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太宗自观国史的原因
在《武德实录》、《贞观实录》的撰修过程中，唐太宗一直是十分关心的。他曾就“前 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的问题问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并以“帝王欲自观国史，知 前日之恶，为后来之诫”为理由，命令房玄龄将国史“撰次以闻”（《通鉴•贞观十七年》）。 据《新唐书•朱子奢传》记载,唐太宗在国史的撰修过程中，还专门下诏询问“起居记录臧 否”，并且也明确地表示自己“欲见之以知得失”的打算。由此可见，唐太宗在撰修国史的 过程中曾不止一次明确地要撰史者知道自己将亲自过目。在君主握有一切生杀予夺的绝对权 力的封建社会，这样的表态对那些撰史者来说是一种何等沉重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又会在他 们身上产生什么样的微妙效果是不难想象的。
唐太宗是一个虑事周全，头脑十分清醒的政治家，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会造成什么样的 影响当然十分清楚，在实际行动中也的确是颇为谨慎的。他曾对侍臣说：“言语者，君子之 枢机，谈何容易？凡在众庶，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况是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 所乖失。其所亏损至大，岂同匹夫？我常以此为诫。”（《贞观政要》卷六《慎言语》）并 且曾多次明确地表白自己“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的良苦用心。（《通鉴•贞观二 年》）唐太宗也十分注意自己对后代的影响，有时甚至亲自“为文刻石”，要“百世子孙， 奉以为法"（《通鉴•贞观十年》）。而在观史问题上，他却~反常态。谏议大夫朱子奢曾 明确指岀，“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因而势必将导 致臣僚们“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新唐书•朱子奢传》）的后果，但太宗仍然坚持 要亲自过目。一向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唐太宗，在这个问题上竟一反常态，突然变得固执 起来。对这一反常现象，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他对史官如何记载以往发生的某些事情是很 不放心的。任何一个撰史者都没有必要、也绝无胆量在本人尚健在的皇帝身上无中生有，造 谣抹黑，而只会文过饰非，最多也不过做一个实事实写的董狐而已。这一点唐太宗不会不知 道，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不放心，其原因何在，是不言而喻的。

对这些与事实颇有出入的多处记载，包括对其父亲的“太诬”之辞,唐太宗竟完全视而不 见，而仅仅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提出异议，正说明了他一直放心不下的症结所在。精明的唐 太宗清楚地知道，对于这件至关重大，尽人皆知的流血事件，靠一些“微隐”的“浮词”加 以掩盖，不仅是不可能的，而旦还会适得其反，欲盖弥彰。与其如此，当然不如“直书其 事”。然而，以杀死太子、兄弟的手段夺取帝位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一大禁忌，这样的先例对 李氏天下将来的影响也是不堪设想的，比之于自观国史给后代带来的影响，两者孰轻孰重， 十分清楚。因此，唐太宗一定要自观国史的反常举动，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玄武门之变的漏洞既然是无法弥补的，自然只好退而求其次——为这一事件找出尽可能 充分的合理借口。于是唐太宗以“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通鉴•贞 观十七年》），为自己发动玄武门之变定了调子，再加上他对关于李渊、李建成等人的“太诬"和“抑扬诬讳之辞”视而不见的暗示，撰史者是不难揣摩出其中三昧的。因此，与其说 下令改史的唐太宗是要史官忠于史实，“直书其事”，倒不如说他是要史官把玄武门之变的 前因后果编造得更巧妙些，庶几符合于封建礼教的规范，以冀消弥对后代的不良影响，使李 氏天下的长治久安不致留有从内部瓦解的隐患。这便是唐太宗一再申明要自观国史，并在观 史后下令修改国史的真正原因。

二、史官奉命“直书"的部分史料质疑
玄武门之变是唐高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帝位继承权而长期明争暗斗，最后达到白热化的 流血事件。既然唐太宗以“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为这一事件定了调子，显 然是要史官修史时为玄武门之变找出完全符合封建礼教规范的依据，从而使自己夺取帝位的 行动合法化，当然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其不惜以违背有史以来的传统规范为代价，坚持自观 国史并下令修改之的最终目的。要做到这一点，自然首先必须把李世民说成是唐高祖选定的太 子人选。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旧唐书》《新唐书》都有李渊曾私下里许愿要立李世民为太子的 内容。《资治通鉴》则记载得更为具体。早在太原起兵之初，李渊就曾对李世民许愿说：
“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李渊也“将立之"，只是由于“世民固辞"，才没有成为事实。

在太原起兵之初，军事、政治形势对李渊来说虽不乏有利因素，但也远非绝对乐观。在 他的东南面，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在中原地区与隋军屡战皆捷，队伍不断扩充，政治影 响很大。李密还在写给李渊的信中要求“为盟津之会，殖商辛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其旨以 煞后主，执代王为意”（《大唐创业起居注》巻中），“欲使（李）渊以步骑数千，自至河 内，面结盟约”，“自恃兵强，欲为盟主”（《通鉴•恭帝义宁元年》）。李渊为了达到西取长 安的战略目标，回信说：“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 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惟冀早应图录，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 足荣矣。殖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非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须安辑，盟津 之会，未暇卜期。”对李密极尽吹捧之能事。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李渊以“卑辞推奖，以骄其 志，使之不虞于我"（《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从而避免与瓦岗军发生冲突的明智策略； 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当时李密所领导的瓦岗军力量之强，足以构成对李渊的威胁。太原北 面的突厥也由于中原战乱而东山再起，“高视阴山，有轻中国之志”（《旧唐书•突厥传 上〉〉），不时南侵，连穷兵隸武的隋炀帝也曾被突厥围困在雁门。当时，“其族强盛，东自契 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旧唐 书•突厥传上》）。就在李渊起兵之初，突厥数万人还进逼太原。虽然李渊用巧妙的战术使形 势缓解一时，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突厥的严重威胁。所以，事后李渊立即主动写信给突厥 的始毕可汗，以“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 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为条件，甚至连书信的格式都注意到，不惜在书信上谦卑地用 “启”而不用“书"，以换取突厥不再进攻太原，达到解除其后顾之忧的目的。这一目的 果然达到了,.但对这一威胁的顾虑，却依然末能在李渊等人的心目中消除。当李渊率军开始 实行其西取长安的战略部署，首先南下逼近霍邑时，由于出使突厥的刘文静没有按时到达，便出现了 “突厥欲与（刘）武周南入，乘虚掩袭太原”的流言（《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李 渊也不敢贸然排除这种可能，曾一度决定还救太原。这同样说明了李渊太原起兵后形势的严 重。此外，隋炀帝控制着大批战斗力很强的骁果，军事上仍然拥有相当的实力；东都洛阳的留 守政权也拥有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河北的窦建德，江淮的杜伏威也都颇为强大，政治上也 有相当的影响；在西取长安的必经之路上还驻扎着屈突通等率领的数万隋军，事实上，李渊 当时正处在各种不同势力的包围之中。
对于同时并存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军事势力，如果不经过客观准确的分析研究，制定出切 实可行的策略方针，加以恰当的利用和引导，有利因素随时都有可能转化为不利因素，太原 起兵的成功与失败很难逆料。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军事、外交等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重大问 题，都必须经过慎之又慎、周密细致的考虑分析后，不失时机地加以妥善处理，即使有一件 事处理不得当或不及时都有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搞不好就会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在 这样的关键时刻，很难想象李渊竟然有闲情逸致去想入非非，考虑起自己当上皇帝以后立谁为 太子的问题了！而且李渊也完全没有必要违反“立嫡以长”的封建原则去废长立幼，更何况 这一敏感问题还可能在起兵之初就引起严重的内哄呢！
即使从李渊以太子为锈饵来玩弄政治权术的角度来看，也是说不过去的。李世民是他的 亲生嫡子，太原起兵之举如果失败，其后果对他们父子来说是完全一样的，李世民不可能不 同他一起去竭心尽力争取成功。如果说争取成功是李渊的唯一出路的话，那么对李世民来 说，也绝无第二条路可言。因此，李渊早在太原起兵之初就选定李世民为太子的记载，显然 是不可信的。

唐太宗以及受命改史的人当然不会不考虑到，仅仅以李渊早在太原起兵之初就选定李世 民为太子这样的理由，要使玄武门之变顺理成章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事实是，李渊在隋恭帝义 宁元年（公元617年）五月为唐王，五天以后便立李建成为世子，武德元年五月李渊称帝后， 也仅仅隔了十五天，李建成便又被立为太子了。如果李渊真的因为李建成“性宽简，喜酒色 游畋"，李元吉“多过失”而“皆无宠于上”（《通鑒•武德五年》），并早已属意于李世 民的话，他大可不必如此匆忙地把李建成立为世子、太子，乃至于使“建成内不自安，乃与 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通鉴•武德五年》），最终演变为一场互相残杀的 玄武门之变，连自己的皇帝宝座也只好赶紧让出来。臣僚们也不会在决定人们心目中关系到 国家根本和自己切身利益的太子人选时竟无一人发表意见。更何况隋文帝对其长子杨勇始则 立之，继则废之以立杨广，不久便以亡国结束的前车之鉴还近在眼前！由此看来，这显然是 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漏洞，要堵住这个漏洞，就必须对一系列的有关人物、事件加以改动。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李建成。于是，同李世民一样堪称李渊实现其政治野心和巩固唐政权的 得力帮手的李建成便成了政治上目光短浅，军事上一无所长，生活上腐化堕落的纨袴子弟。 然而这方面的记载终究由于缺乏事实或自相矛盾而显得十分苍白勉强，留有明显的人为加工 的痕迹，使我们今天仍然可以通过一些虽经改动，但毕竟不能完全抹煞的事实，分析出其本来面目。

太原起兵之前，李建成曾为之积极准备，在河东“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増博 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大唐创业起居注》卷 上）。西河之役，李建成、李世民兄弟靠了与士卒“等其甘苦，齐其休息"，遇有“风尘警急，身即前行"的表率作用；靠了 “近道果菜，非买不食，义士有窃取者，即遣求其主为还 价"的严明军纪；靠了对军队中违犯这一军纪的士卒“亦不诘所窃之人"的妥善处理方法， 率领着一支“未经讲阅”的散漫队伍，往返仅用了九天的时间，便攻下了西河郡。除了坚决 反对太原起兵的西河郡丞高德儒一人被斩首，“自外不戮一人，秋毫无犯，远近闻之大悦"
（《大唐创业起居注》巻上），打赢了起兵第一仗。这一仗的胜利不仅进一步坚定了李渊起 兵的信心，鼓舞了士气，而且“远近闻之大悦"，从而大大地扩大了太原起兵的政治影响 响。

从李建成率军平定山东与刘黑阔的战役中更可以清楚地见出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到达山 东以后，李建成一方面在军事上争取主动，屡败刘军，一方面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对刘 军采取“获俘皆抚遣之”的怀柔政策，叫俘虏们回去宣传：“褫而甲还乡里,若妻子获者，既 已释矣”，使“百姓欣悦"以分化瓦解对方（〈〈新唐书•隐太子传》）。这一政策很快便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从武德五年十一月李建成奉命到武德六年正月平定山东地区，前后仅用了 两个月的时间。而李世民在武德四年进攻刘黑岡时采用“其魁党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新唐书•隐太子传》）的强硬政策，以极大的代价——行军总管鄕勇公罗士信战死于洛 水城，甚至连李世民自己也曾“为（刘〉黑阙所围"，全靠尉迟敬德“帅壮士犯围而入"才“与 略阳公（李）道宗乘之得出”（《通鉴•武德五年》）——苦战数月，才击败对方，而不到 半年，刘黑岡又重新崛起，“旬日间尽复故地”（《通鉴•武德五年》）。与李世民相比， 充分显示出李建成在政治上的成熟老练。应当指出的是，《旧唐书》、《新唐书》、以及 《资治通鉴》等史书借魏征、王珪之口，说刘黑阙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旬日间尽复故地” 时是“败亡之余，众不满万”，显然是当时的撰史官员为了贬低李建成的功劳而有意为之 的，因而也是不可信的。很明显，平定山东地区是一件无法略去的重大事件。既然不得不载 于史册，也就只好将敌方尽量说得不堪一击了。如果真是“败亡之余，兵不满万”而不堪一 击的话，那么在刘黑阙第二次进攻山东地区时，瀛州刺史马匡武城陷被杀，贝州刺史许善护 “全军皆没”，拥有三万精兵的河北道行军总管淮阳壮王李道玄“军败，为黑阔所杀”，能 征惯战的副将史万宝“勒兵将战，士卒皆无斗志，军遂大溃，万宝逃归”，握有重兵的洛州 总管庐江王李暧“弃城西走"，各州县纷纷投降，沧州刺史程大买“为黑阔所迫，弃城 走”，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齐王李元吉“畏黑阔兵强，不敢进”，乃至于使刘黑阙“旬 日间尽复故地"（《通鉴•武德五年》），这一系列事实就成了难以理解、甚至是不可思议 的事了。由此可见李建成形象被改变之一斑。

既然事实上在李渊为唐王以及建唐称帝后都很快便把李建成立为世子、太子，那么仅仅 改变李建成的形象显然是不够的。于是，李渊这样的政治家、军事家，有时却变成了昏庸无 能、毫无主见，为人所用的工具。这一点在史书所载的李渊于太原起兵这一重大政治军事行 动中的表现最为典型。《旧唐书•高祖纪》中说：“太宗（李世民）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 劝举义兵。”《新唐书•高祖纪》说，“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 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于是李世民通过与李渊关系密 切的裴寂“以大事告之”，李渊听后“大惊"。《资治通鉴》的记载最为详细：“世民......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乃阴部署宾客，渊不之知也”。又“恐渊不从，犹豫久 之，不敢言。......会突厥寇马邑，......世民乘间屏•人说（李）渊曰；4......兴义兵，转祸为 福，此天授之时也。'"李渊听后大吃一惊说：“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 并且立即“取纸笔，欲为表”，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同意起兵，并叹曰“今日破家 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通鉴•恭帝义宁元年》）完全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

事实上李渊当是早有取隋而代之的野心的，这样的打算至少在太原起兵四、五年前便 可看出。这一点可以从武德二年宇文士及降唐吋李渊对裴寂所说的“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 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的话中得到确证。当时宇文士及也以“早奉龙颜，久存心 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于汾阴宫，复尽丹赤”来为自己追随宇文化及“率思 归之卒，为入关之计”的反唐之罪解脱，李渊听后也就真的赦免了他（《旧唐书•宇文士 及传》）。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李渊起兵反隋之心早已有之，因为这里所说的“言天下 事”，“密论时事”，除了政治野心，显然不可能是别的。此外，武士護“尝阴劝高祖（李 渊）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高祖谓曰：'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 当同富贵耳'”（《旧唐书•武士護传》）,隋炀帝末年，马邑郡丞李靖“察高祖，知 有四方之志”（《旧唐书•李靖传》）：刘文静在李渊为太原留守时也“察高祖有四方之 志"，这些记载都可证明李渊早有取隋而代之的政治野心。而且李渊不仅在思想上有所准 备，在行动上也是积极准备的。他一方面注意在军事上积极扩充实力，收罗人才，把“背征 三卫，所犯当死”的隋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以及因犯法而逃到太原的隋左亲卫窦 琮等隋朝官员保护起来加以重用，与隋炀帝分庭抗礼，另一方面还密令李建成兄弟“于河东 潜结英俊"，“于晋阳密招豪友”（〈〈大唐创业起居注》），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充分地说明 李渊在太原起兵时绝不可能是一个毫无主见、任人摆布的傀儡，而是一个有野心、有计划、 有步骤地进行充分准备，又善于选择最为有利的时机果断举事的稳健的政治家。而且李世民 在太原交结豪杰、准备起兵的举动也只能是奉李渊之命进行的，否则，在封建社会里，一个 十几岁的公子哥儿有什么资格敢于擅自动用父亲的资财去干大逆不道的勾当呢？

从几种史书中都只记载了尔朱焕、桥公山告发的一面之辞而毫无佐证来看，李建成指使杨文干发动武装叛乱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尔、桥二人的告发之举，与其说他们是因 “惧罪"而“驰告其事“（《旧唐书•隐太子传》），倒不如说他们是为人所使更合于逻 辑。因为当时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矛盾已相当尖锐，能运用某种手段，合法地除掉对方， 自然是上策，诬告显然也是切实可行的手段之一。李渊虽被谎言蒙蔽于一时，但很快便看出 了其中的破绽，所以在处理时“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并“令建成还京居守"（《旧唐书• 隐太子传》）。可见刘煉在《小说》中记载这件事时说是“人妄告东宫”，当是不无道理的。 同时，由此也可看出关于李渊在立太子问题上的轻诺善变记载的不可信。事实上李渊不仅 没有废立太子的打算，而且还十分注意对作为自己继承者的李建成的培养和锻炼。他常常把 李建成留在身边协助自己处理国家大事或在自己外出时让他留京居守，“每令（李）建成习时 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旧唐书•隐太子传》）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史官为了给玄武门之变的合理性找到根据是煞费苦心地在国史中 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的。既然如此，史官们对于这次事变的直接导火线当然更不会忽略，否 则，杀死太子、弟弟的决绝之举，即令在封建社会也毕竟是很不光彩的，从而有可能使改史 的一片苦心有功亏一簧之虞。于是这次事变的导火线被说成是由于李建成见李世民“功业日 盛”，唐高祖李渊又“私许立（李世民）为太子”，所以“与元吉潜谋做乱”（《旧唐书• 隐太子传》），屡次阴谋杀害李世民。如：李建成曾故意以“喜蹶”的胡马“以授世民”，“世民乘以逐鹿，马蹶，世民跃立数步之外，马起，复乘之，如是者三”（《通鉴•武德七 年》）。以后，李建成又同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李世民）入宫夜宴”，宴后，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旧唐书•隐太子传》）。玄武门之变爆发前夕，李建成还乘李元吉奉命北御突厥的机会,打算在饯行宴上对李世民下毒手。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发动玄武 门之变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了。诚然，李世民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动的玄武门之变，但不得 已的具体内容却并非如此。姑不论企图以“喜蹶”的胡马摔死李世民是何等荒唐，就是李建成 夜宴下毒的说法也是大可怀疑的。一方是有意下毒，一方是正中圈套，而结果却只是“心中 暴痛，吐血数升”而已。唐以前投毒杀人的记载已有很多，被害者均无一幸免，却偏偏在李 世民身上出现了奇迹，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与其说是李建成有意谋害，毋宁说是他们之间猜 忌之深已经达到疑神疑鬼的程度更近情理。

其实，李建成在这场明争暗斗的角逐中已最终赢得了高祖的信任和支持，逐渐占了上风。 这从唐高祖一方面听任李建成“召四方跷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 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旧唐书•隐太子传》），一方面又有意识地控制和削弱李世民 的势力，逐渐把李世民身边的得力亲信如房玄龄、杜如晦等调开，使“世民心腹唯长孙无忌 尚在府中"（《通鉴•武德九年》）等具体措施中是不难看出的。李世民对此自然会相当敏感。所以他一方面加紧在都城的活动，他的妻子长孙氏也“孝事高祖，恭顺嫔妃，尽力弥 缝，以存内助”（《旧唐书•后妃上》），一方面又“以洛阳形胜之地”，派遣可“委以心 膂''的亲信张亮“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到洛阳去，“阴引山东豪杰，多出金帛，恣其所 用”（《旧唐书•张亮传》），积极做必要时进行武力解决的准备。得到唐高祖支持的李建成 一方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搞投毒暗害一类的小动作，很明显，只要削夺其兵权，调开其心腹便 可以完全控制对方而稳操胜券，达到巩固太子地位的目的，既然如此，又何必一定要暗杀李世民，落一个杀弟的恶名呢！

事实上李建成也是这样做的。当李世民想要出镇洛阳时，他“密令数人上封事”（《旧唐 书•隐太子传》给李渊，破坏了对方的计划。接着又乘突厥入侵之机，向唐高祖推荐李元吉 “督军北讨”，并调“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 追秦府兵帐，简阅骁勇”以“夺太宗（李世民）兵”。李渊对此则“知其谋而不制”（《旧 唐书•李元吉传》）。在这种情况下，摆在李世民面前的只有两种抉择：要么甘居人下，永 远做一个秦王；要么冒一定风险，采取决绝行动，此外别无他途。李世民毅然选择了后者， 于是一场长期的明争暗斗终于演变为一场流血事件一一玄武门之变了。如果说这次事变是不 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这才是其不得已的真正原因。
唐初史料中令人怀疑之处尚多，以上所分析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由于篇幅所限， 在此就不再一一论证了。

三、结 论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史官秉承唐太宗的意旨，为了使玄武门之变符合封建规 范，至少从四个方面对事实进行了加工篡改。首先是把李世民说成是唐高祖早已属意的太子 人选，而且为了给这种说法找到根据，有意夸大了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中所起的作用，把唐的 开国之功全部归于李世民。其次是用有意歪曲李建成形象的办法，以达到说他根本就不配为 太子的目的。第三是以把唐高祖李渊说成是一个毫无主见，朝令夕改的傀儡的办法，以自圆 说他早已属意于李世民的杜撰内容与事实间的矛盾。第四，有意把玄武门之变说成是李建成 多次釆用阴谋手段加害李世民，以进一步加强玄武门之变的合理性。
因此，我们认为唐太宗是出于对长远利益的考虑而坚持自观国史并下令修改国史的，其 具体目的不仅是自己在历史上的形象如何，更主要的还是为了使玄武门之变不致给后代留下 可能使李氏天下从内部瓦解的影响。其次，唐太宗下令改史的结果使李渊、李建成等人的形象 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变和歪曲了，从而也就大大地贬低了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因此我们在运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唐初历史，给历史人物以恰当评价的时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此外，唐高祖李渊在立储问题上虽然并不像史料所说的那样一直倾向于李世民，但玄武 门之变的发生与他在立储问题上始则未能注意防微杜渐、继则又未能始终信任李建成的不当 处理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因此我们在分清史料真伪的基础上全面评价这一历史人物的时候， 不仅要看到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成功的一面，而且也应当看到他的不足的一面。这 一点由于不属于本文论题范围，故当另文专论，在此就不赘述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