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拆迁工作的推进，有关暴力抗拆的新闻接二连三地闯入头条：苏州范木根被拆迁者入户围殴一怒之下捅死前来恐吓的拆迁公司老板和雇员；山东潍坊丁汉忠用镰刀砍死了来威胁、逼迫的拆迁人员；山东平邑张纪民被拆迁人员投掷汽油瓶烧死……这些事件无疑刺痛了社会的神经，也无形加大了政府的压力。
援朝老兵姚方云家被强拆后的残垣断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拆迁工作棋高一着。在汲取过去全国拆迁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拆迁的技术含量显著提升，由之前的“强拆”“血拆”升级为“骗拆”“疲拆”“恐拆”，为全国拆迁业提供了新的范本。
*骗拆*
2016年12月20日，在金星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金星村）朱黎明主任和上海市福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福隆所）诸顺民律师三个多月软磨硬泡下，经不起折腾的姚家兄弟当中的老幺姚琛明在众兄弟姐妹具不知情，在父亲姚方云还在医院治疗的情况下，在两杯酒的攻势下，稀里糊涂在《闵浦三桥工程民房先行拆除协议书》（以下简称先行拆除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时间过了近一年，在姚琛明几乎记不得有签订《先行拆除协议书》这回事的时候，2017年12月1日，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金星村五组82号援朝老兵姚方云的家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
2017年，已是86岁高龄的姚方云老人是参加朝鲜战争的老军人，却在自己暮年，自己辛苦建起来的房屋，在金星村主任朱黎明、福隆所律师诸顺民的大手一挥之下，一帮不明身份的人蜂拥而上，用铲车铲平了援朝老兵姚方云（此时还在医院治疗）的房屋，造成了援朝老兵姚方云无家可归的悲惨余生。老兵姚方云在悲愤中，带着无奈和不甘于2018年8月15日辞世。因唯一的房屋被金星村和福隆所强制铲平，姚方云老先生最后连个设立灵堂的地方都没有，留给儿女们的只剩下撕心裂肺……
姚琛明告诉记者，他是被金星村和福隆所指派的黑社会性质的四个黑衣人员绑架、殴打，非法拉上一辆车上载走，处于被非法拘禁的情况下，金星村和福隆所趁机派来三、四十个黑社会性质的黑衣男子，在村主任朱黎明、福隆所律师诸顺民的亲自指挥下，用铲车强拆了他们家的房子。
“我一家五口人的物品，数量及价值最高。我原在江苏宜兴工作了二十多年，回上海后，从事江苏宜兴紫砂壶及玉制品等相关工艺品生意，开过一个面积超百平方的店铺。关店后，将自己所有收藏的紫砂壶、玉手镯等物品全部存放在金星村五组82号的老宅。这些都是名家的紫砂壶，其中名家洪小兔制作的就有10只，每把价值现已约10万左右，计近100万元；名家董亚芳、陈忠庆、高俊、史伟如、陈珍华、刘梅仙手工制作的有10个，价格每把约5万元，总价近50万元。另外，我把之前卖掉的一套三房两厅的房屋里的全部的柚木等家具、家电及衣物等用品也放在该房屋。儿子姚俊于2016年12月21日因车祸去世，本来在一周年，要烧给儿子的衣报，也全部压在废墟下，全家人悲痛欲绝。”姚秋明泪流满面。
*疲拆*
那么，福隆所在这起援朝老兵姚方云唯一住宅被强拆的事件中赤膊上阵，这起事件是孤立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做过拆迁工作的工作人员很自豪地告诉记者：“从2015年开始，我们镇范围内的拆迁工作基本上都是交给福隆所去做的，这样我们就省了很多麻烦。他们（指福隆所）有的是办法，凭借自己掌握法律知识的优势，再加上他们有固定的一帮人，有什么堡垒攻不下的？”
记者在银康苑小区暗访时，吴会村拆迁户孙倩（化名）向记者大倒苦水，“2017年，我们村拆迁时，一个春日的下午，突然一个光头满是纹身的操河南口音，自称姓王带头大哥的大汉带了一帮20多人浩浩荡荡的队伍正式住入我们家。王姓带头大哥有计划、有组织地将24人分成两组值班，另有10多人流动执勤，村主任有时会过来看看动静，不过露个脸就走了。一旁的戴眼镜本地人自称律师的一直在叨叨，说什么迟拆不如早拆，早拆还有奖励，迟拆会被强拆，拆了以后还是最低补偿标准等等。我们家上有70多岁老人身体不好，下有正在上学的孩子，而且大孩子正准备中考。这帮人不考虑我们这些困难。这些河南人都是带着铺盖过来的，过来就将铺盖楼上楼下铺起，有的睡觉，有的打牌，有的围着我们两口训话，一旁律师帮我们上课。吃饭看着，上厕所也看着，动不动还在我老公胸口捣两拳。为了显示武力，一个年轻小伙用拳头将门砸了一个碗口大的洞。他们吃饭都是叫的快餐，吃完的饭盒都扔在房间里。王姓带头大哥还警告说，我们打你们是活该，你们打我们打伤打死都有国家赔偿。这样折腾了两天多，实在是精疲力竭了，没办法，我老公于凌晨三点左右将字签给了他们，王姓带头大哥才心满意足地带着一帮人离开了。”
记者不解地问：“那你们不报警的？”孙倩哈哈大笑：“我们报了啊，可人家警察一听说是拆迁的，马上就劝我们要跟人家好好协商，你说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记者哑口无言。
一旁的老伯伯听了我们的对话，也插上了话，“我们家是同心村的，比她家（指孙倩）晚拆了个把月，但那罪不是人能受的。7月份的时间，天气很热，他们拉了很多生活垃圾堆放我家房前屋后，搞得苍蝇满天飞，臭气熏天，无法正常生活。后来又给我家水断了。我们小老百姓想过个安生的日子都不成啊。我们都拆了马上二年了，说好给三套房的，现在还是一套房。不管是去村委会还是找那个律师事务所去要房子，都没人理我们。没地方喊冤。”
记者在银看苑小区暗访，跟孙倩他们类似的拆迁遭遇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深知，以非法、暴力拆迁来实现占有土地，实现暴利这一过程，也正是制度和法治文明快速流失的过程。福隆所在马桥镇多村主导、实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拆迁活动，马桥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不会不知情；对于村委会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的拆迁活动，马桥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不会不知道；对于不具有拆迁许可证的拆迁活动，马桥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不会不清楚……
福隆所在马桥镇已经“从事”拆迁工作近五年的时间，但他们（指马桥镇党委、政府领导）为什么要装作不清楚、不知情、不知道呢？
*恐拆*
让记者疑惑的是，作为土地原居有者的民众，产权被严重忽视。在没有任何拆迁许可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几乎是任意地、单方面地划定征地或者拆迁的范围。这样，本应属于正常商业交易范畴的土地产权转让，被全部纳入地方政府以公权力为支撑而对民众行使的征收范围内。在征地和拆迁实施过程中，基层政府为了让非法拆迁工作一路畅通，将自己置身事外，往往借助“外力”使用哄骗、恐吓或是暴力手段，这是老百姓最为绝望的。
马桥镇政府不予受理通知书
通过梳理马桥镇众多的拆迁案例，记者发现，马桥镇党委及政府主要领导对下级机构“委托社会力量动手、自己背后撑腰”的拆迁模式采取纵容的态度，其实质就是一种委托行为，把自己置身事外。在所有强拆、逼拆事件中，补偿标准往往是引发冲突的导火索。在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政府官员指使“拆迁 部队”采取“非常规手段”，或速战速决，或软磨硬泡，或暗度陈仓，导致“疲拆”“恐拆”在马桥镇屡见不鲜，任由其形成常态。显然，这是失民心、抛民意、弃法度、丢党性之举，但这似乎并没有引起马桥镇党政领导的足够重视。
2017年12月24日，福隆所律师敲开了郭祥（化名）家的大门，对200多平米面积的房屋开价108万元，遭到郭祥的否决。12月27日夜，就有人拿砖头砸窗子玻璃。12月28日福隆所律师再次登门，开价205万元，郭祥仍没有同意，当天夜里一点多钟，有三个蒙面人手持铁棍再次砸烂窗子玻璃多面。
暴力的背后无非是暴利的驱动。马桥镇对下级自治组织和律师事务所这种有组织有谋划地先占后卖，逼迁圈地谋取暴利，肆意践踏法律的行径如此纵容、放任，在全国尚不多见。我们都知道，拆迁公司（福隆所）受利益驱策，披着法律的外衣，却无视法律，究其深层原因是其背后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没有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福隆所雇佣的黑社会拆迁人员没有那么大的胆气，村委会主任也没有那么大的底气。征地拆迁必须经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真正站在群众立场上，征地主体单位也好，拆迁公司也罢，不敢这么大胆地凌辱法律。
援朝老兵姚方云在住院期间，房屋被“袭拆”，事后姚家人报警，警察不立案，到镇政府申诉，镇政府假装不知情，把自己撇清得一干二净。但就是不追责，不处理，让姚家人十分无奈。姚家人没有办法只好把金星村和福隆所告上法庭，而这正上了拆迁单位的轨道，一审法院堂而皇之地判决违法协议成立，姚家人就是没有办法。
为什么审判机关和基层政府此时都成了福隆所黑恶犯罪的庇护所？难道福隆所黑恶势力如此强大？马桥镇党政领导难道不知道纵容、包庇黑势力，这对上海基层政治生态的杀伤力是无法估量和无法弥补的吗？
我们都清楚，正因为马桥镇问责机制缺位，才会纵容个别官员庇护或指使并借助福隆所的黑社会力量搞非法强拆。在福隆所诸多拆迁案例中，暴力拆迁无论造成多么恶劣的社会影响，都没有被问责，被叫停，反而受到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个别官员对拆迁乐此不疲，所以在马桥镇才会一再发生拆迁悲剧及闹剧。
针对马桥镇这种由村民自治组织主导，由福隆律师事务所来实施的拆迁活动，记者十分不解。记者询问了跟马桥镇相邻的颛桥镇负责过拆迁工作的一位关系不错的朋友。朋友解释说，“这就是一个套路，村级自治组织实施拆迁有很多好处，最主要的是不害怕你打官司，也就是说，即使你打赢了，你也没法执行。因为村自治组织的财产是群众集体的，大家都有份，你怎么执行？”记者恍然大悟。
援朝老兵姚方云家被强拆后的残垣断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拆迁工作棋高一着。在汲取过去全国拆迁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拆迁的技术含量显著提升，由之前的“强拆”“血拆”升级为“骗拆”“疲拆”“恐拆”，为全国拆迁业提供了新的范本。
*骗拆*
2016年12月20日，在金星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金星村）朱黎明主任和上海市福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福隆所）诸顺民律师三个多月软磨硬泡下，经不起折腾的姚家兄弟当中的老幺姚琛明在众兄弟姐妹具不知情，在父亲姚方云还在医院治疗的情况下，在两杯酒的攻势下，稀里糊涂在《闵浦三桥工程民房先行拆除协议书》（以下简称先行拆除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时间过了近一年，在姚琛明几乎记不得有签订《先行拆除协议书》这回事的时候，2017年12月1日，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金星村五组82号援朝老兵姚方云的家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
2017年，已是86岁高龄的姚方云老人是参加朝鲜战争的老军人，却在自己暮年，自己辛苦建起来的房屋，在金星村主任朱黎明、福隆所律师诸顺民的大手一挥之下，一帮不明身份的人蜂拥而上，用铲车铲平了援朝老兵姚方云（此时还在医院治疗）的房屋，造成了援朝老兵姚方云无家可归的悲惨余生。老兵姚方云在悲愤中，带着无奈和不甘于2018年8月15日辞世。因唯一的房屋被金星村和福隆所强制铲平，姚方云老先生最后连个设立灵堂的地方都没有，留给儿女们的只剩下撕心裂肺……
姚琛明告诉记者，他是被金星村和福隆所指派的黑社会性质的四个黑衣人员绑架、殴打，非法拉上一辆车上载走，处于被非法拘禁的情况下，金星村和福隆所趁机派来三、四十个黑社会性质的黑衣男子，在村主任朱黎明、福隆所律师诸顺民的亲自指挥下，用铲车强拆了他们家的房子。
“我一家五口人的物品，数量及价值最高。我原在江苏宜兴工作了二十多年，回上海后，从事江苏宜兴紫砂壶及玉制品等相关工艺品生意，开过一个面积超百平方的店铺。关店后，将自己所有收藏的紫砂壶、玉手镯等物品全部存放在金星村五组82号的老宅。这些都是名家的紫砂壶，其中名家洪小兔制作的就有10只，每把价值现已约10万左右，计近100万元；名家董亚芳、陈忠庆、高俊、史伟如、陈珍华、刘梅仙手工制作的有10个，价格每把约5万元，总价近50万元。另外，我把之前卖掉的一套三房两厅的房屋里的全部的柚木等家具、家电及衣物等用品也放在该房屋。儿子姚俊于2016年12月21日因车祸去世，本来在一周年，要烧给儿子的衣报，也全部压在废墟下，全家人悲痛欲绝。”姚秋明泪流满面。
*疲拆*
那么，福隆所在这起援朝老兵姚方云唯一住宅被强拆的事件中赤膊上阵，这起事件是孤立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做过拆迁工作的工作人员很自豪地告诉记者：“从2015年开始，我们镇范围内的拆迁工作基本上都是交给福隆所去做的，这样我们就省了很多麻烦。他们（指福隆所）有的是办法，凭借自己掌握法律知识的优势，再加上他们有固定的一帮人，有什么堡垒攻不下的？”
记者在银康苑小区暗访时，吴会村拆迁户孙倩（化名）向记者大倒苦水，“2017年，我们村拆迁时，一个春日的下午，突然一个光头满是纹身的操河南口音，自称姓王带头大哥的大汉带了一帮20多人浩浩荡荡的队伍正式住入我们家。王姓带头大哥有计划、有组织地将24人分成两组值班，另有10多人流动执勤，村主任有时会过来看看动静，不过露个脸就走了。一旁的戴眼镜本地人自称律师的一直在叨叨，说什么迟拆不如早拆，早拆还有奖励，迟拆会被强拆，拆了以后还是最低补偿标准等等。我们家上有70多岁老人身体不好，下有正在上学的孩子，而且大孩子正准备中考。这帮人不考虑我们这些困难。这些河南人都是带着铺盖过来的，过来就将铺盖楼上楼下铺起，有的睡觉，有的打牌，有的围着我们两口训话，一旁律师帮我们上课。吃饭看着，上厕所也看着，动不动还在我老公胸口捣两拳。为了显示武力，一个年轻小伙用拳头将门砸了一个碗口大的洞。他们吃饭都是叫的快餐，吃完的饭盒都扔在房间里。王姓带头大哥还警告说，我们打你们是活该，你们打我们打伤打死都有国家赔偿。这样折腾了两天多，实在是精疲力竭了，没办法，我老公于凌晨三点左右将字签给了他们，王姓带头大哥才心满意足地带着一帮人离开了。”
记者不解地问：“那你们不报警的？”孙倩哈哈大笑：“我们报了啊，可人家警察一听说是拆迁的，马上就劝我们要跟人家好好协商，你说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记者哑口无言。
一旁的老伯伯听了我们的对话，也插上了话，“我们家是同心村的，比她家（指孙倩）晚拆了个把月，但那罪不是人能受的。7月份的时间，天气很热，他们拉了很多生活垃圾堆放我家房前屋后，搞得苍蝇满天飞，臭气熏天，无法正常生活。后来又给我家水断了。我们小老百姓想过个安生的日子都不成啊。我们都拆了马上二年了，说好给三套房的，现在还是一套房。不管是去村委会还是找那个律师事务所去要房子，都没人理我们。没地方喊冤。”
记者在银看苑小区暗访，跟孙倩他们类似的拆迁遭遇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深知，以非法、暴力拆迁来实现占有土地，实现暴利这一过程，也正是制度和法治文明快速流失的过程。福隆所在马桥镇多村主导、实施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拆迁活动，马桥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不会不知情；对于村委会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的拆迁活动，马桥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不会不知道；对于不具有拆迁许可证的拆迁活动，马桥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不会不清楚……
福隆所在马桥镇已经“从事”拆迁工作近五年的时间，但他们（指马桥镇党委、政府领导）为什么要装作不清楚、不知情、不知道呢？
*恐拆*
让记者疑惑的是，作为土地原居有者的民众，产权被严重忽视。在没有任何拆迁许可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几乎是任意地、单方面地划定征地或者拆迁的范围。这样，本应属于正常商业交易范畴的土地产权转让，被全部纳入地方政府以公权力为支撑而对民众行使的征收范围内。在征地和拆迁实施过程中，基层政府为了让非法拆迁工作一路畅通，将自己置身事外，往往借助“外力”使用哄骗、恐吓或是暴力手段，这是老百姓最为绝望的。
马桥镇政府不予受理通知书
通过梳理马桥镇众多的拆迁案例，记者发现，马桥镇党委及政府主要领导对下级机构“委托社会力量动手、自己背后撑腰”的拆迁模式采取纵容的态度，其实质就是一种委托行为，把自己置身事外。在所有强拆、逼拆事件中，补偿标准往往是引发冲突的导火索。在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政府官员指使“拆迁 部队”采取“非常规手段”，或速战速决，或软磨硬泡，或暗度陈仓，导致“疲拆”“恐拆”在马桥镇屡见不鲜，任由其形成常态。显然，这是失民心、抛民意、弃法度、丢党性之举，但这似乎并没有引起马桥镇党政领导的足够重视。
2017年12月24日，福隆所律师敲开了郭祥（化名）家的大门，对200多平米面积的房屋开价108万元，遭到郭祥的否决。12月27日夜，就有人拿砖头砸窗子玻璃。12月28日福隆所律师再次登门，开价205万元，郭祥仍没有同意，当天夜里一点多钟，有三个蒙面人手持铁棍再次砸烂窗子玻璃多面。
暴力的背后无非是暴利的驱动。马桥镇对下级自治组织和律师事务所这种有组织有谋划地先占后卖，逼迁圈地谋取暴利，肆意践踏法律的行径如此纵容、放任，在全国尚不多见。我们都知道，拆迁公司（福隆所）受利益驱策，披着法律的外衣，却无视法律，究其深层原因是其背后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没有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福隆所雇佣的黑社会拆迁人员没有那么大的胆气，村委会主任也没有那么大的底气。征地拆迁必须经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真正站在群众立场上，征地主体单位也好，拆迁公司也罢，不敢这么大胆地凌辱法律。
援朝老兵姚方云在住院期间，房屋被“袭拆”，事后姚家人报警，警察不立案，到镇政府申诉，镇政府假装不知情，把自己撇清得一干二净。但就是不追责，不处理，让姚家人十分无奈。姚家人没有办法只好把金星村和福隆所告上法庭，而这正上了拆迁单位的轨道，一审法院堂而皇之地判决违法协议成立，姚家人就是没有办法。
为什么审判机关和基层政府此时都成了福隆所黑恶犯罪的庇护所？难道福隆所黑恶势力如此强大？马桥镇党政领导难道不知道纵容、包庇黑势力，这对上海基层政治生态的杀伤力是无法估量和无法弥补的吗？
我们都清楚，正因为马桥镇问责机制缺位，才会纵容个别官员庇护或指使并借助福隆所的黑社会力量搞非法强拆。在福隆所诸多拆迁案例中，暴力拆迁无论造成多么恶劣的社会影响，都没有被问责，被叫停，反而受到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个别官员对拆迁乐此不疲，所以在马桥镇才会一再发生拆迁悲剧及闹剧。
针对马桥镇这种由村民自治组织主导，由福隆律师事务所来实施的拆迁活动，记者十分不解。记者询问了跟马桥镇相邻的颛桥镇负责过拆迁工作的一位关系不错的朋友。朋友解释说，“这就是一个套路，村级自治组织实施拆迁有很多好处，最主要的是不害怕你打官司，也就是说，即使你打赢了，你也没法执行。因为村自治组织的财产是群众集体的，大家都有份，你怎么执行？”记者恍然大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