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跟传世的刻印本《三国志》比较，20世纪出土的六种《三国志》古写本残卷，字数虽然不及传世本的百分之一，但其中拥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异文，有的异文至今鲜为人知。从文化史、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等角度对此展开专题讨论与综合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摘 要 题】汉语言文字学 
【关 键 词】《三国志》古写本/异文

一、关于《吴志·吴主传》残卷 
这份晋人写本残卷1965年1月10日出土于新疆地区吐鲁番英沙古城南的一座佛塔遗址中，(韩度)共存40行，凡570余字，中间偶有残缺。跟传世本《三国志》对照，古写本第一行仅存“巫”字左侧，是“是岁刘备帅军来伐至巫山秭归”的“巫”字的残余笔画；最后一行止于“敕诸军但深沟高垒”句的 “高”字。 
郭沫若《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载《文物》1972年8期)在比较了传世本与古写本的内容之后，揭示了7则异文，并对其中5则发表了意见。 
据我们调查，古写本跟传世本相比，除了出现异体字100多个以外，在校读古籍方面富有研究价值的异文实有10则。关于异体字，我们拟另文讨论，本文只就郭文提到的7则和我们发现的3则异文略述己见。

(一)郭文发表于30多年以前，现在看来，有不少地方需要进一步讨论，今依郭文次序论列于下。
(1)勉——俛 
传世本“故遂俛仰从群臣议”的“俛”，古写本作“勉”。郭沫若认为，古写本作“勉”属于“误写”。 
郭文断言“勉”为误字，恐怕为时过早。我们认为，古写本的“勉”很可能是“俛”的通假字，它未必属于抄写的讹误。流传已久的古籍，其文本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一般说来，抄写或刻印时代越早的文本，其中的古字、俗字以及通假现象就越多。有迹象表明，在唐宋以前抄书人的笔下，“俛”与“勉” 是一组通假字，例如《诗经·邶风·谷风》“黾勉”的“勉”，在唐李善《文选·文赋注》中引作“俛”，宋人所编的《太平御览》卷504也引作“俛”。由此可见，从上古到中古，某些从“免”得声的字曾有通假关系。因此，传世本的宋(南宋)、元、明、清刻印本及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作“俛”，而晋代写本作 “勉”，未必属于文献学上的校勘问题。从古音通假及古书形态不断演变的角度来看，古写本作“勉”而不作“俛”，正反映了魏晋时代的用字特点。

(2)“而”字的有无 
古写本“据三州而虎视于天下”的“而”，不见于传世本。郭沫若说，传世本“无‘而’字，殆夺”。 
郭文用“殆夺”二字评议传世本，等于向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了进一步论证的要求。我们认为郭说可从，下面从两个方面略作论证。第一，上文出自东吴赵咨对魏帝曹丕称扬孙权的一段话：“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而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从文法角度看，古写本显然优于传世本。因为“获于禁而不害”“据三州而虎视于天下”两句排比，均用“而”字表示转折关系；传世本没有“而”，语义、语法、修辞上均有缺憾。第二，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时代最早传世本应推号称“咸平本”的《吴志》(实际上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从这个版本开始，直到最近40多年来流行的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虽然都没有“而”字，但是，《太平御览》卷211的引文却有“而”字，足见北宋初期之人所见的文本还有不脱“而”字的，可与古写本互相印证。 
附带说一下，赵幼文《三国志校笺》① 在“取荆州而兵不血刃”一句下面注释云：“《太平御览》卷463引‘州’下无‘而’字，考《文选》李注、《实录》《通鉴》、郝书，俱无‘而’字，应据删。”在这里，赵笺忽略了古写本有“而”这一事实，从而过早地得出了传世本“取荆州而兵不血刃”的“而”字属于衍文的结论。

(3)潘——鄱、番 
传世本“鄱阳言黄龙见”的“鄱”，古写本作“潘”，郭沫若说，传世本“‘潘’作‘鄱’，殆误”。 
郭文怀疑传世本的“鄱”属于误字，也值得讨论。在古代文献中，“潘”“鄱”“番”等字有同音通用的历史。例如《左传·定公六年》“潘子臣”的 “潘”，《史记·吴太伯世家》引作“番”；《史记·陈涉世家》“鄱盗当阳君黥布”的“鄱”，《汉书·陈胜传》作“番”，唐颜师古的注释是：“番即番阳县也，其后番字改作鄱。”对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番阳令唐蒙”的“番”，唐张守节《史记正羲》的注音是：“番音婆”。从颜师古、张守节的解说中，我们不难看出，唐宋以后习见的“鄱阳”，在先前的文献中通常写作“番阳”，有时写作“播阳”。按照古音假借的通例，当然也可以写作“潘阳”。这样看来，古写本作 “潘阳”所反映的是晋代用字习惯，传世的宋元以下诸本作“鄱阳”是出自后世古籍整理工作者之手。唐人所编《群书治要·魏志》及宋刻本《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分豪不与”的“豪”，到了元、明、清刻印本中变成了“毫”，人们要么从历时层面把“豪”与“毫”看成古今字，要么从共时层面把“豪”与“毫”看成通假字，却没有人用孤立、静止的观点说“豪”“毫”二字中必定有一个错字。古写本的“潘阳”到传世本里变成“鄱阳”，跟“豪”“毫”的演变属于同一类型。 
跟郭沫若把《吴志·吴主传》的“鄱阳”看成“潘阳”的误文相反，陈乃乾把《吴志·吴主传》注文中的“潘阳”看成“鄱阳”误文。在陈乃乾校点的《吴志·吴主传》② 里，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中的“潘阳”，被校改为“鄱阳”，校改的依据是“从潘眉说”③。其实，清代学者潘眉只是说“潘阳当为鄱阳”，梁章钜也只是补充说：“吴时无潘阳县”。拿这种尚未得到实证支持的说法作为校勘的依据，难免犯主观武断的错误。如今，1972年公布于世的古写本《吴志·吴主传》的“潘阳”赫然在目，跟《会稽典录》“潘阳”遥相呼应，说明近代人习知的“鄱阳(县)”在孙权时代写作“潘阳”。事情很清楚，潘、梁身在清代，不知有古写本《吴志·吴主传》残卷；陈乃乾在1959年完成的《三国志》校点本中采用潘、梁之说，也是因为没有看到古写本《吴志·吴主传》残卷。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古写本在文献校勘学等方面确有“一字千金”的价值。

(4)“之际”的有无 
古写本“君生于扰攘”，传世本作“君生于扰攘之际”，郭沫若说，传世本“下有‘之际’二字，较长”。 
再好的古写本，也只能做到失误较少，绝不能保证没有任何失误。如果说，传世本《吴主传》有胜于古写本的地方，大约这一例是有可能通过论证得到承认的。

(6)之——者 
古写本“犹冀言之不信”的“之”，传世本作“者”。郭沫若对这组异文也没有发表意见。 
从语法、语例两个方面考察，仍以古写本为优。第一，古写本的“言之不信”表示“所言不可信”，而传世本的“言者不信”则表示“发言之人不可信”，显然是前者更符合上下文的意思。第二，“言之不信”也是当时的常用语，又如《魏志·蒋济传》注引《列异传》载孙阿事云：“阿不惧当死，而喜得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不信也。”其中“言不信”三字，《太平广记》卷276《列异传·蒋济》引作“言之不信”，恰与古写本《吴志》之语相合。

(7)靡——麾、摩、 
古写本“口陈指靡”的“靡”，传世本作“麾”。郭沫若说：“系抄本之误。” 
郭文所谓“抄本”，指古写本。就我们考察，断言古写本的“靡”字是误文还为时过早。从“”“麾”“摩”“靡”的音形义的关联情况来看，“靡”与 “麾”不见得没有通假关系。先看“”与“麾”的关系——“”字见《说文解字·手部》“，旌旗”，段玉裁指出：“许伪切，古音在十七部，俗作麾。”这就是说，“麾”跟“”是异体字。再看“麾”“摩”“靡”之间的关系——《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下麾”的“麾”，在《汉书·景武昭宣元功臣表》中作 “摩”，可见这两个字在距《三国志》成书时代并不遥远的古籍中有通假的先例。“靡”跟“摩”也是这样，例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下摩兰惠”的“摩”，在《文选·子虚赋》中作“靡”，可见汉魏六朝时二字可以通假。既然“靡”可以通“摩”，“摩”可以通“麾”，“麾”又同，而靡、麾、摩、四字又均从“麻” 得声，那么，“靡”与“麾”很可能在魏晋时代具有通假关系。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靡”与“麾”通假的第二个例子，因而不能断言这两个字一定具有通假关系，但同样也不遽从郭文的意见。

(二)郭文没有提到的3则异文。
(8)传世本“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的“之”，不见于古写本。 
上文有“之”无“之”均可通。古写本没有“之”，跟陈寿《三国志》行文求简的特点相合，比传世本更接近于陈寿原著的面貌。“破”字煞句(后面一般不加逗号或顿号)，“斩”字紧跟，这种文句在传世本《三国志》并不罕见。例如《魏志·袁绍传》：“太祖救延，与良战，破斩良。”又《于禁传》：“复徙攻张绣於穰，禽吕布於下邳，别与史涣、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斩之。”《蜀志·马超传》裴注引《典略》：“超后为司隶校尉督军从事，讨郭援，为飞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战，破斩援首。”

(9)传世本“讨备之功，国朝仰成”的“成”，古写本作“诚”。 
古写本作“诚”，是“成”的通假字。这类通假现象屡见于其他古籍，例如《战国策·赵策一》“恐其事不成”的“成”，汉墓出土的帛书作“诚”。《老子》二十二章“诚全而归之”的“诚”，景龙碑作“成”。
(10)传世本“即日下诏，敕诸军但深沟高垒”的“敕”字下面，古写本有“令”字。 
“敕令”作为复音词，屡见于《三国志》，例如《魏志·公孙瓒传》载刘虞“兵无部伍，不习战，又爱民屋，敕令勿烧”。又《武文世王公·中山恭王衮传》载曹衮“疾困，敕令官属曰：‘吾寡德忝宠……亟以时成东堂。’”又《牵招传》载魏文帝“敕令还击比能”。《蜀志·姜维传》：“寻被后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诣会于涪军前。”《吴志·华核传》：“晧以核年老，敕令草表，核不敢。”由此看来，古写本作“敕令”，比传世本更富有三国语词的特色。

本文拟说明两点： 
(一)拿古写本影印件⑦ 跟宋刻本对比，除了李文揭示的异文12则，我们还发现异体字60多个。 
(二)上述李文、吴文均有订补的必要，兹订补如下。
(1)畏君亲怀——畏威怀亲 
传世本作“畏威怀亲”，古写本作“畏君亲怀”。吴文认为传世本的“畏威”的“威”是误文，应当根据古写本校改为“君”；“亲怀”二字误倒，应当根据传世本乙改为“怀亲”。 
李文说：古写本“‘亲怀’二字旁加两点，以示颠倒”。 
李文的根据，是古写本原件；吴文的根据，是古写本影印件。这样看来，古写本的原文应当是“畏君怀亲”，其中“君”字胜于传世本。吴文⑧ 关于“亲怀”二字误倒的内容应当删去。

(2)众——求 
李文说，传世本“以诈求归”的“求”，古写本作“众”。 
如果古写本确实作“以众求归”，那么，其中“众”字当属误抄。
(3)——兵、侯 
李文说：传世本作“增兵讨仇”的“兵”，古写本作“侯”。 
我们怀疑，古写本的原字未必是“侯”。从字形上推测，它很可能是“兵”字。中古时代，“兵”写作“”，是隶书中流行字形。例如古写本《吴主传》《虞翻陆绩张温传》中的“兵”字都写成“”。“兵”的这种字形，跟“侯”的隶体字颇为相似，例如《王基断碑》、魏《三体石经》残石中“侯”都写作“”，跟隶书“”接近。因此，从字形来看，在三国时代，“兵”的写法与“侯”的写法非常相似，极易相混。可惜我们所见的影印件不很清晰，这个问题只能存疑待考。

(4)泯——民 
李文说，传世本“背弃国民”的“民”，古写本作“泯”。 
我们揣测，古写本的原字应是“氓”。手写的隶体字“氓”“泯”二字很相似，这两个字的释读，只有参考文义才有可能区别开来。在古汉语中，“氓”跟 “民”有时是同义词，例如《诗·卫风·氓》“氓之蚩蚩”，毛传的解释是“氓，民也”。古写本作“氓”，后世刻印本作“民”，在文本上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用字特点。
(5)“心”字的有无 
吴文说：古写本“用命心此城”的“心”，当为衍文。 
李文说：古写本“心”旁加两点，以示除去。 
既然古写本的“心”字旁边有删字符号(即“两点”)，吴文关于“心”为衍文的内容应当删去。

(1)氾——汜 
传世本“汜弟忠”的“汜”(音祀)，古写本作“氾”(音泛)。虞氾，字世洪，名与字相应，都是水势洪大的意思。“氾”与“汜”音义不同，不可不辨。
(2)大末——太末 
传世本“太末徐陵”的“太”，古写本作“大”。《汉书·地理志上》“会稽郡”有“大末”，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大’，音如‘闼’。”卢弼《三国志集解》引惠栋曰：“‘太’当作‘大’，孟康音‘闼’。”孟康是三国时代的注家，他的注音说明了“大末”是三国时代的写法，而古写本作“大”不作“太”，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宋刻本等作“太”，系后人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