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世界秩序的秘密——乔姆斯基论美国

凯南是最聪明和最清醒的美国规划人员之一，是重塑战后世界的主要人物。他的著述极其有趣地展示了温和的立场。如果你要理解自己的国家，你就必须看一份档案，即“政策研究第23号”（Policy Planning Study 23)。它是由凯南于1948年为美国国务院规划人员撰写的，其中包括下列语句：
我们拥有50%的世界财富，但只有6.3%的世界人口。……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无法不成为嫉妒和怨恨的目标。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真正使命是设计一种准许我们维持这种地位差异的关系模型。……这样做，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感伤和幻想；我们的注意力将不得不放在我们直接的国家目标上。……我们应该停止谈论不明确和……不真实的目标，如人权，如提高生活标准，如民主化。我们将不得不以直接的强权概念与人打交道，这一天已经不远。理想主义的口号对我们的限制越少越好。
“政策研究第23号”当然是绝密档案。为了安抚公众，大肆鼓吹“理想主义的口号”还是必要的（如同现在经常做的那样），但规划人员则彼此心知肚明。
沿着这样的思路，1950年，在为美国驻拉丁美洲国家的大使们召开的通报会上，凯南宣称，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关切必须是“保护我们（即拉丁美洲）的原料”。因此，我们必须反对一个危险的异端。
美国的情报机构报告说，这一危险的异端正在通过拉丁美洲传播。它就是“这样的观念：政府对人民的福祉负有直接责任”。
美国的规划人员把这种观念一律称为共产主义，且不论赞成这种观念的人的实际政治观点如何。他们可能是基于教会的自助团体之类，但是，如果他们支持这一异端，他们就是共产主义者。

2.自由贸易对经济部门和报纸社论有益，但在企业界和政府中，没人拿自由贸易这个教条当回事。美国经济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那一部分，都是由政治资助的：资本密集的农业［如今被称为农业经济（agribusiness)]、高科技产业、制药业、生物技术等。
其他工业社会也是如此。美国政府对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waste production)的研究、发展予以资助，并且——主要通过军方——提供由政府担保的市场。如果某物有销路，私有部门就会接管。政府补助，私人获利，这种制度就是所谓的自由企业（free enterprise )。
PS:想了想，在每段节选前加个编号，这样好区分

3.诸如凯南之类的战后规划人员立即意识到，其他西方工业社会的战后重建。对美国法人团体的健康而言生死攸关。这样它们能够输入美国的工业制品和提供投资机会。（我遵守南非的一贯做法，把日本视为西方的一部分，把日本人视为“荣誉白人”。）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些社会以非常特殊的方式重建自身。
传统的右翼秩序必须恢复。在这样的秩序中，工商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劳方被分裂和弱化，重建的重负直接置于劳工阶级和穷苦百姓的肩上。
主要的难题，即如此做派的拦路虎，是反法西斯的抵抗力量，于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镇压之，通常把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合作者与它混为一谈。镇压这股力量，有时需要极端的暴力，有时只需柔性的手腕，如破坏选举和扣留急需的食物。（这应该是任何有关战后时期的诚实的历史的第一章，但事实上鲜有论及。）

在日本，华盛顿1947年首倡“逆流而上”（reverse course),它中止了由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军事管制机构推行的民主化。“逆流而上”
压制工会和其他民主力量，把国家牢固地置于先前支持rb法西斯主义的企业家之手。由国家权力和私有强权构成的体制在延续。

位于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发表了一项有关美洲国家体制的研究。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对民主，美国只是一味敷衍而已，它真正的担当是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担当。一旦投资者的权利受到威胁，民主就必须滚蛋；倘若投资者的权利受到保护，杀人犯和施以酷刑的人也会平安无事。

明天继续，哎，估计被吞的厉害，可怕

6.从1960年至1978年，关于尼加拉瓜，《纽约时报》只发表了三篇社论。并非那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那里发生的一切不值得注意。除非索摩查的暴政受到挑战，否则没人关心尼加拉瓜。
20世纪70年代末，索摩查的统治受到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s)的挑战。这时，美国先是试图实施所谓的“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主义”，即保留整个腐败的体制，找个人来稳坐钓鱼台。结
果无功而返，于是卡特总统试图保留索摩查的国家卫队，把它作为美国发挥影响力的根基。
国家卫队一直都那样极端残忍和暴虐。1979年6月，在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作战时，它实施了大规模的暴行，对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的住宅区狂轰滥炸，数以万计的民众遇害。那时，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给白宫发电报，认为要求国家卫队停止轰炸是“不智之举”，因为那会干扰既定的政策－让他们掌权，让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出局。
我们派驻美洲国家组织的大使也提议实行“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主义”，但美洲国家组织竭尽全力地否定了这一提议。几天后，索摩查带着尼加拉瓜国库里剩下的全部财物飞往迈阿密，国家卫队随之土
崩瓦解。
卡特政府用打上了红十字会标志的飞机把国家卫队的指挥官们运出尼加拉瓜（这是战争犯罪），并开始在尼加拉瓜的边境重组国家卫队。他们还以阿根廷为代理。［那时的阿根廷处于新纳粹将军们的
统治之下。这些将军们在折磨和屠杀自己人民的同时，拿出些许时间，帮忙重建国家卫队。国家卫队很快更名为“尼加拉瓜反抗军”(Contras )，或“自由战士”。]
里根用他们发动针对尼加拉瓜的大规模恐怖主义战争，同时把这样的战争与更致命的经济战争结合起来。我们还恐吓其他国家，这样它们就不会援助尼加拉瓜。
可是，尽管军事援助达到了天文数字,美国还是无法在尼加拉瓜培养扶植起来军事力量。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这相当惊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游击队都没有得到过美国为尼加拉瓜反抗军提供的巨量资源。用这笔资金，或许你都能在美国山区制造游击叛乱了。

何以美国在尼加拉瓜如此孤注一掷?国际发展组织“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对真实的原因做出了解释。它认为，从它在76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作经验来看，“尼加拉瓜属于……例外，它的政府……在改善善民众生活条件和鼓励民众主动参与发展过程方面，做了强劲的承诺”。在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广泛介入的四个中美洲国家 (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中，只有尼加拉瓜真刀真枪地解决土地所有权中的不公平现象，在健康、教育和农业方面深化对贫困农民家庭的服务。
其他机构的所述与此类似。在20世纪 80年代初,世界银行声称它的项目“在尼加拉瓜的某些行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域”。1983年,泛美开发银行得出结论说:“尼加拉瓜在社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正在为长期社会经济发展展莫定基础。”
桑地诺解放阵线的改革吓坏了美国的规划人员。如同哥斯达黎加的民主建国之父何塞·菲格里斯(Jose Figueres )所言，美国的规划人员意识到，“尼加拉瓜首次有了关心自己人民的政府”。尽管菲格里斯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美洲首屈一指的民主人物，但他对现实世界的真知灼见却不受欢迎，美国媒体更是完全将之屏蔽。

9.里根班底的军事凯恩斯主义的过度(Keynesian excesses)使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把资源转移到富裕的少数人那里，以及其他的政府政策，导致了巨大的金融操纵和消费狂潮，同时生产性投资却少之又少。就在社会转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模式时，国家负担着巨大债务:政府、财团、家庭和难以估量的债务——尚未得以满足的社会需求。巨大的财富和特权仿佛孤岛，漂浮在悲惨和苦难的大海上。
当一个国家坚定地执行这样的政策时，它必定寻找某种方式，转移民众的视线，使他们对四周发生的一切茫然不知。这样的方式并不多见。标准的做法是制造对可怕敌人的恐惧(他们要压制我们)，激发对伟大领袖的敬畏(他们在千钧一发之际把我们从苦海中拯救出来)。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模式。尽管识破它需要才智，但标准的说辞——苏联的威胁——已经形同儿戏。于是，威胁我们生存的变成了卡扎菲及其为首的国际恐主义者、格林纳达及其邪恶的空军基地、正在向得克萨斯州行进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由超级疯子诺列加领导的拉美毒枭、疯狂的阿拉伯人。眼下，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8月犯下了唯一的罪行——拒不服从之罪——后，他成了对我们生存的威胁。看清掩盖已久的真相，已经更有必要:主要的敌人是即将“失控”的第三世界。

今天还蛮顺利的，没啥mg词

12.无论被称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主流媒体都是大型法人团体，为更大的企业集团(conglomerates )拥有，与更大的企业集团五指连心。和其他法人团体一样，它们把产品销往市场。市场就是广告商，即其他工商企业。产品是受众。精英媒体设置基本议程，一般媒体应声而动。对于精英媒体而言，产品是享受更多特权的受众。
于是有了大型法人团体，它们向其他工商企业出售腰缠万贯、享有特权的受众。一点也不奇怪，由此展示出来的世界面貌反映了卖方、买方和产品的偏狭的利益和价值观念。
其他的因素强化了这一扭曲。文化管理者(编辑、首屈一指的专栏作家等)与国家、工商企业管理者以及其他特权部门享有共同的阶级利益和联系。事实上，高层人士在法人团体、政府和媒体之间流
动司空见惯。要想维持竞争力，接触国家权威必不可少。例如，“泄密”通常是在媒体的合作下，由权威制造出来的谎言和骗局，媒体假装对此一无所知。
作为回报，国家权威要求通力合作和唯命是从。对于离经叛道的媒体，其他权力中心也有惩罚的手段，从股市到行之有效的污蔑和排谤机器，应有尽有。
当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要想为强者的利益服务，媒体必须提供较为现实的世界图景，不能一味地拐骗坑蒙。专业人士的正直诚实，有时也与自己承担的任务发生冲突。最优秀的媒体人通常对影响媒体产品的因素了如指掌，也想利用媒体的缺口大做文章。因此，通过对媒体产品做批判性和怀疑性的解读，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媒体只是更大的教条体系(doctrinal system )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包括意见杂志(journals of opinion )、学校、学术研究机构等。我们对媒体一清二楚，对那些声誉极佳的媒体，尤其如此，因为那些以批判的态度分析意识形态的人士，多以它们为鹄的。对更大的教条体系的研究尚显不足，因为很难对其做系统性的分析。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更大的教条体系代表的利益与媒体无异。我们对此全都能够未ト先知。
教条体系生产我们在谈及敌人时所说的“宣传”。它有两个不同的目标。一个目标是我们有时所说“政治阶级”(political class )。 “政治阶级”约占全部人口的20%，受过较好的教育，能够或多或少地抒发已见，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他们对教条的接受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是政策的设计者和实施者。还有80%的人口。他们是李普曼所谓的“行动的旁观者”。李普曼把他们称为“茫然失措的羊群”。他们理应奉命行事，置身于重要人物之外。他们才是真正的大众媒体——小报、情景喜剧、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等——的目标。
教条体系的这些部门用来分散下层民众的注意力，强化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被动、服从权威、把贪婪和私利看得高于一切、对他人冷漠、对现实之敌或假想之敌心怀恐惧。其目的在于使本来就已茫然
失措的羊群更加茫然失措。对他们来说，不必劳神费力地关心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教条体系也不希望他们关心这些事情:如果把现实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就会意态欲动，设法改变现实。
这倒不是说，媒体丝毫不受一般民众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无论是政治性的、经济性的还是教条性的，都不免承受公众的压力。独立(另类)媒体也会施展才能。尽管缺之资源(这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这类媒体也能声誉日隆。其积累口碑的方式，一如民众组织获得声誉的方式:以有限的资源把民众团结起来，通过民众之间互动，提升这类媒体的效能。这正是令统治精英胆战心惊的民主威胁(democratic threat )。

13.认识下列一点十分重要:作为民众运动的结果，形势在过去30年间已然大变。民众运动是围绕着民权、和平、女权主义、环境等人类关心的问题，以松散混乱的方式组织起来的。
以肯尼迪政府和里根政府为例。在基本政策和担当方面，两届政府在许多方面类似。肯尼迪在入侵古巴失利后，针对古巴开展了大规模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并把南越已有的杀气腾腾的恐怖状态提升至
公然的侵犯。这时，没有明显的抗议。
后来，美国部署了几十万大军，使整个印度支那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几十万人死于非命。直至这时，抗议活动才略有起色。相形之下，只要里根政府发出这样的暗示一它要对中美洲进行直接干预，自发的抗议就会爆发。抗议的规模之大，足以迫使国家恐怖主义者放弃直接干预的打算，转而求助于其他手段。
领导人可以夸耀“越南综合征”的终结，但他们心中有数。老布什政府的一份国家安全政策评估报告，在准备对海湾发起地面进攻时泄露出来。据该报告,“一旦美国面对不堪一击之敌” ——政客们一致同意只与这样的敌人兵戒相见——“我们面临的挑战就不仅是击败他们，而且是干脆利落地击败他们”。除此之外的任何结果都是“自取其辱”，都可能“削弱对我们的政治支持”，被人视为软弱可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