，宗室无立锥之地，外无维城以自固，内无磐石以为基。遂乃大器保于他人，社稷亡于异姓。
语日：流尽其源竭，条落则根枯。此之谓也。夫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基。由此而言，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则上无猜忌之心，下无侵冤之虑，此封建之鉴也。
斯二者安国之基。君德之宏，唯资博达，设分悬教，以术化人，应务适时，以道制物。术以神隐为妙，道以光大为功。括苍曼以体心，则人仰之而不测；包厚地以为量，则人循之而无端。荡荡难名，宜其宏远。且敦穆九族，放勋流美于前；克谐蒸义，重华垂誉于后。无以奸破义，无以疏间亲，察之以德，则邦家俱泰，骨肉无虞，良为美矣。
【译文】
天下宇宙是至远至广至大的大道，天子帝位是至极至显至尊的宝位。天下再远，也不可以独治，所以要与人共同治理；帝业至重，也不可以独任，所以要与人一起守任。所以君主封建皇亲国戚为诸侯，作为屏障以保卫王室中央；王室中央和地方诸侯同心同德，则能长世安民，长治久安。离中央王室远的诸侯和离中央王室近的诸侯都应互相扶持，中央王室对亲近的宗室和疏远的宗室都要予以任用。如果能这样，纵然有互相侵吞的想法，也可避之而不让它施展；纵然有不遵王命的嫌隙，也可以阻遏而不能滋生。
昔日周武王灭了商朝纣王而建立周朝政权，先后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周室子孙一般都得到了封地，做了大小不等的诸侯；同时，又封了一些异姓诸侯。因而内有晋、郑等诸侯国的辅助，外有鲁、卫等诸侯国的防护。周朝之所以能长治久安，原因是能实行分封制。
到了秦朝，秦始皇拒绝了淳于越关于分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的建议，采纳了丞相李斯的意见，实行郡县制、反对分封制的主张。因而对亲族不亲近、不分封，只相信自己的智慧，因而在国家危难时没有依靠的力量，只传了两代便导致覆亡。这岂不是枝叶繁茂则根本巩固而不易拔动；相反，如大腿和胳膊既伤则心腹欲有所为是不可能的。
汉高祖刘邦初定涵谷关以西一带地区，鉴于秦王朝不搞分封、以孤立而亡的教训，大封兄弟叔侄至亲为王，其规模远远超越了西周时封建诸侯之制，以至于大的诸侯王的权势过大，足以与朝廷抗衡；小的诸侯王也跨郡连州，占有地盘很大。诸侯王地广而强，帝室弱而被侵，有如末大根小必折，尾大身小难掉。所以就有六个诸侯王共同谋反，七个诸侯国身受刑戮。这一切都是由于分封的诸侯王地广兵强、长期发展起来的势力所造成的。
曹操开始创建基业时，只知汉过，不知秦失，在分封这个问题上缺乏远见，子弟宗室虽有封位，但不与其土，徒有虚名而已，所以宗室无立锥之地。这样一来，外无藩维之城以为固保，内无柱下之石以为基址，于是曹魏不能自保其权位，竟以天下付之他人，社稷亡于异姓司马氏。
前人说过，泉竭则流涸，根朽则叶枯。分封诸侯势力太大时，会造成后患，后悔莫及；而分封诸侯势力太小或不分封时，对朝廷中央又不能起辅卫作用。这样看来，不如多分封诸侯王，但不能使其势力过于强大，使大小之国相安，共其乐而同其安。果真这样，则在上者无嫌隙疑忌之心，在下者无被侵陵冤枉之虑。这就是封建之昭鉴和龟镜。
因此，损其太强，益其太弱，执其中道，此二者乃是安治国家之基本。人君之德，极群下之智，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由于法可以治民，所以古代君王公布的法令，悬挂在宫阙上，并用法令来教化百姓；由于理可以御物，所以古代君王将应决事务，用适当时宜，使物得其所也。“术”乃不易之法，老百姓所必须遵守，故当隐晦，使老百姓感到莫测；“道”乃无穷之理，万物之所由出，故当光大，使物不遗则为功。人君总括其天以统之于心，则人仰望之而不得以窥测；人君度量当如广厚之大地，无所不包容，则人循依之而不得其端涯也。君主的功德广博，以致老百姓不知怎样去称赞他；人君如能以天为心，以地为量，就可以称之为宏远了。尧具圣德，又有亲睦九族，流布美善之道在于前，你可以效法；舜亦圣明，又能和谐以孝，因而垂美誉在于后，你可以仿效。不要让诈伪之行破散了义，不要让疏远的人离间了亲近的人。凡事事物物，审察必合于道德，则各诸侯国完全可以得到平安，而近亲至戚之间亦可保无疏虞，这果然是一件大好事啊！
【原文】 三、求贤篇 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故尧命四岳，舜举八元，以成恭己之隆，用赞钦明之道。士之居世，贤之立身，莫不戢翼隐鳞，待风云之会；怀奇蕴异，思会遇之秋。是明君旁求俊人，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
昔伊尹有莘之媵臣，吕望渭宾之贱老，夷吾困于缧绁，韩信弊于逃亡。商汤不以鼎俎为羞，姬文不以屠钓为耻，终能献规景毫，光启殷朝；执旌牧野，会昌周室。齐成一匡之业，实资仲父之谋；汉以六合为家，是赖淮阴之策。
故舟航之绝海也，必假桡楫之功；鸿鹄之凌云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为国也，必藉匡辅之资。故求之斯劳，任之斯逸。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此乃求贤之贵也。
【译文】
一个国家要得到辅助，没有忠臣是不行的。得人则治，失人则乱，任用得人，天下自治。所以尧命分掌四时、方岳之官而任用之，故能赞其敬事节用之道；舜举用有贤能的人而任用之，故能成其恭敬自持之重。士人之居世，贤人的立身，他们在没有遇到时机以前，大多是隐居以待局势的变化；他们怀有卓异的才能，一定要在时机成熟之时方肯出仕。因此，英明的君主务必要多方寻求德高望重的贤德之人，务必要察明虽居于卑微地位但确有才德的人。决不能因人才地位卑下而不用，也决不能因人才染上某种污浊而不尊。
古时候的伊尹最初是耕于有莘这个地方，后来又成为有莘氏的“媵臣”；吕望起初是钓于渭水之滨的穷困潦倒的老人；管仲曾事公子纠，公子纠死后曾一度被囚禁；韩信早年曾因贫困而过着流亡漂泊的生活。
然而，商朝汤王并不因为伊尹贱得曾为媵臣、负鼎俎为奴以为羞，仍立伊尹为相；周文王并不因为吕望曾屠牛沽酒、垂钓渭水以为耻，仍拜吕望为师。结果伊尹献规于亳以助太甲，使商朝得以昌盛；吕望相武王，执旌旗而誓师牧野，使周室天下大定。同样，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赖管仲之谋；汉之灭楚，定天下为一家，也全靠淮阴侯韩信的策略。
所以说舟航渡海，必借助于桡楫之功；大鸟高飞，唯凭借着有羽翼之故；帝王欲建长治久安的国家，也必须有贤才辅翼支助。因此，如入主辛勤地寻求贤能之人，则治国时便可安逸无劳。虽然珠宝之光能照亮十二车，虽然黄金累积有成千之多，却远不如人才重要，还不如求得一个贤士！因此，有国者决不应以宝为宝，而应以求贤为贵啊！
【原文】 四、审官篇 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棋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然则函牛之鼎，不可处以烹鸡；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兽。一钧之器，不能容以江汉之流；百石之车，不可满以斗筲之粟。何则？大非小之量，轻非重之宜，今人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或蕴百而尚小，或统一而为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当也。
斯二者治乱之源。立国制人，资股肱以合德；宣风道俗，俟明贤而寄心。列宿腾天，助阴光之夕照；百川决地，添溟渤之深源。海月之深朗，犹假物而为大，君人御下，统极理时。独运方寸之心，以括九区之内，不资众力，何以成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故云：“则哲惟难。”良可惧也！
【译文】
设置官吏，使他们有各自的职责分工，分别负责各方面的工作，就可以阐扬德化，宣布风教。因此，明智之君在用人的时候，就好比巧匠裁木，直的可用做驾车之木，弯的可用做轮子，大材可用之于栋梁，小材可用之于棋角。无论曲直长短，都各有所用。明智之君任用人才，完全同巧匠裁木的道理一样，智者可以发挥他的智谋，愚者可以发挥他的蛮力，勇者可以发挥他的武威，怯者可以发挥他那谨慎从事的长处。无论智愚勇怯，均可兼而用之。所以良匠能尽其木之性而用，因而无弃遗之材；明主能尽其人之能而用，因而无遗弃之士。不可以因为某人偶然有一恶而忘其昔日之累善；也不可以因为某人偶然有微过而忘其过去之功劳。人君设官分职，当各尽其所有的才能而用之，不可求全责备。函牛之鼎用来烹鸡，多汁则淡而不可食，少汁则熬而不可熟，由此证明大不可以小用；捕鼠的野猫，如果用它去搏击猛兽，无异于去送死，由此亦证明小不可以大用。只有三十来斤大小的器具，不可能容纳长江、汉水的水流，由此证明轻不可以重用；大到百石之车，数量极少的斗筲之粟是无法使之盛满的，由此亦证明重不可以轻用。这就说明大小轻重应当随其器具而定，不可以勉强其所不能。今天的人们，智谋有长短，能力有大小，或聚百而尚小，或总一而为多。只有轻才的人不可以委以重任，只有小智力的人不可以让他处理大事。这就进一步说明，人君如果委任正确，就可以深居高位，不时敦促被委任的大臣把事情办好就行了，所以说是“不劳而化”。
一治一乱，在于得人或失人，所以“得人”、“失人”，这二者是治乱的本源。人君创业立国，驾驭国民，全靠得力的臣僚同心同德；人君宣播仁风，教导美俗，须待明哲贤能之人赤诚辅佐。众星虽小，但腾布于天，可以助月之光；百川之水，决流于地，其流虽微，亦可以资添大海。像海这样的深，月这样的明，也还是需要依靠他物以成光大，何况人君在上临下，其统治至大至远，运营方寸之心，包涵九区之天，若不设官分职凭借众力，以独力何得成其功业？！所以人君必须明辨职位大小，审查臣属是否贤良，然后根据才能短长，分别授予爵禄。人君如果用人得当，则必仁风流行，教化浃洽；如果用人不当，则必亏坏风教，灭伤人伦。所以说，人君设官分职以治天下，关键在于知人，知人之难连尧舜那样的圣君也不例外，因此作为后世的人君一定要很好地审慎其官。
【原文】 五、纳谏篇 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轺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佇忠正之说。言之而
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制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
【译文】
国君在建立国家之前，必须拥有百姓，有百姓才会有国家；国君想要得天下，必须以德育民，民入乐为之用，这样才能成为国家。入主之体，当如山岳之尊崇，巍然镇静，岿然不动；入主毫无私心地君临万方，要像日月昼夜更迭不息地光明正大而普照在下的万物一样。国君有什么举措，亿万百姓均将作为准则而照着执行；人君施仁政于民，则四海之内向往，普天之下归顺。国君之志，当宽裕广大，胸襟开阔，兼收并蓄，涵容万物；国君之心，如若平正则是非明，以此裁断则无差错。
国君如能顺天应人实行刑罚恩惠，就可以令行禁止，天下归服，无远而不至；国君抚慰万方，只有慈爱宽厚才能安民、保民。国君对待九族之亲，定要使长者平安，少者怀之；国君又必须对大臣以礼相待，体贴群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国君奉祀祖先，应该善继祖先之志，善述祖先之事；国君在位，必须以不骄不慢对待臣下。国君不应以己为尊贵，不应以己为才智，而应孜孜不倦地以行德义。国君如能做到上面这些，就算是做到了治理天下时应遵守的准则了。
【原文】 二、建亲篇 夫六合旷道，大宝重任。旷道不可偏制，故与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是以封建亲戚，以为藩卫，安危同力，盛衰一心，远近相持，亲疏两用，并兼路塞，逆节不生。
昔周之兴也，割裂山河，分王宗族，内有晋郑之辅，外有鲁卫之虞，故卜祚灵长，历年数百。
秦之季也，弃淳于之策，纳李斯之谋，不亲其亲，独智其智，颠覆莫恃，二世而亡。斯岂非枝叶不疏，则根柢难拔；股肱既殒，则心腹无依者哉！
汉初定关中，戒亡秦之失策，广封懿亲，过于古制。大则专都偶国，小则跨郡连州，末大则危，尾大难掉。六王怀叛逆之志，七国受铁钺之诛，此皆地广一兵强，积势之所致也。
魏武创业，暗于远图，子弟无封户之人，宗室无立锥之地，外无维城以自固，内无磐石以为基。遂乃大器保于他人，社稷亡于异姓。
语日：流尽其源竭，条落则根枯。此之谓也。夫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基。由此而言，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则上无猜忌之心，下无侵冤之虑，此封建之鉴也。
斯二者安国之基。君德之宏，唯资博达，设分悬教，以术化人，应务适时，以道制物。术以神隐为妙，道以光大为功。括苍曼以体心，则人仰之而不测；包厚地以为量，则人循之而无端。荡荡难名，宜其宏远。且敦穆九族，放勋流美于前；克谐蒸义，重华垂誉于后。无以奸破义，无以疏间亲，察之以德，则邦家俱泰，骨肉无虞，良为美矣。
【译文】
天下宇宙是至远至广至大的大道，天子帝位是至极至显至尊的宝位。天下再远，也不可以独治，所以要与人共同治理；帝业至重，也不可以独任，所以要与人一起守任。所以君主封建皇亲国戚为诸侯，作为屏障以保卫王室中央；王室中央和地方诸侯同心同德，则能长世安民，长治久安。离中央王室远的诸侯和离中央王室近的诸侯都应互相扶持，中央王室对亲近的宗室和疏远的宗室都要予以任用。如果能这样，纵然有互相侵吞的想法，也可避之而不让它施展；纵然有不遵王命的嫌隙，也可以阻遏而不能滋生。
昔日周武王灭了商朝纣王而建立周朝政权，先后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周室子孙一般都得到了封地，做了大小不等的诸侯；同时，又封了一些异姓诸侯。因而内有晋、郑等诸侯国的辅助，外有鲁、卫等诸侯国的防护。周朝之所以能长治久安，原因是能实行分封制。
到了秦朝，秦始皇拒绝了淳于越关于分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的建议，采纳了丞相李斯的意见，实行郡县制、反对分封制的主张。因而对亲族不亲近、不分封，只相信自己的智慧，因而在国家危难时没有依靠的力量，只传了两代便导致覆亡。这岂不是枝叶繁茂则根本巩固而不易拔动；相反，如大腿和胳膊既伤则心腹欲有所为是不可能的。
汉高祖刘邦初定涵谷关以西一带地区，鉴于秦王朝不搞分封、以孤立而亡的教训，大封兄弟叔侄至亲为王，其规模远远超越了西周时封建诸侯之制，以至于大的诸侯王的权势过大，足以与朝廷抗衡；小的诸侯王也跨郡连州，占有地盘很大。诸侯王地广而强，帝室弱而被侵，有如末大根小必折，尾大身小难掉。所以就有六个诸侯王共同谋反，七个诸侯国身受刑戮。这一切都是由于分封的诸侯王地广兵强、长期发展起来的势力所造成的。
曹操开始创建基业时，只知汉过，不知秦失，在分封这个问题上缺乏远见，子弟宗室虽有封位，但不与其土，徒有虚名而已，所以宗室无立锥之地。这样一来，外无藩维之城以为固保，内无柱下之石以为基址，于是曹魏不能自保其权位，竟以天下付之他人，社稷亡于异姓司马氏。
前人说过，泉竭则流涸，根朽则叶枯。分封诸侯势力太大时，会造成后患，后悔莫及；而分封诸侯势力太小或不分封时，对朝廷中央又不能起辅卫作用。这样看来，不如多分封诸侯王，但不能使其势力过于强大，使大小之国相安，共其乐而同其安。果真这样，则在上者无嫌隙疑忌之心，在下者无被侵陵冤枉之虑。这就是封建之昭鉴和龟镜。
因此，损其太强，益其太弱，执其中道，此二者乃是安治国家之基本。人君之德，极群下之智，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由于法可以治民，所以古代君王公布的法令，悬挂在宫阙上，并用法令来教化百姓；由于理可以御物，所以古代君王将应决事务，用适当时宜，使物得其所也。“术”乃不易之法，老百姓所必须遵守，故当隐晦，使老百姓感到莫测；“道”乃无穷之理，万物之所由出，故当光大，使物不遗则为功。人君总括其天以统之于心，则人仰望之而不得以窥测；人君度量当如广厚之大地，无所不包容，则人循依之而不得其端涯也。君主的功德广博，以致老百姓不知怎样去称赞他；人君如能以天为心，以地为量，就可以称之为宏远了。尧具圣德，又有亲睦九族，流布美善之道在于前，你可以效法；舜亦圣明，又能和谐以孝，因而垂美誉在于后，你可以仿效。不要让诈伪之行破散了义，不要让疏远的人离间了亲近的人。凡事事物物，审察必合于道德，则各诸侯国完全可以得到平安，而近亲至戚之间亦可保无疏虞，这果然是一件大好事啊！
【原文】 三、求贤篇 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故尧命四岳，舜举八元，以成恭己之隆，用赞钦明之道。士之居世，贤之立身，莫不戢翼隐鳞，待风云之会；怀奇蕴异，思会遇之秋。是明君旁求俊人，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
昔伊尹有莘之媵臣，吕望渭宾之贱老，夷吾困于缧绁，韩信弊于逃亡。商汤不以鼎俎为羞，姬文不以屠钓为耻，终能献规景毫，光启殷朝；执旌牧野，会昌周室。齐成一匡之业，实资仲父之谋；汉以六合为家，是赖淮阴之策。
故舟航之绝海也，必假桡楫之功；鸿鹄之凌云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为国也，必藉匡辅之资。故求之斯劳，任之斯逸。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此乃求贤之贵也。
【译文】
一个国家要得到辅助，没有忠臣是不行的。得人则治，失人则乱，任用得人，天下自治。所以尧命分掌四时、方岳之官而任用之，故能赞其敬事节用之道；舜举用有贤能的人而任用之，故能成其恭敬自持之重。士人之居世，贤人的立身，他们在没有遇到时机以前，大多是隐居以待局势的变化；他们怀有卓异的才能，一定要在时机成熟之时方肯出仕。因此，英明的君主务必要多方寻求德高望重的贤德之人，务必要察明虽居于卑微地位但确有才德的人。决不能因人才地位卑下而不用，也决不能因人才染上某种污浊而不尊。
古时候的伊尹最初是耕于有莘这个地方，后来又成为有莘氏的“媵臣”；吕望起初是钓于渭水之滨的穷困潦倒的老人；管仲曾事公子纠，公子纠死后曾一度被囚禁；韩信早年曾因贫困而过着流亡漂泊的生活。
然而，商朝汤王并不因为伊尹贱得曾为媵臣、负鼎俎为奴以为羞，仍立伊尹为相；周文王并不因为吕望曾屠牛沽酒、垂钓渭水以为耻，仍拜吕望为师。结果伊尹献规于亳以助太甲，使商朝得以昌盛；吕望相武王，执旌旗而誓师牧野，使周室天下大定。同样，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赖管仲之谋；汉之灭楚，定天下为一家，也全靠淮阴侯韩信的策略。
所以说舟航渡海，必借助于桡楫之功；大鸟高飞，唯凭借着有羽翼之故；帝王欲建长治久安的国家，也必须有贤才辅翼支助。因此，如入主辛勤地寻求贤能之人，则治国时便可安逸无劳。虽然珠宝之光能照亮十二车，虽然黄金累积有成千之多，却远不如人才重要，还不如求得一个贤士！因此，有国者决不应以宝为宝，而应以求贤为贵啊！
【原文】 四、审官篇 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棋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然则函牛之鼎，不可处以烹鸡；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兽。一钧之器，不能容以江汉之流；百石之车，不可满以斗筲之粟。何则？大非小之量，轻非重之宜，今人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或蕴百而尚小，或统一而为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当也。
斯二者治乱之源。立国制人，资股肱以合德；宣风道俗，俟明贤而寄心。列宿腾天，助阴光之夕照；百川决地，添溟渤之深源。海月之深朗，犹假物而为大，君人御下，统极理时。独运方寸之心，以括九区之内，不资众力，何以成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故云：“则哲惟难。”良可惧也！
【译文】
设置官吏，使他们有各自的职责分工，分别负责各方面的工作，就可以阐扬德化，宣布风教。因此，明智之君在用人的时候，就好比巧匠裁木，直的可用做驾车之木，弯的可用做轮子，大材可用之于栋梁，小材可用之于棋角。无论曲直长短，都各有所用。明智之君任用人才，完全同巧匠裁木的道理一样，智者可以发挥他的智谋，愚者可以发挥他的蛮力，勇者可以发挥他的武威，怯者可以发挥他那谨慎从事的长处。无论智愚勇怯，均可兼而用之。所以良匠能尽其木之性而用，因而无弃遗之材；明主能尽其人之能而用，因而无遗弃之士。不可以因为某人偶然有一恶而忘其昔日之累善；也不可以因为某人偶然有微过而忘其过去之功劳。人君设官分职，当各尽其所有的才能而用之，不可求全责备。函牛之鼎用来烹鸡，多汁则淡而不可食，少汁则熬而不可熟，由此证明大不可以小用；捕鼠的野猫，如果用它去搏击猛兽，无异于去送死，由此亦证明小不可以大用。只有三十来斤大小的器具，不可能容纳长江、汉水的水流，由此证明轻不可以重用；大到百石之车，数量极少的斗筲之粟是无法使之盛满的，由此亦证明重不可以轻用。这就说明大小轻重应当随其器具而定，不可以勉强其所不能。今天的人们，智谋有长短，能力有大小，或聚百而尚小，或总一而为多。只有轻才的人不可以委以重任，只有小智力的人不可以让他处理大事。这就进一步说明，人君如果委任正确，就可以深居高位，不时敦促被委任的大臣把事情办好就行了，所以说是“不劳而化”。
一治一乱，在于得人或失人，所以“得人”、“失人”，这二者是治乱的本源。人君创业立国，驾驭国民，全靠得力的臣僚同心同德；人君宣播仁风，教导美俗，须待明哲贤能之人赤诚辅佐。众星虽小，但腾布于天，可以助月之光；百川之水，决流于地，其流虽微，亦可以资添大海。像海这样的深，月这样的明，也还是需要依靠他物以成光大，何况人君在上临下，其统治至大至远，运营方寸之心，包涵九区之天，若不设官分职凭借众力，以独力何得成其功业？！所以人君必须明辨职位大小，审查臣属是否贤良，然后根据才能短长，分别授予爵禄。人君如果用人得当，则必仁风流行，教化浃洽；如果用人不当，则必亏坏风教，灭伤人伦。所以说，人君设官分职以治天下，关键在于知人，知人之难连尧舜那样的圣君也不例外，因此作为后世的人君一定要很好地审慎其官。
【原文】 五、纳谏篇 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轺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佇忠正之说。言之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