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答案是：有的。
为啥总有人会觉得刘盈是个傀儡？想必是由于史记中设吕太后本纪而无孝惠本纪？
但究竟史记的写作背景，原因也不难得出呀。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人，汉武帝是汉文帝刘恒之孙，属于文帝的嫡脉，那么，为了维护文帝的正统性，惠帝一定是不可多写的。倘若史记写了刘盈，又会怎么写？贬低他？似乎不可以。无论如何，他是汉高祖的嫡子，汉朝正统的二世皇帝，贬低他是否等于贬低汉高祖以至于贬低整个汉朝？赞扬他？那更不可以了。倘若对于惠帝满是溢美之词，那文帝为何即位？武帝身为文帝的后代，如何自处？
而写一个吕太后本纪，将吕太后的阴狠暴戾描摹出来，理应是符合皇帝和政府的思想的。但司马迁本身是一位很优秀的史官，哪怕在那样情况下，他也写了“孝惠帝慈仁”，和后来赞扬孝惠，高后时民生状况的话。可见他是注重真相的。
关于太史公写史记，有学者认为其中颇有隐晦笔法。我认为考虑的最详尽的，应是台湾学者郑晓时。他的《汉惠帝新论——兼论司马迁的错乱之笔》这篇著作，可以在中国知网找到。（本吧也有我自己的搬运，详见精品区）
惠帝在位时，吕后并未做出什么举动，而且，高后主政时的政策和惠帝时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尤其体现在，惠帝在位时，高后不得重用自己的亲信——审食其，宦官张释，吕产吕禄等人。这样的情况，从惠帝登基直到其死去，是一直维持着的。
至于挟书律这个，高后主政八年，也没有再有关于这样的文化类的政策出现了。 且从二人的思想尝试分析，惠帝的太傅是叔孙通，是“汉家儒宗”，他确实理应比母亲更加看中文化的传播。
如果说他有多么大的权利，是不对的。他的母亲与他的权力可能相当，实际上是二主分庭抗礼，这在郑晓时先生的论著中也有体现。
而且，汉初的政治局面是复杂的——功臣，外戚，还有宗亲诸侯王，而对内，还有他的母亲兼政敌。然而不论从哪一部史书中去探寻，所说的也只能让人认为那时君臣相安，具欲无为，我认为，这可以说明他应该懂得制衡之术。至少他在准备杀母亲的情人审食其时，刚强如吕后也只是“不能言”，而他活着时，吕氏也无一封王，而他驾崩还未下葬，周勃和陈平已经阿意顺从吕后，上谏封吕氏诸人为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