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管01《周易正义》09
二《乾》（体用之名）待续
管锥：晁説之謂“體用事理”之辨本諸佛典，“今學者迷於釋氏而不自知”
抟扶摇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我今中国人最熟悉的“体用论”语录，出于清张之洞。晁以道説之（1059年-1129）说“體用”之说从佛典来，很多读书人成天地“体用”、“体用”，说得通快，却不知道来处，很是可笑。晁以道是嘲笑北宋的读书人，并不是说他们捧着金饭碗要饭，有眼不识金镶玉，而是说这些儒生蠢笨得给人卖了还帮着钱。一边是排斥佛家；一边却拿着佛家的术语招摇炫耀。因此晁以道的意思是正本清源后，从此不再用“体用”。
管锥：夫體用相待之諦，思辯所需；釋典先拈，無庸諱説，既濟吾乏，何必土産？当从李斯之谏逐客，不须采庆郑之谏小驷也。”
抟扶摇按：晁以道説“體用说”从佛典来，却没有说从哪时哪里的佛典来。李中孚（1627-1705）说从禪家六祖《壇經》来；清周柄中 “據《繫辭》韓康伯註及《正義》此節，以證晉、唐經説早已習用。”周柄中的话说晚了，钱老指出阿周不知道宋朝的史繩祖（1241前后）已经提到《正義》说的“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説卦》云‘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爲用”一节话，“及‘天行健’句《正義》”。而文廷式（1856-1904）也没有想到《繫辭上》就用“体用说”了。《繫辭》比《正義》早出。好，就到《繫辭》时代吧，那么是哪家提出“体用说”的呢？
顾炎武（16130715-16820215）说这对概念出于魏伯阳（约151-221）的《参同契》。可是《参同契》的成书过程并不清楚，清楚的是它不可能成于东汉。所以这里只能说，老顾认为“体用说”是中国道教提出来的，然后为佛家如禅宗接纳，再拐了弯，为儒生接受。李颙（1627-1705）批评老顾，说禅宗和道家是对头，而且《参同契》讲的是炼丹修仙的步骤，既不是南宗惠能讲究的“专明心性”，也不是宋儒朱熹讲究的“全体大用”，总之，《参同契》不是讲思想理论的，佛徒、儒生怎么会去那里掏货呢？钱老也一针戳破老顾的气球，说老顾承认“体用说”不是儒学提出来的，却又看不起佛学，因此不愿意承认儒学从佛学引进这对概念，于是硬劲说“阿拉”（上海话，我们。）是得益于道教的。钱老这一路管锥下来，系统地讥讽了老顾式的儒生经师。儒生经师本来是把“释、道二氏”等同看成“异端”的，现在为了不让人说成儒学引异端佛学的术语为己用，居然可以不要脸，去认另一异端道教为“同道”。所以老顾式儒生经师的要脸就是不要脸。
于是钱老批判臭知识分子，从宋朝的史繩祖、文廷式，还有明朝的顾炎武。他们虽然承认“体用”概念早在晉唐就用起来了，却不肯承认是从佛典引进的。钱老就说不要怕难为情，中国没有，外域有好的，那就拿来，何必一定要“土产”？明明是外来的，还要说成是土产，要脸不？可见在这一点上，钱老和鲁迅是一致的，虽然人说钱老有点气不过鲁迅。但是中国近现代最有为的知识仁人就是不怕难为情，引进外域的思想来壮大我之行动。比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走俄国人道路”、“改革开放，面向西方”。
然而最后，我抟扶摇感到上引钱老的话，最后一句特别警醒人。一般说来，学李斯还是容易的。有些东西是外国的好，为什么不用外国货而非要等中国货？有些事情外国人能干，为什么不用外国人，非要赶走他们而用本国不能干的人？秦王于是停止逐客。这是正面讲开放纳人才，是任人唯贤的先声。然而不学庆郑是相当难的。晋惠公和秦国打仗，亲征，用名为“小驷”的马，它们是从郑国进口的。庆郑谏，说该用本国马，理由是如此这般，听来很有道理。晋惠公不听，而仗也打败了，最不巧的是晋惠公恰恰因为坐着小驷战车陷入泥沼而活捉。这一切似乎证实了庆郑说的“外国货不好”而非得用本国产品才好的道理。但是钱老在此是说，我们不要因为初用了外国货却把自己的事情办糟了就全部责怪是用外国货造成的，于是从此关门大吉。事情办糟了，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原因还有主次之分。就拿这场晋秦之战而言，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失了道义；次主要的原因是庆郑不顾大局、大义而没有及时去救晋惠公。如此相形之下，那么从郑国进口的小驷马不适应战场的地理就是更小的影响因素了。因此不能把战役的失败归咎于进口马，虽然战役的失败和“小驷”有关。于是我们明白了钱老的思想：1）外国有的而中国没有的，外国有比中国更好的，我们就要勇于引进外国的，并且老实承认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2）用外国的东西而把自己的事情办坏了，也不要简单地直接归因于外国货不适合中国本土，而要全面地分析主次原因。3）体用之说是儒家从佛典里采撷来的，我们要敢于承认，这不损儒家的光辉。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在中国全面破产，这也不要全怪中国人全面使用了“体用”两概念，而要分析具体的原因。其实，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又何尝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呢？“西学”就是马列主义，而“中学”就是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的认知和理论；中学之“体”，就是中国实际，从历史到现状，从天文到地理，而西学之“用”，就是挑肥拣瘦，取用我觉得合适的。因此我从钱老说不需采纳庆郑之谏里承认了钱老有深邃的思想的。
二《乾》（体用之名）待续
管锥：晁説之謂“體用事理”之辨本諸佛典，“今學者迷於釋氏而不自知”
抟扶摇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我今中国人最熟悉的“体用论”语录，出于清张之洞。晁以道説之（1059年-1129）说“體用”之说从佛典来，很多读书人成天地“体用”、“体用”，说得通快，却不知道来处，很是可笑。晁以道是嘲笑北宋的读书人，并不是说他们捧着金饭碗要饭，有眼不识金镶玉，而是说这些儒生蠢笨得给人卖了还帮着钱。一边是排斥佛家；一边却拿着佛家的术语招摇炫耀。因此晁以道的意思是正本清源后，从此不再用“体用”。
管锥：夫體用相待之諦，思辯所需；釋典先拈，無庸諱説，既濟吾乏，何必土産？当从李斯之谏逐客，不须采庆郑之谏小驷也。”
抟扶摇按：晁以道説“體用说”从佛典来，却没有说从哪时哪里的佛典来。李中孚（1627-1705）说从禪家六祖《壇經》来；清周柄中 “據《繫辭》韓康伯註及《正義》此節，以證晉、唐經説早已習用。”周柄中的话说晚了，钱老指出阿周不知道宋朝的史繩祖（1241前后）已经提到《正義》说的“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説卦》云‘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爲用”一节话，“及‘天行健’句《正義》”。而文廷式（1856-1904）也没有想到《繫辭上》就用“体用说”了。《繫辭》比《正義》早出。好，就到《繫辭》时代吧，那么是哪家提出“体用说”的呢？
顾炎武（16130715-16820215）说这对概念出于魏伯阳（约151-221）的《参同契》。可是《参同契》的成书过程并不清楚，清楚的是它不可能成于东汉。所以这里只能说，老顾认为“体用说”是中国道教提出来的，然后为佛家如禅宗接纳，再拐了弯，为儒生接受。李颙（1627-1705）批评老顾，说禅宗和道家是对头，而且《参同契》讲的是炼丹修仙的步骤，既不是南宗惠能讲究的“专明心性”，也不是宋儒朱熹讲究的“全体大用”，总之，《参同契》不是讲思想理论的，佛徒、儒生怎么会去那里掏货呢？钱老也一针戳破老顾的气球，说老顾承认“体用说”不是儒学提出来的，却又看不起佛学，因此不愿意承认儒学从佛学引进这对概念，于是硬劲说“阿拉”（上海话，我们。）是得益于道教的。钱老这一路管锥下来，系统地讥讽了老顾式的儒生经师。儒生经师本来是把“释、道二氏”等同看成“异端”的，现在为了不让人说成儒学引异端佛学的术语为己用，居然可以不要脸，去认另一异端道教为“同道”。所以老顾式儒生经师的要脸就是不要脸。
于是钱老批判臭知识分子，从宋朝的史繩祖、文廷式，还有明朝的顾炎武。他们虽然承认“体用”概念早在晉唐就用起来了，却不肯承认是从佛典引进的。钱老就说不要怕难为情，中国没有，外域有好的，那就拿来，何必一定要“土产”？明明是外来的，还要说成是土产，要脸不？可见在这一点上，钱老和鲁迅是一致的，虽然人说钱老有点气不过鲁迅。但是中国近现代最有为的知识仁人就是不怕难为情，引进外域的思想来壮大我之行动。比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走俄国人道路”、“改革开放，面向西方”。
然而最后，我抟扶摇感到上引钱老的话，最后一句特别警醒人。一般说来，学李斯还是容易的。有些东西是外国的好，为什么不用外国货而非要等中国货？有些事情外国人能干，为什么不用外国人，非要赶走他们而用本国不能干的人？秦王于是停止逐客。这是正面讲开放纳人才，是任人唯贤的先声。然而不学庆郑是相当难的。晋惠公和秦国打仗，亲征，用名为“小驷”的马，它们是从郑国进口的。庆郑谏，说该用本国马，理由是如此这般，听来很有道理。晋惠公不听，而仗也打败了，最不巧的是晋惠公恰恰因为坐着小驷战车陷入泥沼而活捉。这一切似乎证实了庆郑说的“外国货不好”而非得用本国产品才好的道理。但是钱老在此是说，我们不要因为初用了外国货却把自己的事情办糟了就全部责怪是用外国货造成的，于是从此关门大吉。事情办糟了，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原因还有主次之分。就拿这场晋秦之战而言，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失了道义；次主要的原因是庆郑不顾大局、大义而没有及时去救晋惠公。如此相形之下，那么从郑国进口的小驷马不适应战场的地理就是更小的影响因素了。因此不能把战役的失败归咎于进口马，虽然战役的失败和“小驷”有关。于是我们明白了钱老的思想：1）外国有的而中国没有的，外国有比中国更好的，我们就要勇于引进外国的，并且老实承认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2）用外国的东西而把自己的事情办坏了，也不要简单地直接归因于外国货不适合中国本土，而要全面地分析主次原因。3）体用之说是儒家从佛典里采撷来的，我们要敢于承认，这不损儒家的光辉。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在中国全面破产，这也不要全怪中国人全面使用了“体用”两概念，而要分析具体的原因。其实，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又何尝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呢？“西学”就是马列主义，而“中学”就是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的认知和理论；中学之“体”，就是中国实际，从历史到现状，从天文到地理，而西学之“用”，就是挑肥拣瘦，取用我觉得合适的。因此我从钱老说不需采纳庆郑之谏里承认了钱老有深邃的思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