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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张馆长说出我和朱先生的亲缘，那就讲讲我们的关系。朱先生是我的岳祖父，他的孙女是我的太太。八十年代初我在华东师大读研究生，要写《楚辞》方面的论文，查找民国以来的研究文章。武汉大学《文哲学刊》上朱先生的《诗经》研究论文引起我的兴趣，没想到朱先生的观点、方法竟和七十年代末的研究生那么吻合，简直令人不能相信。这真是缘份，一下子就和大名鼎鼎的朱东润先生距离贴近了。那时，朱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将朱先生从南通师范专科学校聘来做中文系教师，由讲师到副教授以至教授。我当时读了朱先生文章不过瘾，就兴念拜访老先生。当时真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而老先生的和蔼亲切很快解除了我的恐惧感、陌生感，不觉成了忘年交。许是命运和缘份，不久我和他的孙女有所接触。我们经历相同，都于文革失学，下乡劳动，又进入大学。我们相爱结合。我们结婚没有仪式，也没有家具，就住在朱先生家。从八○年到八八年，和朱先生共同生活了八、九年。我是应张馆长请求，平生第一次公开以朱先生为题目做学术演讲。我和朱先生朝夕相处好几年，作为后辈和家人，观察角度自会不同。萧文立先生建议我由《张居正大传》谈起，揭示朱先生在传记文学方面的业绩。这里我从一个读书人这个角度来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