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有必要梳理一下，蔚山之战中李如梅究竟曾立下过哪些功勋。
开战首日，即宣祖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如梅作为明军先锋，冲锋在最前。农所之战，李如梅先是分兵按伏，再领精骑担任诱饵，佯攻外城（毛利阵所，即兵营城）诱敌。谁想日军不用斥候，不审敌军动静，毛利部毫无防范。李如梅改诱敌为登城，外城先登，击破阵所毛利军。待蔚山日军大部来源，李如梅乘机伪退，将敌军引入包围圈。最终明军农所大胜。李如梅部斩级最多。
十二月二十四日。李如梅率部夺下了浅野幸长驻守的倭城出丸，即城隍堂。之后所部兵马岛山本丸登城，差一点便攻陷了岛山城。之后，李如梅部移防太和江岸边以防止日军船队登陆。
十二月二十五、二十六两天，李如梅率部与企图强行登陆的日军船队交火，击沉日军船只十余艘。
宣祖三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军援军在城西强渡太和江，李如梅与解生率部阻击，在北岸江滩与日军交战。最终日军失利，退回南岸。
正月四日，杨镐决意撤军，李如梅、摆赛等奉命领骑兵殿后，与日军追击部队交锋，李如梅部又斩获数级，逼退日军。
以上种种，俱详载于朝鲜一方的史料中，特别是随军接伴使每日的启状中。依照朝方的记载，李如梅在蔚山一战称得上战功赫赫。然而，等到清朝乾隆四年，清廷编撰《明史》刊行。可《明史》关于蔚山之战以及李如梅的描述，与朝方的原始记载相较，完全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时麻贵三路进师，令如梅将左军，与右军共攻蔚山。如梅偕参将杨登山骑兵先进，设伏海滨，而令游击摆赛以轻骑诱贼，斩首四百有奇，余贼遁归岛山。副将陈寅冒矢石奋呼上，破栅两重。至第三栅，垂拔，杨镐为总理，宿与如梅昵，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鸣金收军。翊日，如梅至，攻之，不能拔。已而贼援至，如梅军先奔，诸军亦相继溃。
——《明史 李如梅传》
镐官辽东时，与如梅深相得。及是，游击陈寅连破贼二栅，第三栅垂拔矣，镐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鸣金收军。
——《明史 杨镐传》
按《明史》的说法，首先，兵营城诱敌的是摆赛，之后攻城战中陈寅登城，杨镐与李如梅狼狈为奸，不愿陈寅得首功便鸣金收军。而翌日李如梅亲自攻城，不克。最后，日军援军至，又是李如梅先逃导致诸军相继崩溃。《明史》所构成的李如梅形象，非但不再是蔚山的功臣，合该归属于罪人一列。从明万历二十五年至清乾隆四年，期间一百四十余年，究竟是什么原因，对同一个人，其记叙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这就不得不谈到明清史籍对蔚山之战的记载构成。
与蔚山之战有关的中方史料，现存最早独立成书的私家笔记大概是徐希震所撰《东征记》和诸葛元声所撰《两朝平攘录》。前者今国内已不存，有清代抄本存于韩国奎章阁。卷末写明，成书于皇明万历甲辰年，即万历三十二年。后者今存万历三十四年刻本。因此，两书的实际作成距第一次蔚山之战结束不过数年而已。现将二书相关记叙摘抄如下：
二十二日子时，抚镇自庆州发，诣蔚山，密令李如梅等埋伏二十里外，令摆赛领家丁先发，径抵蔚山搦战。倭欺我兵少，驱蚁聚万余突出。两军乍合，摆赛佯退，贼掩至。李副将传箭，伏兵起。贼骤见慌惧。麻将军亲督前军，大呼乱砍，退后即斩。杨经理亲督中军催迫。攻斗烔气书昏，炮声雷滚，崿动摇，沧寘欎抑。贼见草木皆兵，枪斧如林，各无斗志，抱头鼠窜。斩首四百四十余颗，伤而不及找者无算。活擒倭将十郎卫门，遗器械如山堆积。贼大败奔窜渡江，人多船小，风狂浪作，覆沉四五十只，尸如萍泛。舟中有指可掬。将士星飞追赶，兵交刃接，鱼散鸟惊。连破半鸥亭、城隍堂、太和江三寨，擒倭将四名，斩首六百一十余颗，活捉倭贼五名，夺获倭马器具不计其数。放火烧其寨，贼死水火中者又不胜数也。清正脱身走入岛山，米粮辎重俱弃，倭兵损折大半。
——《东征记》
左协副将李如梅同巡抚标下参将杨登山骑兵先到，各挑选轻骑，近岸埋伏，傍海拒援，而令游击摆赛以五百骑，于是日巳时抵巢诱贼。贼纵万余徒，各披带鲜、明盔甲，铳炮齐发，喊声震地，各挥刃迎敌。摆赛佯北，贼众乘势追赶，我兵伏者四起，奋勇剿杀，在阵斩获首级四百四十余颗，生擒倭将一员。已而，右协副总兵李芳春、解生等由西路马村齐至掩杀，我兵马步相兼，先后俱进，势焰张天，烟尘蔽日。贼皆望风奔溃，半由江边争船逃渡，覆舟四五只，渰死无数，具余尽归新修岛山城……（中略）……此日，游击茅国器统领浙兵，因李如梅已得首功，不待催督，各奋命先登，连将三寨打破。又斩首六百六十一颗，生擒倭四名，得获倭马、器具、盔甲、刀铳、旗帜无算，又烧毁寨内铺面及住房万余间，仓粮牲畜尽数烧毁。倭见我兵勇战，奔上岛山城，坚守不出。
——《两朝平攘录》
可以看到，二书皆记二十三日首战诱敌者为摆赛。直接阐明了明方在诱敌之功归属问题上的态度，即认定诱敌者为摆赛。当然，明方的态度与东征军内中矛盾与互相制衡关系颇深。前文谈过，蔚山战后，为缓和杨镐麻贵二人间的嫌隙，东征军巨头内部协商博弈的结果之一便是将蔚山诱敌之功划拨给摆赛，兵营城先登之功划拨给解生。只是摆解二将的叙功问题，受摆赛病逝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导致流程并不一致。
万历二十六年三月，摆赛突然病故于朝鲜。于是邢玠上《题摆游击恤典疏》，例数摆赛征东之功，记称“十二月内进剿蔚山等寨，本官（摆赛）首先诱敌，致收奇捷”及“其攻蔚山也，于龙潭虎穴之中而争先挑斗，致我师得以夹击而成功”。虽然同疏也为解生表功，记称解生“稷山堵截，其功居最。兵营城又破栅先登”。但同时也说明解生之功“例该升二级者，已在议叙”⑴，也就是还在商议讨论并未完全定下。
经过兵部的覆议，认同了东征军高层对摆赛的军功勘定，报称“其（摆赛）在东征也，无战不先。最吃紧者，稷山冲锋之役；最猛烈者，蔚山挑战之功”且此时抚恤摆赛“可籍以激发东征将士之锐念，可籍以歆动将来封疆之忠思，关系颇巨”⑵，于是同年五月一日，万历皇帝下旨摆赛赠副总兵衔，其后人儿男升本部正千户，可世袭⑶。摆赛叙功以及诱敌之功的归属问题至此算板上钉钉，尘埃落定。所以万历二十七年东征功成大赉诸臣时，对摆赛仍记曰：“赖有已故骁将摆赛，挑战蔚山致贼中诱而败北⑷。”
摆赛的问题是解决了，解生的叙功却没有一并得到确认。直到同年十二月，在朝的丁应泰一派占据大势，在丁应泰的布局下，最终才将“二十三日首功”正式归属予解生。
可是，按照麻贵的自述，二十三日解生所属的右协直到夕时(约午后六时)才赶到蔚山阵前，事实上并没有参与当日的战斗⑸。如前文所述，东征军高层经过协商，需将兵营城先登这份原属李如梅的军功转划给了时未在阵的解生。以此为基调形成的最终报功奏疏，原文究竟如何讲述解生登城，今已无可考证。但依照《两朝平攘录》的记载看来，是让傍晚才到场的解生等人提前登场了。不过由于解生叙功耗时远超摆赛，其间有不同的说法流传开。于是如《东征记》就并没有提及解生，而是描述为“麻将军亲督前军，大呼乱砍，退后即斩。杨经理亲督中军催迫”。这一点，更接近于《宣祖实录》中的麻贵自述。
观尔国奏本，极为骇愕。二十三日大捷，乃是俺标下将摆赛、杨登山领俺家丁得捷。而诬之曰:‘左协先锋云云。’初日督战时，俺辰间到彼厮杀，经理则午时始到，而专归功于经理。右协、中协则夕时乃到，而摆赛、杨登山则没而不录。
——《宣祖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二月乙亥
当然，两书虽同记摆赛诱敌，在相关细节上依然有所区别。《东征记》指出，设伏之计实际上是来自麻贵的密令。这又与《经略御倭奏议》“设伏、设诱，用正、用奇者，提督麻贵之苦心⑹”之说相符。还有就是摆赛所率为“家丁”，也与《宣祖实录》“乃是俺标下将摆赛、杨登山领俺家丁得捷”之说吻合。而《两朝平攘录》有意无意忽略了这些细节。
两相比较，同样是蔚山之战，《东征记》除了采信了摆赛诱敌说外，在其它方面，多与《宣祖实录》的表述一致。关于两路疑兵的记载比《两朝平攘录》更为准确，其详尽程度甚至超越了《宣祖实录》。这一点是《两朝平攘录》所无法比拟的。可惜的是，关于徐希震其人其事，史书少有记载。仅找到清代康熙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青社遗闻》寥寥数笔，根本无法推断《东征记》成书的资料来源⑺。
徐希震，江西人。少客江淮间，好书史，留心世务，为文词顷刻千言。以倭事、矿事上万言书，下部议。其乡人阁臣张位为建矿议，力与之争，不合，遂拂衣游齐鲁间，来客吾青。
——《青社遗闻 卷三》
文中“张位为阁臣，建开矿议”，这应该指万历二十四年。之后徐希震游历山东，到过青州。丁酉再乱时徐希震身处何地，实在找不到相关记述，难以判定。
相较《东征记》，判断《两朝平攘录》的创作源泉就简单许多。
诸葛元声，号味水，浙江会稽人，诸生，生卒年月不详。明万历九年到云南临元道贺幼殊处作幕客，直到万历四十五年始离滇。
——《〈滇史〉校点说明》
按此说明，诸葛元声本人，壬辰丁酉二役时身处云南，并未亲身参与万历援朝战争。所以他对于万历援朝战争，包括对蔚山之战的认知，其实都并非亲眼见证，而是通过收集当时在明朝内部传播的战报、奏疏、邸抄、传闻等所编成。以此为依据所形成的蔚山记忆，会出现摆赛诱敌说，出现解生的提前登场，也就并不奇怪了。
只是，在中方的史料中真的就不存在“李如梅才是蔚山诱敌功臣”的正确表叙吗？到也未必。天启元年成书的茅元仪所撰《武备志》记称“李如梅等斩获四百四十余，遂逼岛山营⑻”，首战突出李如梅而非摆赛。另外，更为有趣的还有《明史》系列。
清康熙年间，万斯同所编修的《明史稿》记称：
如梅偕参将杨登山骑兵先进，简锐卒伏海滨，而令游击摆赛以少兵挑战。贼出万人拒之。官军佯北诱贼入伏，贼惊溃，馘首四百有奇。俄右军芳春等亦至，贼望风奔遁争船。船覆，多溺死。退保岛山。
——《明史稿 麻贵传》
可见万斯同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沿用《两朝平攘录》。然而，待到乾隆四年武英殿版《明史》完成。同则的记事却发生了变化：
诸军至庆州，倭悉退屯蔚山，如梅诱败之。清正退保岛山，筑三砦自固。
——《明史 麻贵传》
《明史 麻贵传》中诱敌之人又变回了李如梅。这则记事非但有别于万氏的《明史稿》，也与同版《明史》其它列传，诸如《朝鲜传》、《李如梅传》所记不同。不知道是否是《明史》编修者的疏忽才导致了同书诸说未能一致。不过《明史》既能做出上述修改，也就从侧面佐证了至少在乾隆初年《明史》成书前，是存在有“李如梅诱敌说”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两朝平攘录》实际为明朝内部军报邸抄的合集编撰。但相较于《东征记》的籍籍无名，《两朝平攘录》刊行后，其影响力之大，甚至牵涉到日本的史籍文书编撰。
日本江户时代的朝鲜军记，比如堀正意所撰万治二年刊行的《朝鲜征伐记》，以及两年后刊行的林罗山所撰之《丰臣秀吉谱》，二者对蔚山之战的描写皆大段沿袭《两朝平攘录》，以至把李芳春、解生提前登场、小西行长至顺天来援这些错误的描述全盘照抄不误。不过日本人的狡诈在于，《两朝平攘录》原文记“贼皆望风奔溃，半由江边争船逃渡，覆舟四五只，渰死无数”，《东征记》也记“贼大败奔窜渡江，人多船小，风狂浪作，覆沉四五十只，尸如萍泛。舟中有指可掬”，都是说日军败北后争船逃回蔚山，船覆而溺死者众多。日本人笔锋一转，改为李芳春、解生乘舟攻城，被城上铁炮所阻，船覆李芳春、解生仅免而归。当然，日本人不清楚的是，第一、李芳春、解生实际并没有参与二十三日的战斗；第二、二十三日明军抵达蔚山阵前时并无水师随行，也就是说，明方根本就没船。其后的日方军记多继续沿用此误说。直到江户末年，川口长孺撰写《征韩伟略》，同则记事标注为参考了《秀吉谱》和《征伐记》，然后以此证明《两朝平攘录》所记日军溺死为误⑼。这就好笑了。所谓的日本学者压根没理清谁是谁的源头，用错误续撰新的错误，最后只能是错上加错而已。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不管是《东征记》还是《两朝平攘录》，均无类似于《明史》“杨镐鸣金收兵”的记载。《两朝平攘录》中更是强调二十四日茅国器因“李如梅已得首功”而奋勇向前。那么，所谓的“杨镐不愿陈寅功在李如梅之上便鸣金收军”的说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此说最早出自丁应泰万历二十六年六月的参劾奏本。丁应泰之本参杨镐“当罪者二十八事、可羞者十事”。其中罪四便是“清正上保岛山，陈寅乘胜登城，一鼓而渠魁就擒。镐急收兵，恐陈寅功加李如梅上也”。除参劾杨镐，丁应泰还参李如梅“当斩者六、当罪者十”，其当斩之罪中有两条：“蔚山寨墙平地高八九尺，乃陈寅砍寨而周升（陛）烧船，如梅驻马遥望，故智从来已然，观望当斩者二。寨开梅至，强抢倭级，致贼酋奔山，致国家贻无穷之祸，误国当斩者三⑽。”
丁应泰此举无非是为了构陷杨镐与李如梅的同时为其爪牙陈寅争功。然而根据《宣祖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一月丙午条陈寅的自叙以及日方记载，二十四日陈寅实际是从西北方向进攻蔚山倭城惣构塀，并连破三层木栅直抵岛山城西。之后西线明军打破三丸向上进攻，最后止步于二丸大门处。而在东线，浅野幸长放弃城隍堂出丸退入岛山的时间在陈寅打破惣构之后。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李如梅观望陈寅打破蔚山寨（即城隍堂、浅野丸）方入抢级。按照《宣祖实录》的记载，进攻并拔掉城隍堂的正是李如梅。并且同日完成登城的也不是陈寅，依然还是李如梅。真正鸣金收兵，最终导致李如梅登城事败的也不是杨镐，而是麻贵。非常讽刺的是，作为始作俑者的丁应泰仅过了数月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奏本中信誓旦旦参劾杨镐鸣金，在与朝鲜国王李昖的对话中，又改口指认李如梅才是鸣金者。
主事曰:“上年之役，大兵进围贼寨。若延一刻，则可获清正。而李如梅恐已不得功，而他得大功，径自鸣金退军，终误大事，不胜痛恨。七年之后，得此好机会，终焉如此，李如梅，中外之罪人也。”
——《宣祖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九月戊子
参考诸书对二十四日战斗的描述，《东征记》描写众将士连破三寨，斩首六百一十余。《两朝平攘录》和《武备志》则将此役归功于茅国器，均未提及有杨镐鸣金强令退兵之事。可以推论，直到天启初年，丁应泰所谓的“杨镐鸣金说”尚不为大众及史家所接受。至明末，沈国元修订的《皇明从信录》延续的还是《两朝平攘录》的说法。
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例外，比如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 卷十七 梅客生司马》中便采信了丁应泰的“杨镐鸣金说”，记曰“先是援朝鲜时，蔚山之战，城已垂尅。因杨镐欲李如松居首功，不许南将先入，下令退还。倭众乘之。天朝全师俱溃。识者恨之。”《万历野获编》的成书时间大概是万历三十四年左右，只是杨镐偏袒的对象被记成了李如松。
到了崇祯年间，新的说法突然出现。譬如崇祯元年成书，方孔炤编撰的《全边略记》记称：
麻贵遣黄应阳赂清正约合，而率大兵奄至其营，令陈寅攻山寨。寅身先士卒，冒弹矢呼而上，斫栅两重。清正白袍跃马，督倭拒守，其第三重栅垂拔。杨镐密令茅国器窃割倭级。国器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鸣金罢战。诘朝，如梅至，攻之不拔。
——《全边略记 海略》
这一次，攻城略地的功臣彻底变成了陈寅，而原来连破三寨、先奔夺门的茅国器变成了奉杨镐之命在后偷割首级的冒功之徒。鸣金之人也由杨镐更改为茅国器，原因到没变，还是为让李如梅获首功。方孔炤之后，大多的私家史籍均采用此说，比如谈迁所著《国榷》、谷应泰所《明史纪事本末》皆如此。那么，这种说法又是怎么出现的？仔细考量，这事儿仍然与丁应泰有关。
关于丁应泰，在朝鲜的史籍中能找到下列记载：
宣庙发使为镐辨诬。丁遂革职。然丁附东林。其子讼其父于东林党中。钱牧斋亦信而记之于集中。亦可见东林之虚踈而君子之易欺也。
——《无名子集 论壬辰事》
壬辰东援，出于神庙独断。而东林士类多不悦，以致冦开衅归怨于我。于是一种浮薄之徒，欲内交东林者，争斥朝鲜以为奇货，丁应泰即其一也。外国事情，既非中朝人所详。而东林自是士论所在，故举世靡然，不可户谕。明季文字语及东事者，类多爽实，甚至于以我昭敬王之恭俭好学，而谓之湎酒；李德馨之忠勤贞亮，而谓之嬖臣。他尚何说哉。钱是东林之雄，而与应泰密，故仇我尤甚。虽翰墨末事，舞文诋欺乃尔。其为人之褊刻可知。使操史笔。予夺之失其平心多矣。绛云之烧。安知非天意哉。
——金迈淳 《台山集 卷二十》
按照上述朝鲜的说法，丁应泰和东林党有瓜葛，钱谦益牵涉其中，导致东林党人对东征之事完全倾向于丁应泰一方。而东林掌控士论，以此占据舆论高度，进而影响了世人对于东征的观感。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对于第一次蔚山之战的印象。
丁应泰与东林党有何关联？
首先，丁应泰与东林党人郭正域关系颇深。陈鼎著《东林列传卷十五》记“（丁）应泰，（郭）正域所善也”。郭正域与丁应泰皆是武昌府江夏县人。万历十一年两人一起参加会试。郭正域登进士第二甲第二十七名，丁应泰登进士第三甲第五十九名。之后丁郭二人合撰《武昌府志》。既是同乡又是同年，还一起编书，可见二人关系亲密。
其次，《全边略记》的作者方孔炤一族和东林党也关系颇深。而方孔炤本人在《全边略记》中大肆吹捧丁应泰，宣称万历皇帝见丁应泰之奏，“谓御极二十六年，未见忠直如此人者。书其名于御屏⑾”。如此评价足够说明东林一派对丁应泰持何种态度。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丁应泰革职回籍后，编撰成《东事始末》一书。此书现虽不存世，但按钱谦益《初学集》的记载，该书书稿最终被丁应泰之子交付给了东林党人钱谦益。
那么，新说法的出现，是否是东林一派沿用的丁应泰之论？这就必须谈谈钱谦益和《东事始末》的联系。
钱谦益，东林文学派领袖，苏州府常熟县人。在东征军中，有一人与丁应泰有所牵连，恰巧也是常熟人。他就是整饬辽阳等处海防监督朝鲜军务山东按察司按察使——萧应宫。更恰巧的是，钱谦益和萧应宫二人间关系原本就非常亲密。钱家和萧家为常熟同乡，钱谦益族兄钱岱和萧应宫既是同乡，又是同岁。钱岱后人、钱谦益族孙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中提及钱岱和萧应宫两人“每相约入城，归时对坐殿桥上，携象棋戏下三四局，起望城中而叹：‘瓦似鱼鳞，它时何地受一廛著我两人耶？’后竟各遂其志。萧居城东，吾祖（钱岱）居城西，高门棹楔，衡宇相望。”所以钱萧两家乃是世交。萧应宫罢官归田后，曾出资修建常熟昆承双塔中的聚奎塔。初建未果，萧应宫便已离世，最后也是由钱谦益继承其遗愿最终完成修建。萧应宫逝世后，其墓志铭的撰者不是别，正是钱谦益。
而丁应泰与萧应宫，二人同样关系密切，立场一致。按《象村稿》记载，萧应宫因维护沈惟敬被邢玠所参，最终被逮捕下狱。在被革职前，萧应宫便遗书于丁应泰。而杨镐与丁应泰相争时，从周陛处搜出了丁应泰通书萧应宫曲护沈惟敬等项全书。钱谦益在《明故整饬辽阳等处海防、监督朝鲜军务、山东按察司按察使萧公墓志铭》中则写道：“赞画丁君应泰上书列其状，并极讼公冤，丁亦坐免官。”便是认为丁应泰因为给萧应宫伸冤而丢官。
有了萧应宫这层关系，钱谦益对丁应泰的态度，对东征军的态度，其立场已经相当明确了。更何况，钱谦益还跟壬辰役时赞画军务袁黄的手下冯仲缨、金相私交甚密，钱谦益撰有《东征二士录》一篇便是专为冯金二人所写。
无论是萧应宫还是冯仲缨、金相，均可算是东事中的失意者，前者坐牢罢官归田，后二人也因上司袁黄被李如松参劾罢归而随之被罢职归国。钱谦益深受影响，对东征本就观感不佳，认为“东征之役，更易督师制府，先后七年，老师费财，饰功掩败，海内为之骚动。迨平秀吉死，倭撤兵归国，始告成事”。对萧应宫、沈惟敬则一力维护，认为日军退兵全是沈惟敬诒书的缘故，而杨镐所谓“稷山、青山大捷”是冒功。又因萧应宫下狱为邢玠参劾之故，故借所谓东人王君荣之口，称“大丈夫肯俛首为邢（玠）小人用乎”，直诉邢玠为小人。之后，钱谦益遇到丁应泰之子。丁之子“出其父手书《东事始末》，首尾断烂，字画几不可辨，相与绎而存之。视两生之云，若合符节。比分纂《神宗实录》，欲以其书上史官，不果⑿”。就是说，钱谦益在天启四年参与编撰《明神宗实录》之前，通过丁应泰之子得到了丁应泰《东事始末》手稿。结合更早前与萧冯金等人的交流以为佐证，钱谦益完全认同了丁应泰之说，甚至一度想以《东事始末》的内容来编修《神宗实录》。
《东事始末》究竟写了些什么，钱谦益未留下原文。然而，钱谦益曾向族孙钱曾出示丁之书稿。钱曾在笺注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时称“公（钱谦益）尝以丁应泰东事始末手稿示余，故余知东征之事为信而有征。其详具刘编修颁诏朝鲜诗注中，使后之史氏有所采择焉⒀”。按钱曾的说法，他对钱谦益的《送刘编修颁诏朝鲜十首》第六首的笺注，可以说就是丁应泰《东事始末》的内容。现摘录如下：
杨镐、麻贵遣黄应阳贿清正，与约合，绐以亲诣会讲，自率大军奄至，夹攻山寨。陈寅奋勇先登，斫栅两重。清正白袍跃马，督倭俱守，其第三重栅垂拔。寅忽中弹，犹指挥士卒进攻。杨镐密令李国器窃割倭级，战因稍解。国器且以其弟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鸣金退兵，日犹未午也。次日如梅至，攻之不拔矣。
——钱曾笺注《牧斋初学集 送刘编修颁诏朝鲜十首 其六》
对比钱曾笺注和《全边略记》，不难发现，钱曾之说除误将茅国器记为李国器外，在其它内容上，不管是杨镐密令国器割首，还是国器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而鸣金，又或是到了次日，李如梅至但攻之不克，两书的记载是一致的。按照钱曾之说，其诗注的真面目就是丁应泰的《东事始末》，那么就足以证明，《全边略记》关于蔚山之战的相关记载其实同样是在沿用丁应泰之说。东林一脉为士林代表，他们采信并宣扬丁应泰之说，占据士林高度，易被士人所接受。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谈迁、谷应泰等会继续采用此说。如此一来，在明末清初的私家典籍中，关于蔚山之战的记述便彻底倒向丁应泰一方。
然而，按《宣祖实录》和《两朝平攘录》，茅国器二十四日连破三寨，李如梅也是同日登城。之后李如梅改守太和江岸，并未参与二十五日的攻城作战。所以，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次日如梅至，攻之不拔”的情况。相反陈寅本人才是于二十五日之战中弹被送还王京。丁应泰诬陷茅国器冒功割首，并将鸣金之人由杨镐改成茅国器，应该是茅国器最终未选择站队丁应泰，反而和吴惟忠等东征军大小将官二十三员集体上疏请留杨镐，与丁应泰交恶。故丁应泰事后以书稿故意构陷打击报复。
当然，丁之谬论为明清士人所延续，不单单是鸣金退兵一事。《全边略记》称：
镐溃奔星州，撤兵还王京，会同玠露布言尉山大捷。诸营上簿书，士卒亡者二万余。镐大怒，驳改，止称百十人。丁应泰闻蔚山之败，惭惋诣镐，问后计。镐示以张位、沈一贯手书，并所票未下旨，扬扬功伐，应泰怒，验进退实情，首论位、一贯交结边臣，扶同欺蔽，镐附势煽祸，饰败张功，及麻贵、李如梅按律悉当斩。并镐驳改阵亡兵马卷册封上。上览奏，震怒，欲付之法。内阁志皋力救得允，镐听勘。
这便是后世广为流传的“蔚山之战明军阵亡者二万”之说的源头。钱曾笺注《牧斋初学集》所记相同。故此说应与茅国器鸣金说一样，乃是丁应泰《东事始末》所编撰的内容。之后《明史纪事本末》沿用。唯《国榷》所记不同，只称“我军失亡万记⒁”。
其实早在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丁应泰初次上疏参劾时便宣称：“自有东事以来辽兵阵亡已逾二万皆丧于如梅兄弟之手”。然而此“二万”非彼“二万”。丁疏中的这二万包含“壬辰平壤一丧三千。癸巳平壤所报阵亡一千七百，人言啧啧岂下三四千。继而碧蹄丧三千余。昨南原丧三千余。稷山空城又四五百。今岛山几万⒂”，指的是壬辰役始的合计之数。单岛山一役，所报为近万。依据《宣祖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九月乙未条及张辅之《太仆奏议 东师奏报失实疏》，可知丁应泰最终上本参劾岛山之战具体损失为“军兵死者四千八百、又伤者六千，合委弃万众。战马死一万七千余匹”。就是说，丁应泰六月的奏疏中，哪怕这“岛山几万”之说也只是所报之虚数，并非实际阵亡数。单论蔚山阵亡数字，丁应泰本人也只是上本报称阵亡四千八百人绝非二万。
然而等到丁应泰编写《东事始末》之际，已经不顾之前的上本，堂而皇之夸大称蔚山之战后“诸营上簿书，士卒亡者二万余”，接近着又栽赃杨镐故意篡改“止称百十人”。事实上，根据《经略御倭奏议 题科部会勘未竟疏》，真正指使编造阵亡册数之徒并非杨镐而正是丁应泰。同时按照《太仆奏议 东师奏报失实疏》记载，杨镐和麻贵联署《东师奏报》中清清楚楚地报告了蔚山一战的伤亡情况，各级将官死者二十七名，士兵亡者一千五百九十四人，伤者二千九百零八人，足证丁应泰“镐大怒，驳改，止称百十人”之说也纯属捏造。可惜的是，由于丁应泰与东林一派的关系，丁说不实却反易为士人所接受。大抵从崇祯年起，明末清初私家笔记书籍大多采信丁应泰之说。《全边略记》、《明史纪事本末》皆如此。甚者有人直接就在《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丙戌条上注眉批称“此皆玠镐饰辞，实大败于蔚山，死者二万人”，足鉴丁应泰谬说的影响之深，而时之世人皆偏向于丁。
私家史籍如此。另一边的官修史籍《神宗实录》，其编修者如钱谦益，同样深信丁应泰之说。兼受萨尔浒之役后，世人对杨镐观感可谓差到极点。这直接影响到对同为杨镐指挥的蔚山之战，乃至整个东征援朝的印象。譬如《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丙戌条就记称：
是役也，陈寅乗胜登蔚城，援枹鼓之可灭此朝食。忽鸣金而退，镐不欲寅功在李如梅上也。故功垂成而，复败。镐罢后二十年，酋难作复起。镐为经略仍用李如栢为大帅，而有三路丧师之事。盖镐与李氏兄弟比以辽事，首尾数十年，卒以破坏，故致恨。亡辽者以镐为罪魁云
《神宗实录》在描述蔚山状况，故意引萨尔浒之役以形容杨镐为“罪魁”，又收录了丁应泰原始奏本中的“杨镐鸣金说”。需知此说原本直到天启元年亦未被世人全盘接受，甚至丁应泰本人编撰《东事始末》时也将其改为“茅国器鸣金说”。即便丁应泰有东林一脉相助，多也是沿用后者而非最初的“杨镐鸣金说”。然而作为官修史籍的《神宗实录》偏偏选用此说。
除此之外，《神宗实录》专门收录丁应泰的奏疏为蔚山之证。与之相对，杨镐麻贵所上蔚山之战相关奏报却被故意撇而不录。认为丁应泰在颠倒是非而明朝廷处置不妥的监军陈效曾上疏，称“前有劲敌，后有吏议。舍身而处当事之地，回顾尽是危机。故东事不坏则已坏……侥幸者妬功避罪，转相鼓煽。而闻帅已**戈，由后则赞画装点败衂失真。使耳食者疑功为罪、疑罪为功。而是非如辨穴鼠”，给事中许弘纲亦上疏为东征军喊冤：“今有事，武夫暴骨于原野，儒者袖手于朝堂。”⒃更有吴惟忠、茅国器、许国威、李芳春等东征军大小将官二十三员为请留杨镐的集体上疏，其疏详载于《宣祖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七月癸巳条。然而这些，全都被实录编修者选择性放弃，未能收入实录当中。
更有甚者，朝鲜两次遣使入明，为杨镐辩诬，请留经理。宣祖三十一年七月，陈奏使崔天健所上朝鲜国王奏本，专为杨镐请命，希望留下杨镐完成东征，结语有言：
伏愿圣明，洞察近日情形，深怜小邦危恳。亟留经理，以毕天讨，小邦幸甚，东事幸甚。 臣无任危闷恳迫之至。缘系大兵既集，抚臣被参，群情疑惑，事机将失。恳乞圣明，洞察实状，亟回干断，策砺镇定，以毕征讨事，为此谨具奏闻。
——《宣祖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七月甲申
然而在《神宗实录》中，李昖的奏本只剩下结尾的只言片语：
朝鲜国王李昖奏：大兵既集，抚臣被参，群情疑阻，事机将失。乞洞察实状，亟回干断，策励抚镇，以毕征讨。
上曰：杨镐等损师辱国，扶同欺蔽，特差科臣查勘。是非自明。不必代辩。
——《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六年八月庚申
为杨镐求情，表述杨镐之功，像“亟留经理，以毕天讨，小邦幸甚，东事幸甚”一般，明显是请留杨镐之意，在《神宗实录》中被删得一点不剩。
一次不成，九月朝鲜再遣李元翼入明，上《请留经理再奏》，重申杨镐功劳，依然希望杨镐留任：
特以杨镐锐意讨贼，一力干事，庶几镐在则贼可灭耳。其情亦可哀也。盖杨镐之得此于小邦者，实有其由。上年秋，倭贼大势，逼于汉南，都城朝夕将溃。杨镐单车赴难，谈笑却贼，再全邦命。此诚人所难为，而其功不可忘矣。岛山之战。为将士先倡，擐甲上阵，连日大捷，几缚淸酋。其义气胆勇，在人耳目。即此二举，而小邦之信服者深矣。观其担当东事，昼夜焦劳，任怨敢为，不避訾谤，则杨镐之受任尽瘁者至矣。
……（中略）……
今者水陆大兵，分道齐下，先声所及，湖岭震动。杨镐方唾掌临戎，克日举事。布置已定，规画已成，苟不乘此机会，催兵督饷，一大惩创，则虽欲省费行计，苟完目前，适以滋起后患，而天下受其祸。此时用力，又万倍矣。为今之计，须及兵力未老，饷道未竭，小邦物力不至澌尽，奋勇决策，一举迅扫，此乃先发制人之谋，一劳永逸之策。而天不见佑，事皆败意，九仞之功，亏于一篑，竟使老贼得遂其愿。天乎天乎，孰使之然哉。机会一跌，贼势渐炽，督臣郉玠又未来到。举国苍黄，益无依仗。彼长驱直上，何惮而不为哉。念及于此，心胆俱寒，切迫之情，已申于前奏。圣明之鉴，想烛于万里。而忧危之状，日急一日，复此冒昧，尘聒不止。臣岂为一杨镐哉。伏愿圣明怜察微臣危迫之恳，洞烛凶贼猖獗之形。委任荩臣，趁期征讨。使天朝拯济之恩，终有所结局。小邦垂绝之命，不至于尽丧。则小邦幸甚。天下幸甚。臣不胜恳祈切迫战灼兢惶之至。为此谨具奏闻。
——李廷龟著《请留经理再奏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这一次，实录的编修又故技重施，删改朝鲜奏文。《神宗实录》十月乙卯条记：
朝鲜告急，国王李昖奏：自抚臣杨镐革任西回，军情懈弛，全庆疑惧。我势先动，贼焰益张，悖言谩语，无复忌惮，又非前日。比边书告急，朝报夕至，目今事势十分危急，而主管无人。督臣邢玠又尚未到。举目仓皇，茫然无依，伏乞委任荩臣，趁期征讨。
上曰：朕已另遣万世德前去经理。近总督邢玠奏，目下分兵三路进兵，刻期攻剿。尔国亦当振饬将士，整备兵粮，协助共期荡平。毋得专恃天朝，自诿积弱。
明明是一篇为杨镐求情，希望明朝廷能留任杨镐以完成征伐的奏文，经实录的编修这么一删一改，意义全变。如果单看《神宗实录》的记载，李昖奏文的意思变成了希望明朝廷早日派遣新的大臣以完成东征。而原文的本意，即留任杨镐，则被篡改得半点也无。
当然，实录编修者的恶意并非单单针对蔚山和杨镐。万历二十七年九月，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报称“近闻大同调征倭军兵六千，今回止二千一百⒄”，对此，邢玠有专门回应：
如谓大同兵，原调六千今回止二千一百。及查大同兵先发回者：千总赵继爵等官军四百七十余员名，张椿等七百余员名，参将李宁领回八百八十余员名，参将杨登山、坐管张维城、沈栋领回军丁并提督总兵标下军丁共一千五百余员名，今续撤参将俞尚德领回一千二百余员名，尚有副总兵解生统领一千一百余员名，此皆大同兵也。
——《经略御倭奏议 请查东征钱粮疏》
根据邢玠的查点，大同镇所派出东征军六千人，实际存数五千八百五十余。李应策所谓六千止回二千一百，折损三千九百之说自然是无稽之谈。可《神宗实录》的编修再次选择性收录，单录李应策之言，对邢玠的回疏又撇而不录。其倾向性与恶意更加明显。由此可以看出，官方对蔚山之战，继而对东征之事，究竟持何种态度，恐怕已不必再说。
综合以上种种，从崇祯年始，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受各类因素的影响，经东林党人的传播，士林的采信，丁应泰之说大行其道。杨镐逐渐被定为“罪魁祸首”，与杨镐相善的之辈又如何讨得了好。
许国威和彭友德便被丁应泰视为杨镐心腹，斥为“党贼”，许国威更被斥为“大猾”。许国威出征之际，丁应泰强行搜查其住处，搜探行李，拿究家丁，后又以“银一两、马票一张”买通了许国威麾下的福兵林明等，诬告许国威“侵克军银八百两”18。直到宣祖三十二年，杨应文重勘朝鲜之际，许国威身上侵克的罪名才得以洗清19。后福建人黄俣卿得东征许游戎（游击）东征诸刻及叙功疏，最终完成《恤援朝鲜倭患考》。这位许游击或许便是同为福建人的许国威。书中直言许国威被丁应泰诬陷致使才猷磊落不竟所施，正是因为许国威乃杨镐的故人所受祸及20。
与杨镐亲善便已是如此下场，与杨镐关系最为亲密的李如梅自是处境更甚。不但被丁应泰视为蔚山首罪，更被丁应泰称为“中外之罪人”，参其“当斩者六、当罪者十”，后又遣余希元诬告李如梅蔚山之战“非首功而冒录”21，最终致使李如梅所立军功一概不为明朝廷所承认，《神宗实录》直接将蔚山的李如梅和萨尔浒的李如栢并称，又怎会清楚记载其叙功问题。于是出现了李如梅在第一次蔚山之战中虽立的种种功勋但后世史书几乎少有记载留存的现实。李如梅的先锋之功被故意抹去，后世史料《两朝平攘录》、《象村稿》等只记先锋摆赛、杨登山，再无李如梅之名；兵营城诱敌之功归了摆赛；兵营城先登之功归了解生；二十四日陷城隍堂登城本丸的功劳被陈寅冒领；解围之时亲领马军殿后，到了《明史》中更被诬为先奔溃逃之辈。
前后比对，李如梅蔚山军功的变化，部分源自杨镐麻贵之争，但大部仍然与丁应泰有关联。丁应泰在朝鲜的直接介入最终影响了明廷内部叙功。之后又是丁应泰直接或间接利用其在东林党中的人脉、文脉的影响力，大势抹黑东征军，抹黑杨镐、李如梅等人，造成明清之代史籍编辑一步步向丁之流言偏移。加上萨尔浒之后，世人对杨镐印象的迅速恶化，士林中更是将杨镐视为亡辽的罪魁。与杨镐关系紧密的李如梅随之也必然承受更多的污名化。就像明实录的编修们明明是记录蔚山之战的过程，却故意留下“镐罢后二十年，奴酋难作，复起镐为经略，仍用李如柏为大帅，而有三路丧师之事。盖镐与李氏兄弟比以辽事，首尾数十年，卒以破坏，故致恨22”之语，言下之意无非就是杨镐用李如柏致萨尔浒之败，而蔚山的情况就必然要与萨尔浒一致，故李如梅在蔚山就必须是有罪无功。至于发生在蔚山阵前的真实情景究竟如何，李如梅实际是有攻还是有过，中方的私家史籍编撰者和官方史料的编修对于这些似乎毫不在意。特别是东林党一脉，不做任何考据，轻易，或者说是故意选录了亲近者的谬说。甚至故意于抹除原始文献的存在，这一点以《明实录》的编撰最为明显，使后世之人无从掌握蔚山阵前的实际情况。因此，由于中朝两方不同的史记构成，中方史书记载里的蔚山之战与李如梅，与朝方实录所收蔚山阵前接伴使等官员所报文书中的李如梅，完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孔，也就并不足奇了。
开战首日，即宣祖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如梅作为明军先锋，冲锋在最前。农所之战，李如梅先是分兵按伏，再领精骑担任诱饵，佯攻外城（毛利阵所，即兵营城）诱敌。谁想日军不用斥候，不审敌军动静，毛利部毫无防范。李如梅改诱敌为登城，外城先登，击破阵所毛利军。待蔚山日军大部来源，李如梅乘机伪退，将敌军引入包围圈。最终明军农所大胜。李如梅部斩级最多。
十二月二十四日。李如梅率部夺下了浅野幸长驻守的倭城出丸，即城隍堂。之后所部兵马岛山本丸登城，差一点便攻陷了岛山城。之后，李如梅部移防太和江岸边以防止日军船队登陆。
十二月二十五、二十六两天，李如梅率部与企图强行登陆的日军船队交火，击沉日军船只十余艘。
宣祖三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军援军在城西强渡太和江，李如梅与解生率部阻击，在北岸江滩与日军交战。最终日军失利，退回南岸。
正月四日，杨镐决意撤军，李如梅、摆赛等奉命领骑兵殿后，与日军追击部队交锋，李如梅部又斩获数级，逼退日军。
以上种种，俱详载于朝鲜一方的史料中，特别是随军接伴使每日的启状中。依照朝方的记载，李如梅在蔚山一战称得上战功赫赫。然而，等到清朝乾隆四年，清廷编撰《明史》刊行。可《明史》关于蔚山之战以及李如梅的描述，与朝方的原始记载相较，完全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时麻贵三路进师，令如梅将左军，与右军共攻蔚山。如梅偕参将杨登山骑兵先进，设伏海滨，而令游击摆赛以轻骑诱贼，斩首四百有奇，余贼遁归岛山。副将陈寅冒矢石奋呼上，破栅两重。至第三栅，垂拔，杨镐为总理，宿与如梅昵，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鸣金收军。翊日，如梅至，攻之，不能拔。已而贼援至，如梅军先奔，诸军亦相继溃。
——《明史 李如梅传》
镐官辽东时，与如梅深相得。及是，游击陈寅连破贼二栅，第三栅垂拔矣，镐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鸣金收军。
——《明史 杨镐传》
按《明史》的说法，首先，兵营城诱敌的是摆赛，之后攻城战中陈寅登城，杨镐与李如梅狼狈为奸，不愿陈寅得首功便鸣金收军。而翌日李如梅亲自攻城，不克。最后，日军援军至，又是李如梅先逃导致诸军相继崩溃。《明史》所构成的李如梅形象，非但不再是蔚山的功臣，合该归属于罪人一列。从明万历二十五年至清乾隆四年，期间一百四十余年，究竟是什么原因，对同一个人，其记叙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这就不得不谈到明清史籍对蔚山之战的记载构成。
与蔚山之战有关的中方史料，现存最早独立成书的私家笔记大概是徐希震所撰《东征记》和诸葛元声所撰《两朝平攘录》。前者今国内已不存，有清代抄本存于韩国奎章阁。卷末写明，成书于皇明万历甲辰年，即万历三十二年。后者今存万历三十四年刻本。因此，两书的实际作成距第一次蔚山之战结束不过数年而已。现将二书相关记叙摘抄如下：
二十二日子时，抚镇自庆州发，诣蔚山，密令李如梅等埋伏二十里外，令摆赛领家丁先发，径抵蔚山搦战。倭欺我兵少，驱蚁聚万余突出。两军乍合，摆赛佯退，贼掩至。李副将传箭，伏兵起。贼骤见慌惧。麻将军亲督前军，大呼乱砍，退后即斩。杨经理亲督中军催迫。攻斗烔气书昏，炮声雷滚，崿动摇，沧寘欎抑。贼见草木皆兵，枪斧如林，各无斗志，抱头鼠窜。斩首四百四十余颗，伤而不及找者无算。活擒倭将十郎卫门，遗器械如山堆积。贼大败奔窜渡江，人多船小，风狂浪作，覆沉四五十只，尸如萍泛。舟中有指可掬。将士星飞追赶，兵交刃接，鱼散鸟惊。连破半鸥亭、城隍堂、太和江三寨，擒倭将四名，斩首六百一十余颗，活捉倭贼五名，夺获倭马器具不计其数。放火烧其寨，贼死水火中者又不胜数也。清正脱身走入岛山，米粮辎重俱弃，倭兵损折大半。
——《东征记》
左协副将李如梅同巡抚标下参将杨登山骑兵先到，各挑选轻骑，近岸埋伏，傍海拒援，而令游击摆赛以五百骑，于是日巳时抵巢诱贼。贼纵万余徒，各披带鲜、明盔甲，铳炮齐发，喊声震地，各挥刃迎敌。摆赛佯北，贼众乘势追赶，我兵伏者四起，奋勇剿杀，在阵斩获首级四百四十余颗，生擒倭将一员。已而，右协副总兵李芳春、解生等由西路马村齐至掩杀，我兵马步相兼，先后俱进，势焰张天，烟尘蔽日。贼皆望风奔溃，半由江边争船逃渡，覆舟四五只，渰死无数，具余尽归新修岛山城……（中略）……此日，游击茅国器统领浙兵，因李如梅已得首功，不待催督，各奋命先登，连将三寨打破。又斩首六百六十一颗，生擒倭四名，得获倭马、器具、盔甲、刀铳、旗帜无算，又烧毁寨内铺面及住房万余间，仓粮牲畜尽数烧毁。倭见我兵勇战，奔上岛山城，坚守不出。
——《两朝平攘录》
可以看到，二书皆记二十三日首战诱敌者为摆赛。直接阐明了明方在诱敌之功归属问题上的态度，即认定诱敌者为摆赛。当然，明方的态度与东征军内中矛盾与互相制衡关系颇深。前文谈过，蔚山战后，为缓和杨镐麻贵二人间的嫌隙，东征军巨头内部协商博弈的结果之一便是将蔚山诱敌之功划拨给摆赛，兵营城先登之功划拨给解生。只是摆解二将的叙功问题，受摆赛病逝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导致流程并不一致。
万历二十六年三月，摆赛突然病故于朝鲜。于是邢玠上《题摆游击恤典疏》，例数摆赛征东之功，记称“十二月内进剿蔚山等寨，本官（摆赛）首先诱敌，致收奇捷”及“其攻蔚山也，于龙潭虎穴之中而争先挑斗，致我师得以夹击而成功”。虽然同疏也为解生表功，记称解生“稷山堵截，其功居最。兵营城又破栅先登”。但同时也说明解生之功“例该升二级者，已在议叙”⑴，也就是还在商议讨论并未完全定下。
经过兵部的覆议，认同了东征军高层对摆赛的军功勘定，报称“其（摆赛）在东征也，无战不先。最吃紧者，稷山冲锋之役；最猛烈者，蔚山挑战之功”且此时抚恤摆赛“可籍以激发东征将士之锐念，可籍以歆动将来封疆之忠思，关系颇巨”⑵，于是同年五月一日，万历皇帝下旨摆赛赠副总兵衔，其后人儿男升本部正千户，可世袭⑶。摆赛叙功以及诱敌之功的归属问题至此算板上钉钉，尘埃落定。所以万历二十七年东征功成大赉诸臣时，对摆赛仍记曰：“赖有已故骁将摆赛，挑战蔚山致贼中诱而败北⑷。”
摆赛的问题是解决了，解生的叙功却没有一并得到确认。直到同年十二月，在朝的丁应泰一派占据大势，在丁应泰的布局下，最终才将“二十三日首功”正式归属予解生。
可是，按照麻贵的自述，二十三日解生所属的右协直到夕时(约午后六时)才赶到蔚山阵前，事实上并没有参与当日的战斗⑸。如前文所述，东征军高层经过协商，需将兵营城先登这份原属李如梅的军功转划给了时未在阵的解生。以此为基调形成的最终报功奏疏，原文究竟如何讲述解生登城，今已无可考证。但依照《两朝平攘录》的记载看来，是让傍晚才到场的解生等人提前登场了。不过由于解生叙功耗时远超摆赛，其间有不同的说法流传开。于是如《东征记》就并没有提及解生，而是描述为“麻将军亲督前军，大呼乱砍，退后即斩。杨经理亲督中军催迫”。这一点，更接近于《宣祖实录》中的麻贵自述。
观尔国奏本，极为骇愕。二十三日大捷，乃是俺标下将摆赛、杨登山领俺家丁得捷。而诬之曰:‘左协先锋云云。’初日督战时，俺辰间到彼厮杀，经理则午时始到，而专归功于经理。右协、中协则夕时乃到，而摆赛、杨登山则没而不录。
——《宣祖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二月乙亥
当然，两书虽同记摆赛诱敌，在相关细节上依然有所区别。《东征记》指出，设伏之计实际上是来自麻贵的密令。这又与《经略御倭奏议》“设伏、设诱，用正、用奇者，提督麻贵之苦心⑹”之说相符。还有就是摆赛所率为“家丁”，也与《宣祖实录》“乃是俺标下将摆赛、杨登山领俺家丁得捷”之说吻合。而《两朝平攘录》有意无意忽略了这些细节。
两相比较，同样是蔚山之战，《东征记》除了采信了摆赛诱敌说外，在其它方面，多与《宣祖实录》的表述一致。关于两路疑兵的记载比《两朝平攘录》更为准确，其详尽程度甚至超越了《宣祖实录》。这一点是《两朝平攘录》所无法比拟的。可惜的是，关于徐希震其人其事，史书少有记载。仅找到清代康熙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青社遗闻》寥寥数笔，根本无法推断《东征记》成书的资料来源⑺。
徐希震，江西人。少客江淮间，好书史，留心世务，为文词顷刻千言。以倭事、矿事上万言书，下部议。其乡人阁臣张位为建矿议，力与之争，不合，遂拂衣游齐鲁间，来客吾青。
——《青社遗闻 卷三》
文中“张位为阁臣，建开矿议”，这应该指万历二十四年。之后徐希震游历山东，到过青州。丁酉再乱时徐希震身处何地，实在找不到相关记述，难以判定。
相较《东征记》，判断《两朝平攘录》的创作源泉就简单许多。
诸葛元声，号味水，浙江会稽人，诸生，生卒年月不详。明万历九年到云南临元道贺幼殊处作幕客，直到万历四十五年始离滇。
——《〈滇史〉校点说明》
按此说明，诸葛元声本人，壬辰丁酉二役时身处云南，并未亲身参与万历援朝战争。所以他对于万历援朝战争，包括对蔚山之战的认知，其实都并非亲眼见证，而是通过收集当时在明朝内部传播的战报、奏疏、邸抄、传闻等所编成。以此为依据所形成的蔚山记忆，会出现摆赛诱敌说，出现解生的提前登场，也就并不奇怪了。
只是，在中方的史料中真的就不存在“李如梅才是蔚山诱敌功臣”的正确表叙吗？到也未必。天启元年成书的茅元仪所撰《武备志》记称“李如梅等斩获四百四十余，遂逼岛山营⑻”，首战突出李如梅而非摆赛。另外，更为有趣的还有《明史》系列。
清康熙年间，万斯同所编修的《明史稿》记称：
如梅偕参将杨登山骑兵先进，简锐卒伏海滨，而令游击摆赛以少兵挑战。贼出万人拒之。官军佯北诱贼入伏，贼惊溃，馘首四百有奇。俄右军芳春等亦至，贼望风奔遁争船。船覆，多溺死。退保岛山。
——《明史稿 麻贵传》
可见万斯同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沿用《两朝平攘录》。然而，待到乾隆四年武英殿版《明史》完成。同则的记事却发生了变化：
诸军至庆州，倭悉退屯蔚山，如梅诱败之。清正退保岛山，筑三砦自固。
——《明史 麻贵传》
《明史 麻贵传》中诱敌之人又变回了李如梅。这则记事非但有别于万氏的《明史稿》，也与同版《明史》其它列传，诸如《朝鲜传》、《李如梅传》所记不同。不知道是否是《明史》编修者的疏忽才导致了同书诸说未能一致。不过《明史》既能做出上述修改，也就从侧面佐证了至少在乾隆初年《明史》成书前，是存在有“李如梅诱敌说”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两朝平攘录》实际为明朝内部军报邸抄的合集编撰。但相较于《东征记》的籍籍无名，《两朝平攘录》刊行后，其影响力之大，甚至牵涉到日本的史籍文书编撰。
日本江户时代的朝鲜军记，比如堀正意所撰万治二年刊行的《朝鲜征伐记》，以及两年后刊行的林罗山所撰之《丰臣秀吉谱》，二者对蔚山之战的描写皆大段沿袭《两朝平攘录》，以至把李芳春、解生提前登场、小西行长至顺天来援这些错误的描述全盘照抄不误。不过日本人的狡诈在于，《两朝平攘录》原文记“贼皆望风奔溃，半由江边争船逃渡，覆舟四五只，渰死无数”，《东征记》也记“贼大败奔窜渡江，人多船小，风狂浪作，覆沉四五十只，尸如萍泛。舟中有指可掬”，都是说日军败北后争船逃回蔚山，船覆而溺死者众多。日本人笔锋一转，改为李芳春、解生乘舟攻城，被城上铁炮所阻，船覆李芳春、解生仅免而归。当然，日本人不清楚的是，第一、李芳春、解生实际并没有参与二十三日的战斗；第二、二十三日明军抵达蔚山阵前时并无水师随行，也就是说，明方根本就没船。其后的日方军记多继续沿用此误说。直到江户末年，川口长孺撰写《征韩伟略》，同则记事标注为参考了《秀吉谱》和《征伐记》，然后以此证明《两朝平攘录》所记日军溺死为误⑼。这就好笑了。所谓的日本学者压根没理清谁是谁的源头，用错误续撰新的错误，最后只能是错上加错而已。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不管是《东征记》还是《两朝平攘录》，均无类似于《明史》“杨镐鸣金收兵”的记载。《两朝平攘录》中更是强调二十四日茅国器因“李如梅已得首功”而奋勇向前。那么，所谓的“杨镐不愿陈寅功在李如梅之上便鸣金收军”的说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此说最早出自丁应泰万历二十六年六月的参劾奏本。丁应泰之本参杨镐“当罪者二十八事、可羞者十事”。其中罪四便是“清正上保岛山，陈寅乘胜登城，一鼓而渠魁就擒。镐急收兵，恐陈寅功加李如梅上也”。除参劾杨镐，丁应泰还参李如梅“当斩者六、当罪者十”，其当斩之罪中有两条：“蔚山寨墙平地高八九尺，乃陈寅砍寨而周升（陛）烧船，如梅驻马遥望，故智从来已然，观望当斩者二。寨开梅至，强抢倭级，致贼酋奔山，致国家贻无穷之祸，误国当斩者三⑽。”
丁应泰此举无非是为了构陷杨镐与李如梅的同时为其爪牙陈寅争功。然而根据《宣祖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一月丙午条陈寅的自叙以及日方记载，二十四日陈寅实际是从西北方向进攻蔚山倭城惣构塀，并连破三层木栅直抵岛山城西。之后西线明军打破三丸向上进攻，最后止步于二丸大门处。而在东线，浅野幸长放弃城隍堂出丸退入岛山的时间在陈寅打破惣构之后。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李如梅观望陈寅打破蔚山寨（即城隍堂、浅野丸）方入抢级。按照《宣祖实录》的记载，进攻并拔掉城隍堂的正是李如梅。并且同日完成登城的也不是陈寅，依然还是李如梅。真正鸣金收兵，最终导致李如梅登城事败的也不是杨镐，而是麻贵。非常讽刺的是，作为始作俑者的丁应泰仅过了数月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奏本中信誓旦旦参劾杨镐鸣金，在与朝鲜国王李昖的对话中，又改口指认李如梅才是鸣金者。
主事曰:“上年之役，大兵进围贼寨。若延一刻，则可获清正。而李如梅恐已不得功，而他得大功，径自鸣金退军，终误大事，不胜痛恨。七年之后，得此好机会，终焉如此，李如梅，中外之罪人也。”
——《宣祖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九月戊子
参考诸书对二十四日战斗的描述，《东征记》描写众将士连破三寨，斩首六百一十余。《两朝平攘录》和《武备志》则将此役归功于茅国器，均未提及有杨镐鸣金强令退兵之事。可以推论，直到天启初年，丁应泰所谓的“杨镐鸣金说”尚不为大众及史家所接受。至明末，沈国元修订的《皇明从信录》延续的还是《两朝平攘录》的说法。
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例外，比如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 卷十七 梅客生司马》中便采信了丁应泰的“杨镐鸣金说”，记曰“先是援朝鲜时，蔚山之战，城已垂尅。因杨镐欲李如松居首功，不许南将先入，下令退还。倭众乘之。天朝全师俱溃。识者恨之。”《万历野获编》的成书时间大概是万历三十四年左右，只是杨镐偏袒的对象被记成了李如松。
到了崇祯年间，新的说法突然出现。譬如崇祯元年成书，方孔炤编撰的《全边略记》记称：
麻贵遣黄应阳赂清正约合，而率大兵奄至其营，令陈寅攻山寨。寅身先士卒，冒弹矢呼而上，斫栅两重。清正白袍跃马，督倭拒守，其第三重栅垂拔。杨镐密令茅国器窃割倭级。国器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鸣金罢战。诘朝，如梅至，攻之不拔。
——《全边略记 海略》
这一次，攻城略地的功臣彻底变成了陈寅，而原来连破三寨、先奔夺门的茅国器变成了奉杨镐之命在后偷割首级的冒功之徒。鸣金之人也由杨镐更改为茅国器，原因到没变，还是为让李如梅获首功。方孔炤之后，大多的私家史籍均采用此说，比如谈迁所著《国榷》、谷应泰所《明史纪事本末》皆如此。那么，这种说法又是怎么出现的？仔细考量，这事儿仍然与丁应泰有关。
关于丁应泰，在朝鲜的史籍中能找到下列记载：
宣庙发使为镐辨诬。丁遂革职。然丁附东林。其子讼其父于东林党中。钱牧斋亦信而记之于集中。亦可见东林之虚踈而君子之易欺也。
——《无名子集 论壬辰事》
壬辰东援，出于神庙独断。而东林士类多不悦，以致冦开衅归怨于我。于是一种浮薄之徒，欲内交东林者，争斥朝鲜以为奇货，丁应泰即其一也。外国事情，既非中朝人所详。而东林自是士论所在，故举世靡然，不可户谕。明季文字语及东事者，类多爽实，甚至于以我昭敬王之恭俭好学，而谓之湎酒；李德馨之忠勤贞亮，而谓之嬖臣。他尚何说哉。钱是东林之雄，而与应泰密，故仇我尤甚。虽翰墨末事，舞文诋欺乃尔。其为人之褊刻可知。使操史笔。予夺之失其平心多矣。绛云之烧。安知非天意哉。
——金迈淳 《台山集 卷二十》
按照上述朝鲜的说法，丁应泰和东林党有瓜葛，钱谦益牵涉其中，导致东林党人对东征之事完全倾向于丁应泰一方。而东林掌控士论，以此占据舆论高度，进而影响了世人对于东征的观感。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对于第一次蔚山之战的印象。
丁应泰与东林党有何关联？
首先，丁应泰与东林党人郭正域关系颇深。陈鼎著《东林列传卷十五》记“（丁）应泰，（郭）正域所善也”。郭正域与丁应泰皆是武昌府江夏县人。万历十一年两人一起参加会试。郭正域登进士第二甲第二十七名，丁应泰登进士第三甲第五十九名。之后丁郭二人合撰《武昌府志》。既是同乡又是同年，还一起编书，可见二人关系亲密。
其次，《全边略记》的作者方孔炤一族和东林党也关系颇深。而方孔炤本人在《全边略记》中大肆吹捧丁应泰，宣称万历皇帝见丁应泰之奏，“谓御极二十六年，未见忠直如此人者。书其名于御屏⑾”。如此评价足够说明东林一派对丁应泰持何种态度。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丁应泰革职回籍后，编撰成《东事始末》一书。此书现虽不存世，但按钱谦益《初学集》的记载，该书书稿最终被丁应泰之子交付给了东林党人钱谦益。
那么，新说法的出现，是否是东林一派沿用的丁应泰之论？这就必须谈谈钱谦益和《东事始末》的联系。
钱谦益，东林文学派领袖，苏州府常熟县人。在东征军中，有一人与丁应泰有所牵连，恰巧也是常熟人。他就是整饬辽阳等处海防监督朝鲜军务山东按察司按察使——萧应宫。更恰巧的是，钱谦益和萧应宫二人间关系原本就非常亲密。钱家和萧家为常熟同乡，钱谦益族兄钱岱和萧应宫既是同乡，又是同岁。钱岱后人、钱谦益族孙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中提及钱岱和萧应宫两人“每相约入城，归时对坐殿桥上，携象棋戏下三四局，起望城中而叹：‘瓦似鱼鳞，它时何地受一廛著我两人耶？’后竟各遂其志。萧居城东，吾祖（钱岱）居城西，高门棹楔，衡宇相望。”所以钱萧两家乃是世交。萧应宫罢官归田后，曾出资修建常熟昆承双塔中的聚奎塔。初建未果，萧应宫便已离世，最后也是由钱谦益继承其遗愿最终完成修建。萧应宫逝世后，其墓志铭的撰者不是别，正是钱谦益。
而丁应泰与萧应宫，二人同样关系密切，立场一致。按《象村稿》记载，萧应宫因维护沈惟敬被邢玠所参，最终被逮捕下狱。在被革职前，萧应宫便遗书于丁应泰。而杨镐与丁应泰相争时，从周陛处搜出了丁应泰通书萧应宫曲护沈惟敬等项全书。钱谦益在《明故整饬辽阳等处海防、监督朝鲜军务、山东按察司按察使萧公墓志铭》中则写道：“赞画丁君应泰上书列其状，并极讼公冤，丁亦坐免官。”便是认为丁应泰因为给萧应宫伸冤而丢官。
有了萧应宫这层关系，钱谦益对丁应泰的态度，对东征军的态度，其立场已经相当明确了。更何况，钱谦益还跟壬辰役时赞画军务袁黄的手下冯仲缨、金相私交甚密，钱谦益撰有《东征二士录》一篇便是专为冯金二人所写。
无论是萧应宫还是冯仲缨、金相，均可算是东事中的失意者，前者坐牢罢官归田，后二人也因上司袁黄被李如松参劾罢归而随之被罢职归国。钱谦益深受影响，对东征本就观感不佳，认为“东征之役，更易督师制府，先后七年，老师费财，饰功掩败，海内为之骚动。迨平秀吉死，倭撤兵归国，始告成事”。对萧应宫、沈惟敬则一力维护，认为日军退兵全是沈惟敬诒书的缘故，而杨镐所谓“稷山、青山大捷”是冒功。又因萧应宫下狱为邢玠参劾之故，故借所谓东人王君荣之口，称“大丈夫肯俛首为邢（玠）小人用乎”，直诉邢玠为小人。之后，钱谦益遇到丁应泰之子。丁之子“出其父手书《东事始末》，首尾断烂，字画几不可辨，相与绎而存之。视两生之云，若合符节。比分纂《神宗实录》，欲以其书上史官，不果⑿”。就是说，钱谦益在天启四年参与编撰《明神宗实录》之前，通过丁应泰之子得到了丁应泰《东事始末》手稿。结合更早前与萧冯金等人的交流以为佐证，钱谦益完全认同了丁应泰之说，甚至一度想以《东事始末》的内容来编修《神宗实录》。
《东事始末》究竟写了些什么，钱谦益未留下原文。然而，钱谦益曾向族孙钱曾出示丁之书稿。钱曾在笺注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时称“公（钱谦益）尝以丁应泰东事始末手稿示余，故余知东征之事为信而有征。其详具刘编修颁诏朝鲜诗注中，使后之史氏有所采择焉⒀”。按钱曾的说法，他对钱谦益的《送刘编修颁诏朝鲜十首》第六首的笺注，可以说就是丁应泰《东事始末》的内容。现摘录如下：
杨镐、麻贵遣黄应阳贿清正，与约合，绐以亲诣会讲，自率大军奄至，夹攻山寨。陈寅奋勇先登，斫栅两重。清正白袍跃马，督倭俱守，其第三重栅垂拔。寅忽中弹，犹指挥士卒进攻。杨镐密令李国器窃割倭级，战因稍解。国器且以其弟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鸣金退兵，日犹未午也。次日如梅至，攻之不拔矣。
——钱曾笺注《牧斋初学集 送刘编修颁诏朝鲜十首 其六》
对比钱曾笺注和《全边略记》，不难发现，钱曾之说除误将茅国器记为李国器外，在其它内容上，不管是杨镐密令国器割首，还是国器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而鸣金，又或是到了次日，李如梅至但攻之不克，两书的记载是一致的。按照钱曾之说，其诗注的真面目就是丁应泰的《东事始末》，那么就足以证明，《全边略记》关于蔚山之战的相关记载其实同样是在沿用丁应泰之说。东林一脉为士林代表，他们采信并宣扬丁应泰之说，占据士林高度，易被士人所接受。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谈迁、谷应泰等会继续采用此说。如此一来，在明末清初的私家典籍中，关于蔚山之战的记述便彻底倒向丁应泰一方。
然而，按《宣祖实录》和《两朝平攘录》，茅国器二十四日连破三寨，李如梅也是同日登城。之后李如梅改守太和江岸，并未参与二十五日的攻城作战。所以，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次日如梅至，攻之不拔”的情况。相反陈寅本人才是于二十五日之战中弹被送还王京。丁应泰诬陷茅国器冒功割首，并将鸣金之人由杨镐改成茅国器，应该是茅国器最终未选择站队丁应泰，反而和吴惟忠等东征军大小将官二十三员集体上疏请留杨镐，与丁应泰交恶。故丁应泰事后以书稿故意构陷打击报复。
当然，丁之谬论为明清士人所延续，不单单是鸣金退兵一事。《全边略记》称：
镐溃奔星州，撤兵还王京，会同玠露布言尉山大捷。诸营上簿书，士卒亡者二万余。镐大怒，驳改，止称百十人。丁应泰闻蔚山之败，惭惋诣镐，问后计。镐示以张位、沈一贯手书，并所票未下旨，扬扬功伐，应泰怒，验进退实情，首论位、一贯交结边臣，扶同欺蔽，镐附势煽祸，饰败张功，及麻贵、李如梅按律悉当斩。并镐驳改阵亡兵马卷册封上。上览奏，震怒，欲付之法。内阁志皋力救得允，镐听勘。
这便是后世广为流传的“蔚山之战明军阵亡者二万”之说的源头。钱曾笺注《牧斋初学集》所记相同。故此说应与茅国器鸣金说一样，乃是丁应泰《东事始末》所编撰的内容。之后《明史纪事本末》沿用。唯《国榷》所记不同，只称“我军失亡万记⒁”。
其实早在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丁应泰初次上疏参劾时便宣称：“自有东事以来辽兵阵亡已逾二万皆丧于如梅兄弟之手”。然而此“二万”非彼“二万”。丁疏中的这二万包含“壬辰平壤一丧三千。癸巳平壤所报阵亡一千七百，人言啧啧岂下三四千。继而碧蹄丧三千余。昨南原丧三千余。稷山空城又四五百。今岛山几万⒂”，指的是壬辰役始的合计之数。单岛山一役，所报为近万。依据《宣祖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九月乙未条及张辅之《太仆奏议 东师奏报失实疏》，可知丁应泰最终上本参劾岛山之战具体损失为“军兵死者四千八百、又伤者六千，合委弃万众。战马死一万七千余匹”。就是说，丁应泰六月的奏疏中，哪怕这“岛山几万”之说也只是所报之虚数，并非实际阵亡数。单论蔚山阵亡数字，丁应泰本人也只是上本报称阵亡四千八百人绝非二万。
然而等到丁应泰编写《东事始末》之际，已经不顾之前的上本，堂而皇之夸大称蔚山之战后“诸营上簿书，士卒亡者二万余”，接近着又栽赃杨镐故意篡改“止称百十人”。事实上，根据《经略御倭奏议 题科部会勘未竟疏》，真正指使编造阵亡册数之徒并非杨镐而正是丁应泰。同时按照《太仆奏议 东师奏报失实疏》记载，杨镐和麻贵联署《东师奏报》中清清楚楚地报告了蔚山一战的伤亡情况，各级将官死者二十七名，士兵亡者一千五百九十四人，伤者二千九百零八人，足证丁应泰“镐大怒，驳改，止称百十人”之说也纯属捏造。可惜的是，由于丁应泰与东林一派的关系，丁说不实却反易为士人所接受。大抵从崇祯年起，明末清初私家笔记书籍大多采信丁应泰之说。《全边略记》、《明史纪事本末》皆如此。甚者有人直接就在《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丙戌条上注眉批称“此皆玠镐饰辞，实大败于蔚山，死者二万人”，足鉴丁应泰谬说的影响之深，而时之世人皆偏向于丁。
私家史籍如此。另一边的官修史籍《神宗实录》，其编修者如钱谦益，同样深信丁应泰之说。兼受萨尔浒之役后，世人对杨镐观感可谓差到极点。这直接影响到对同为杨镐指挥的蔚山之战，乃至整个东征援朝的印象。譬如《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丙戌条就记称：
是役也，陈寅乗胜登蔚城，援枹鼓之可灭此朝食。忽鸣金而退，镐不欲寅功在李如梅上也。故功垂成而，复败。镐罢后二十年，酋难作复起。镐为经略仍用李如栢为大帅，而有三路丧师之事。盖镐与李氏兄弟比以辽事，首尾数十年，卒以破坏，故致恨。亡辽者以镐为罪魁云
《神宗实录》在描述蔚山状况，故意引萨尔浒之役以形容杨镐为“罪魁”，又收录了丁应泰原始奏本中的“杨镐鸣金说”。需知此说原本直到天启元年亦未被世人全盘接受，甚至丁应泰本人编撰《东事始末》时也将其改为“茅国器鸣金说”。即便丁应泰有东林一脉相助，多也是沿用后者而非最初的“杨镐鸣金说”。然而作为官修史籍的《神宗实录》偏偏选用此说。
除此之外，《神宗实录》专门收录丁应泰的奏疏为蔚山之证。与之相对，杨镐麻贵所上蔚山之战相关奏报却被故意撇而不录。认为丁应泰在颠倒是非而明朝廷处置不妥的监军陈效曾上疏，称“前有劲敌，后有吏议。舍身而处当事之地，回顾尽是危机。故东事不坏则已坏……侥幸者妬功避罪，转相鼓煽。而闻帅已**戈，由后则赞画装点败衂失真。使耳食者疑功为罪、疑罪为功。而是非如辨穴鼠”，给事中许弘纲亦上疏为东征军喊冤：“今有事，武夫暴骨于原野，儒者袖手于朝堂。”⒃更有吴惟忠、茅国器、许国威、李芳春等东征军大小将官二十三员为请留杨镐的集体上疏，其疏详载于《宣祖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七月癸巳条。然而这些，全都被实录编修者选择性放弃，未能收入实录当中。
更有甚者，朝鲜两次遣使入明，为杨镐辩诬，请留经理。宣祖三十一年七月，陈奏使崔天健所上朝鲜国王奏本，专为杨镐请命，希望留下杨镐完成东征，结语有言：
伏愿圣明，洞察近日情形，深怜小邦危恳。亟留经理，以毕天讨，小邦幸甚，东事幸甚。 臣无任危闷恳迫之至。缘系大兵既集，抚臣被参，群情疑惑，事机将失。恳乞圣明，洞察实状，亟回干断，策砺镇定，以毕征讨事，为此谨具奏闻。
——《宣祖实录》宣祖三十一年七月甲申
然而在《神宗实录》中，李昖的奏本只剩下结尾的只言片语：
朝鲜国王李昖奏：大兵既集，抚臣被参，群情疑阻，事机将失。乞洞察实状，亟回干断，策励抚镇，以毕征讨。
上曰：杨镐等损师辱国，扶同欺蔽，特差科臣查勘。是非自明。不必代辩。
——《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六年八月庚申
为杨镐求情，表述杨镐之功，像“亟留经理，以毕天讨，小邦幸甚，东事幸甚”一般，明显是请留杨镐之意，在《神宗实录》中被删得一点不剩。
一次不成，九月朝鲜再遣李元翼入明，上《请留经理再奏》，重申杨镐功劳，依然希望杨镐留任：
特以杨镐锐意讨贼，一力干事，庶几镐在则贼可灭耳。其情亦可哀也。盖杨镐之得此于小邦者，实有其由。上年秋，倭贼大势，逼于汉南，都城朝夕将溃。杨镐单车赴难，谈笑却贼，再全邦命。此诚人所难为，而其功不可忘矣。岛山之战。为将士先倡，擐甲上阵，连日大捷，几缚淸酋。其义气胆勇，在人耳目。即此二举，而小邦之信服者深矣。观其担当东事，昼夜焦劳，任怨敢为，不避訾谤，则杨镐之受任尽瘁者至矣。
……（中略）……
今者水陆大兵，分道齐下，先声所及，湖岭震动。杨镐方唾掌临戎，克日举事。布置已定，规画已成，苟不乘此机会，催兵督饷，一大惩创，则虽欲省费行计，苟完目前，适以滋起后患，而天下受其祸。此时用力，又万倍矣。为今之计，须及兵力未老，饷道未竭，小邦物力不至澌尽，奋勇决策，一举迅扫，此乃先发制人之谋，一劳永逸之策。而天不见佑，事皆败意，九仞之功，亏于一篑，竟使老贼得遂其愿。天乎天乎，孰使之然哉。机会一跌，贼势渐炽，督臣郉玠又未来到。举国苍黄，益无依仗。彼长驱直上，何惮而不为哉。念及于此，心胆俱寒，切迫之情，已申于前奏。圣明之鉴，想烛于万里。而忧危之状，日急一日，复此冒昧，尘聒不止。臣岂为一杨镐哉。伏愿圣明怜察微臣危迫之恳，洞烛凶贼猖獗之形。委任荩臣，趁期征讨。使天朝拯济之恩，终有所结局。小邦垂绝之命，不至于尽丧。则小邦幸甚。天下幸甚。臣不胜恳祈切迫战灼兢惶之至。为此谨具奏闻。
——李廷龟著《请留经理再奏 月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这一次，实录的编修又故技重施，删改朝鲜奏文。《神宗实录》十月乙卯条记：
朝鲜告急，国王李昖奏：自抚臣杨镐革任西回，军情懈弛，全庆疑惧。我势先动，贼焰益张，悖言谩语，无复忌惮，又非前日。比边书告急，朝报夕至，目今事势十分危急，而主管无人。督臣邢玠又尚未到。举目仓皇，茫然无依，伏乞委任荩臣，趁期征讨。
上曰：朕已另遣万世德前去经理。近总督邢玠奏，目下分兵三路进兵，刻期攻剿。尔国亦当振饬将士，整备兵粮，协助共期荡平。毋得专恃天朝，自诿积弱。
明明是一篇为杨镐求情，希望明朝廷能留任杨镐以完成征伐的奏文，经实录的编修这么一删一改，意义全变。如果单看《神宗实录》的记载，李昖奏文的意思变成了希望明朝廷早日派遣新的大臣以完成东征。而原文的本意，即留任杨镐，则被篡改得半点也无。
当然，实录编修者的恶意并非单单针对蔚山和杨镐。万历二十七年九月，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报称“近闻大同调征倭军兵六千，今回止二千一百⒄”，对此，邢玠有专门回应：
如谓大同兵，原调六千今回止二千一百。及查大同兵先发回者：千总赵继爵等官军四百七十余员名，张椿等七百余员名，参将李宁领回八百八十余员名，参将杨登山、坐管张维城、沈栋领回军丁并提督总兵标下军丁共一千五百余员名，今续撤参将俞尚德领回一千二百余员名，尚有副总兵解生统领一千一百余员名，此皆大同兵也。
——《经略御倭奏议 请查东征钱粮疏》
根据邢玠的查点，大同镇所派出东征军六千人，实际存数五千八百五十余。李应策所谓六千止回二千一百，折损三千九百之说自然是无稽之谈。可《神宗实录》的编修再次选择性收录，单录李应策之言，对邢玠的回疏又撇而不录。其倾向性与恶意更加明显。由此可以看出，官方对蔚山之战，继而对东征之事，究竟持何种态度，恐怕已不必再说。
综合以上种种，从崇祯年始，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受各类因素的影响，经东林党人的传播，士林的采信，丁应泰之说大行其道。杨镐逐渐被定为“罪魁祸首”，与杨镐相善的之辈又如何讨得了好。
许国威和彭友德便被丁应泰视为杨镐心腹，斥为“党贼”，许国威更被斥为“大猾”。许国威出征之际，丁应泰强行搜查其住处，搜探行李，拿究家丁，后又以“银一两、马票一张”买通了许国威麾下的福兵林明等，诬告许国威“侵克军银八百两”18。直到宣祖三十二年，杨应文重勘朝鲜之际，许国威身上侵克的罪名才得以洗清19。后福建人黄俣卿得东征许游戎（游击）东征诸刻及叙功疏，最终完成《恤援朝鲜倭患考》。这位许游击或许便是同为福建人的许国威。书中直言许国威被丁应泰诬陷致使才猷磊落不竟所施，正是因为许国威乃杨镐的故人所受祸及20。
与杨镐亲善便已是如此下场，与杨镐关系最为亲密的李如梅自是处境更甚。不但被丁应泰视为蔚山首罪，更被丁应泰称为“中外之罪人”，参其“当斩者六、当罪者十”，后又遣余希元诬告李如梅蔚山之战“非首功而冒录”21，最终致使李如梅所立军功一概不为明朝廷所承认，《神宗实录》直接将蔚山的李如梅和萨尔浒的李如栢并称，又怎会清楚记载其叙功问题。于是出现了李如梅在第一次蔚山之战中虽立的种种功勋但后世史书几乎少有记载留存的现实。李如梅的先锋之功被故意抹去，后世史料《两朝平攘录》、《象村稿》等只记先锋摆赛、杨登山，再无李如梅之名；兵营城诱敌之功归了摆赛；兵营城先登之功归了解生；二十四日陷城隍堂登城本丸的功劳被陈寅冒领；解围之时亲领马军殿后，到了《明史》中更被诬为先奔溃逃之辈。
前后比对，李如梅蔚山军功的变化，部分源自杨镐麻贵之争，但大部仍然与丁应泰有关联。丁应泰在朝鲜的直接介入最终影响了明廷内部叙功。之后又是丁应泰直接或间接利用其在东林党中的人脉、文脉的影响力，大势抹黑东征军，抹黑杨镐、李如梅等人，造成明清之代史籍编辑一步步向丁之流言偏移。加上萨尔浒之后，世人对杨镐印象的迅速恶化，士林中更是将杨镐视为亡辽的罪魁。与杨镐关系紧密的李如梅随之也必然承受更多的污名化。就像明实录的编修们明明是记录蔚山之战的过程，却故意留下“镐罢后二十年，奴酋难作，复起镐为经略，仍用李如柏为大帅，而有三路丧师之事。盖镐与李氏兄弟比以辽事，首尾数十年，卒以破坏，故致恨22”之语，言下之意无非就是杨镐用李如柏致萨尔浒之败，而蔚山的情况就必然要与萨尔浒一致，故李如梅在蔚山就必须是有罪无功。至于发生在蔚山阵前的真实情景究竟如何，李如梅实际是有攻还是有过，中方的私家史籍编撰者和官方史料的编修对于这些似乎毫不在意。特别是东林党一脉，不做任何考据，轻易，或者说是故意选录了亲近者的谬说。甚至故意于抹除原始文献的存在，这一点以《明实录》的编撰最为明显，使后世之人无从掌握蔚山阵前的实际情况。因此，由于中朝两方不同的史记构成，中方史书记载里的蔚山之战与李如梅，与朝方实录所收蔚山阵前接伴使等官员所报文书中的李如梅，完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孔，也就并不足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