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镜鉴
“百僚之师”是清代名臣张廷玉对三朝元老、帝师朱轼的评价，表彰其为官行政堪称典范，足为后世效法。
朱轼，字若瞻，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今属江西省高安市）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进士，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
朱轼是乾隆皇帝的老师，随侍讲习最久，对少年弘历有“启沃之功”。他不仅为官刚正不阿，颇具惠政，而且经史百家，无所不通。
那么，在朱轼的为官之道中，到底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能得张廷玉“百僚之师”之赞誉？
一、廉、才、慈惠、强干兼备，在中国古代， “清官”往往被赋予德、才兼备的品质。而朱轼提出了更为具体的为官要求： “循良之吏，曰廉、曰才、曰慈惠、曰强干，悖此，一郡邑不可治。由此放之天下而准。”［1］646-647
这是朱轼为官的自我总结，也是他一生坚守并践行的为官之道，即强调廉、才、慈惠、强干四者兼备。
江西高安朱氏家族并非名门望族，朱轼只能依靠科举入仕，从最基层的官员做起。他对古人的为官行政颇为留心，通过观察古代贤良的为政轨迹，朱轼逐渐在心中形成了循良之吏的标准。结合自己在中央和地方为官的经历，朱轼对为官之道进行了总结和升华。在朱轼看来，作为领导者，德（廉）、才兼备还是不够的，还要有一颗慈惠之心，心系百姓，以解决民生相关的实际问题为追求，而不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他认为，慈惠之心是官员应当具备的一项基本素养，以是否惠及民生作为检验为官好坏的一项标准，可以让官员施政时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
朱轼在各地为官时始终践行着这一理念：如遇百姓衣食不给，则上疏议减徭赋，广开仓储；如当地风俗奢侈，则提倡节俭，敦行教化；如民风好斗，则行文制策，惩治奸黠，平息狱讼。所谓强干，即要求官员敢于任事、勤于政务。
朱轼为官，始终坚持实心实政，敢于承担责任。他每到一地，即着手解决当地最为突出的狱讼、吏治、土地等问题。在处理政务与上司发生分歧时，他敢于直面上司的质疑。古往今来，官员懒政怠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比比皆是，有些官员害怕担责任而畏首畏尾，部门之间、人员之间互相推诿的问题比较突出。强干的为官标准即围绕这些问题而发，要求为官不能只求稳不求进，而要真正为国为民做实事。廉、才、慈惠、强干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如果一味追求廉洁，沽名钓誉，则容易形成两个极端：严而过激或宽而姑息，这就需要具备一定的才能从中化解；如果只强调强干而忽略慈惠、忽视民生，则很容易因为过度追求政绩而形成苛政。因此，这四重标准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互为依托、相得益彰的。
朱轼在四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始终坚守这一为官理念，上为国而下为民，追求实绩，中道而行，宽严相济，不党不偏，为后世为官从政树立了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