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欲者是自己克制自己需求的人，是与自己需求对抗的人。那么，换个角度思考的话，禁欲者实现了自己的什么需求呢？是超越自身的那种超越感吗？或者加上某种皈依至高存在的臣服感？
超越与臣服，可以是如此相邻的两件事吗？

拥有权力的人，遭人仇视的原因有两种大的可能：一是使用权力的方式不当，二是拥有权力。同样，作为权威的人，遭人仇视的原因有两种大的可能：一是使用权威的方式不当，二是被当作了权威。
反抗和无视，哪一种更具反抗精神？反抗往往是因为不能无视，无视不一定是因为不敢反抗。在不能反抗的环境里，反抗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不能无视的环境里，无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评价一种行为，不能不评价此行为所处的环境。那么，环境是怎样被造就的呢，往往是矛盾的双方共同造就的。矛盾的双方又是由谁造就的呢。

多数情况下，广为人知的预言是难以实现的，能够实现的预言是难以广为人知的。因为预言的提出与流传，常常会阻碍预言的实现呢。

一个当红的偶像明星，可能就像一个手游剧情里的主角一样。看起来他是呼风唤雨的弄潮儿，然而剧情并不是他写的，只是由幕后策划团队编好了剧情，由他当主演而已。

最近在想，这一波极左思潮，说不定能促进左右和中间比较温和的各派取得共识，甚至走向联合？做个乐观猜测而已，难以证实。对同一个问题分别作出乐观预期和悲观预期，也算是个风险对冲吗。

书写历史的角度，主要有四种，胜利者的角度，失败者的角度，旁观者的角度，普通人的角度。第一种太过常见以至于没什么可说的，后三种都可以稍稍议论两句。
失败者的角度，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家文人带着对失败者的同情而写，作家文人常常在生活中饱尝过失败之痛苦，因此在写书时对历史上的失败者怀有同情和悲悯之心，乃是很正常的。这份同情心，有时也会成为对于写作来说很有价值的一种要素。另一种情况则是，成功者失败之后，打败了成功者的新一代成功者，以及在前代成功者治理下满怀怨愤的部分人，常会给前朝的定论翻案。举个例子的话，岛国的德川幕府，曾抹黑作为失败者的石田三成，将其描写为奸臣小人，幕府倒台之后，人们开始尝试从正义忠诚的角度重塑石田三成的形象。幕府败亡时，作为陪葬者的是新选组之类，这次他们没有等多久，也许是在长州官僚失势那段时间吧，对新政积累了不满的人们已经开始赞扬新选组的忠义精神。看来随着时代节奏的加速，翻案的节奏也是加快了吧。可以举另一个例子是一战末期的德国，社民党勇敢地从君主们的手中接盘，接下了已经被战争耗尽精力却注定失败的国家，他们也算是很努力了吧，但是治理手段和治理成果仍有许多可批评之处，后来大概在兴登堡时期（或者更早），部分德国人开始宣扬“背后捅一刀”神话，说当初德国本来已经快要赢得战争了的，却因为社民党在后方搞事，背后捅刀导致了德国的战败。这个例子比前例更加荒诞，或许是因为后例比前例更加像是现代社会。
旁观者的角度，常常是相对更可信、更理中客的角度。但是实际上，旁观者也是会有自己的立场的。如果不带任何主观性地去观察历史，那就像是用一个没有筛选条件的公式，从海量的数据池里提取数据，那样很难得出什么精炼有用的结果。人们观察现实，只有带着目的去观察，才能容易有收获。不带目的地去观察，则很可能什么都注意不到。因此旁观者并非绝对的理中客，而是有自己立场，而那立场，主要是来自其做研究时的理论范式，另外也可能带有少量的现实利益考虑（取决于其观点对其读者可能有什么影响）。
普通人的角度，或许是比前三种角度相对少见的。这种角度虽然难以俯瞰全局，却可以从细节处勾勒出历史大事件、大潮流是如何影响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因此常带有一种独特的真实感和人文关怀精神。不过普通人也有自己的主观立场吧，甚至普通人的主观性可能比一般史学家或者作家还强得多。我时时想起玛格丽特的《飘》里，对奴隶制的怀念和赞美。怎么说呢，社会是人的集合体，各种各样的人的混合。哪怕是阻碍了历史进步，甚至阻碍了大多数人幸福的那些人，其观点也应当得到恰当的注意和分析，而不应被简单否定之后完全丢进历史的回收站。话说回来，要是把回收站里的文件拿出来摆在桌面上，大加赞美然后到处灌输，也多半是非常尴尬的事呢。

最近想到一个问题，我猜着应该是已经有人从人类心理角度做出过解答的，但是目前我还没见到相关的理论什么的：
是否所有的个人、人群，都会在想到或者面对另一种不同的人时，产生优越感或鄙视之心？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似乎都能找到自己可以鄙视的对象。人以群分之后，不同圈子的人群，常常互相鄙视，由此在自己的圈子里产生一种安心感和幸福感。哪怕是不属于任何人群的孤独者，也可以鄙视大众（当然大众也可以反过来鄙视精英和离群者）。
有什么人可以例外的吗？抑郁症患者大概可以例外，因为抑郁症患者可能最鄙视的是自己，很难对他人产生优越感。圣人如何呢？孔夫子是肯定有自己的鄙视对象的。耶稣和佛陀也许可以例外——此二圣或许把鄙视转变（升华）成了怜悯吧。

我曾经纠结，为什么在我的知识范围里，抱团取暖时而是重要的，时而是可鄙的。今天突然想通了。抱团取暖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之一，这种行为本身并不值得用善恶对错来衡量。该被衡量的，是抱团取暖的得失利弊。可惜的是，饮鸩止渴性质的团团，似乎在人类社会里占据比例甚高。
说起来，我或多或少是希望自己有煽动的能力的吧？但是即便我有，我也不希望有使用煽动能力的机会。因为比起煽动成功的难度，控制煽动后果的难度是高出很多倍的。

看到西方文学里对圣经典故的使用或者演绎，我有些困惑，中华传统文化里，有没有如此好用的古老故事呢。我多少是知道一些古老神话或者民间故事的，但是总觉得，我与传统文化的距离，时空上有着半个世纪的差距，层次上有着童年与成年的差距。民国时期那些知识分子的书籍，现在读来，常觉得书中涉及西洋文化的部分更加好懂，涉及中华文化的部分更加隔膜和晦涩。可我始终是期待着的，期待能在知识储备和思考能力提升之后，再回到传统文化里，看看有什么是可以被我汲取的。在我的期待之中，这种汲取比起我青少年时代懵懂之中的吸纳，应该是更高层次的。

当你用键盘高呼着“打倒资本主义”的时候，你还在享受着资本提供给你的各种投你所好的单方面消息或流言，就如同在接受着资本主义的脑内按摩一般。的确，不论何种立场的人都需要利用资本主义提供的各种物质便利，然而那些情绪最激昂，最享受一次次的互联网群体狂欢的人，恰恰是从精神上都被媒体业的资本主义塑造了的。只要有利润，资本并不在乎制造自己的敌人。一切风险反过来都可以为资本制造机会。例外之处在哪里呢，应该还是有的吧。
对我来说，能够自由思考和求知就是最大的幸福，因此我比别人更能容忍某些事情。但是所谓的自由思考和求知，也不可能脱离物质世界的稳定环境而存在的，不论是生活贫困窘迫，还是社会动荡，或者大众文化的过分喧嚣与侵扰，都可能威胁到这种幸福。

说起来，犹太人经过了两千年的流浪，在这两千年里，始终是没有国家的。不知道那时的犹太人是不是主张民族主义，至少他们不会主张国家主义的呢——考虑到犹太人对宗教的重视，民族主义可能也是很晚才被他们接受的吧。然而自从以色列建国之后，犹太人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那一套，运用得比他们的阿拉伯邻居们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忽然悟到，我是曾经偶然地被近现代史误导了，才会到现在才想到这一点：知识分子是很难喜欢大众的，会跟大众联合的，始终只是被挡在上升通道之外的知识分子罢了。知识分子跟大众走到一起的情况，在历史上其实一直都是罕见的或者例外的。
假如把金钱，资本主义（也包括流水线作业那一类），官僚机器，之类的所导致的异化效果都看作权力导致的异化，那么不论是权力的一端还是另一端，都是被异化了的人。顶端是被权力异化了的，低端是被各种各样的权力异化了的。既然都是被异化了的，为什么不去跟顶端接近，而要去跟底端接近呢。如果会去跟底端接近，那应当是在底端出现了可以逃脱异化的某种权力薄弱带。（资本主义扩张至全球之后，这种薄弱带恐怕已经难以出现在底端了。）
如此说来，mks也是知识分子呢，看来以后是有必要去了解他的心理动机是什么。
如果知识（包括思想观念在内）也可以看作一种权力，知识分子本身会不会被知识异化？或许有吧。但并非所有的知识都会有异化效果吧，应该也有知识恰恰可以消除异化效果的，而且若是掌握知识者，处于知识这种权力的顶端，也就不会沦落到处于底端的那种被异化状态。
这些分析，可能有不严谨或者出错的地方。假如这些话是正确的，那么，应该会有一种事实成立并作为例证：知识分子会喜欢儿童。知识分子是比较有可能逃脱异化的，儿童是尚未被异化或者尚未被深度异化的。

一个重要的问题：人在叛逆期之前持有的信念，到了叛逆期，他是不是会对一些信念进行大幅度的修正甚至用新的信念覆盖旧信念呢。会在头脑的多大范围内，在思想的哪些领域进行这些。有没有可能，在叛逆期之后，仍然维持了之前的绝大多数信念不变？

创新与犯错是来自同一种思维机制吗。我记得在哪里看过一句话，说人工智能不会出错所以不能创新？这类观点应该是有人表述过的，但我想不起来是在哪看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