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这是姚念慈先生2009年10月在庆祝王戎笙先生七十寿辰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经作者同意，象牙塔网络发布。
      对“康乾盛世”这样的大题目，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对清初历史做的一点探讨，都属于实证性和辨析性的，至多只是透过具体的分析来窥视清前期的社会性质和时代特征，类似管中窥豹。而“康乾盛世”则属于综合性的讨论，我还没有充分的思考，只能就所看到的一些论述提出一点感受。
      讨论“康乾盛世”，实质上就是对清前期进行历史定位，我觉得首先必须分疏出许多分支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然后才谈得上综合性的结论。可是我们的研究往往是在具体研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就预先设定一些前提，并以这些预设前提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当前清史研究的“主流”对清前期的研究，约而言之，就是以“统一中国”、“满汉平等”、“康乾盛世”这三言十二字要诀作为基本预设，然后在这些预设下进行具体“论证”。但这些预设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究竟是否成立，其实很难定论。例如清军入关建立全国统治，究竟是“统一”战争，还是民丶族征服？或者还是什么“轮流坐庄”？是否因为明清之际距离世界近代民丶族国家潮流尚早，或者因为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多民丶族统一国家，就可以模糊和淡化对清军入关的正义性的质问？清廷对蒙古，尤其是厄鲁特蒙古的战争，究竟是克服分丶裂势力，还是扩张？清廷的民丶族政策究竟是满洲统治者所标榜的“满汉平等”，还是存在严重的民丶族压丶迫和民丶族歧视？都是还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如果再深入进去，又会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子课题，甚至像“中国史”的基本定义或“历史上的中国”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在这些具体课题有了相对明确的结论，或者达成基本共识之后，才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高度综合性和概括性的研究。否则很容易流于空论。目前清史的研究状况和思想分歧，似乎并未成熟到可以进行这样的综合性研究的程度。
      就我个人看来，“盛世”这个词本身带有很浓厚的封建意识的味道和明显颂扬的主观色彩。今天我们论述历史，是否一定要沿用“盛世”这样的字眼，也值得考虑。描述一个王朝的上升或顶峰阶段，我们可以用兴盛、强盛、兴旺、全盛、鼎盛时期等等词汇，都可以反映出相应的内容，而比“盛世”更符合现代史学的要求。
      清前期是否出现过“康乾盛世”，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应该有不同的陈述和不同的标准。因为这不是一个事实的认定，而是一种价值判断。论述者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必然会将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投射在他的历史研究上。故而他就不能只是一个历史从业者，而且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
从表象而言，知识分子基本特征，在于它的相对独丶立性和批判精神。但我们必须说仅此还不够，仅仅具有独丶立性和批判精神，并不见得就具备知识分子的良知，还要看他对谁保持独丶立，他的批判对象是针对谁。众所周知，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具有很强的独丶立性和批判性，其实他对清廷统治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政丶治上毫无批判精神。他是痛恨当时占据学术主流的知识分子群体拿了官方的科研津贴却又游离于政丶治之外，而他自己虽不具备资格享受官方津贴，却偏要自觉地站出来做满洲统治者的“卫道士”，来颂扬清朝统治的“时为大”。这就是他的所谓“救弊补偏”、“扭转世风”。所以，撇开学术不论，从思想潮流来看，章学诚绝对算不上进步的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必须作为人民大众主体利益的自觉代言人。当统治者或者强势集团的利益与弱势的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毫不犹豫地站在后者一方。人道主义应该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性的要求，这与历史研究的理性精神并不矛盾。基于这一点，我们在寻求历史的现实意义时，在以现代史学的要求来诠释中古史时，就必须确立一个基本准则，即从近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对近现代社会的形成贡献了多少积极的因素这一点出发，来衡量中古史晚期，也就是从所谓“近代社会转型”的视角来给清史定位。如果以这样的立场来对待清前期的历史，在今天是否还值得大力宣扬所谓的“康乾盛世”呢？我觉得是大可怀疑的。如果研究清史、尤其是政丶治史，完全以清统治者的立场为皈依，或以官书的基调为准则，那么我们就很难说他的研究能体现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