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轼先生历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臣，是三朝元老，还曾当过帝王师。乾隆初入学，雍正命朱轼为师，在懋勤殿设讲坛，行拜师礼。朱轼对弘历要求甚严，家长雍正也觉得过分了，就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意思是说，对皇子教育他做王，不教育他也做王，先生何必这么严格呢？朱轼答道：“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这里可以看出，朱先生是非常爱搞意识形态的。
诚如是，朱轼以醇儒而任浙江巡抚，特别喜欢推销儒家理学，治理属下之民，非古不行，非礼勿视。他特别信奉“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教会变坏”，把所有的民众要当尧舜来培养，好像不教则人人都会成为桀纣，“按古制婚丧祭燕之仪以教士民，又禁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在他治下，群众不能搞“篝火晚会”，不能搞游泳等体育活动，大概是辖区内曾有个别妇女同志与和尚搞到一块儿了吧，所以他禁止所有的妇女到寺院里去；男女挤在一起看露天电影与草台杂剧，尤其在严禁之列。也许是群众的素质真的很差吧，朱省长做出规划，打算把全省群众都培养成为尧舜，可是，群众都不太买账。“如卖浆市饼之流，弛担闭门，默默不得意”。街头村尾，一片死寂。“死寂”这词，我们觉得“糟得很”，但朱省长一定觉得“好得很”，稳定压倒泰山。把百姓关在屋里老婆孩子热炕头，比到外面与人交头接耳，与人嘻嘻哈哈，或者到处串联搞活动，更符合朝廷的根本利益。
朱省长造就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大政绩，自然也就高升了。之后，是李卫来执掌浙江。这个李卫，我们都不陌生，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的，都熟悉这个角色。李卫没有读过什么书，不太认字，对那些载在之乎者也之中的仁啊礼啊，不懂。说起来，李卫是朱省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当年，山西闹饥荒，这李卫会武功，于是就当了朱领导的随扈，以办事干练与武功高强，在朱领导心目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赈灾归来，朱领导就向上面推荐了李卫，他从此一路高升。
话说李卫来到浙江，其治政方针大异，他不搞凡是朱省长推行的就坚决执行那一套，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除了准许群众搞派对搞舞会等等之外，宽松政策走得更远，“不禁妓女，不擒樗蒲，不废茶坊酒肆”。妓女这事情，在李卫那时代，法无禁止即可行；打字牌打麻将打三打哈等所谓樗蒲之类，除了大赌涉嫌违法，小赌也只是怡情；而喝茶喝酒，开茶馆开酒店，根本就没犯着哪一条啊，所以李卫就“一切听从民便，歌舞太平”。在李卫那里，穷苦人小偷小摸，也不会严惩，“此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矣”。把小蟊贼的活路全堵死，那他们怎么活？初出茅庐的李卫，在他看来，社区自治或者乡村自治，关键在“自”字而不在“治”字。首先是百姓能够自为，然后呢，可以自在。李卫的治政思路可能真不待官所爱见，可是怪得很，老百姓却很高兴，所谓“细民颂祷焉”。
朱轼全以精神文明来治政，被当时称之为“齐之以礼”。李卫不大搞意识形态，被当时称之为“敏之有功”。“齐之以礼”是古以有之的事情，论语中的现成句子。意思是说，如果能用道德来教育百姓，同时又用礼法来约束他们，那么百姓就不但具备羞耻之心，而且能够改过向善。李卫死后的谥号叫敏达，时人把这治理方式呼之为“敏之有功”，这是时人新概括的新理论成果，翻译成现代政治语言就是“李卫现象”。
老实说，在封建时代，能够肯定李卫这种做法，不知是儒家治统闭上了其意识形态的眼睛，还是儒家治统睁开了其意识形态的眼睛。估计是只是闭了一下的可能性更大。素来的统治者都喜欢“齐之以礼”，朱元璋的特务政治，尤其把这种治统推向极致。民国时期，蒋介石搞保甲制度，把行政手段的触角伸到军队、警察队伍里、乡村的村组里，使百姓的一举一动，莫不在其视野之内，莫不在其耳廓当中，莫不在其手掌心板。“敏之有功”的模式几曾推广过？即使是李卫，后来也是一反初衷，常常自恃武术高超，带领一般人马到处巡逻，“逻卒四布，以兴大狱”。某次，探知有位张姓盐商，大概是搞了“连锁经营”吧，发展了一些人，结果被李卫侦探得知，“遂被指为逆谋”，于是“搜其旅邸”，由此牵连五省之人。
清代晚期，两广总督刘坤一也特别爱搞“齐之以礼”。他常常喜欢微服私访，喜欢进社区：统战要进社区，治安要进社区，禁毒要进社区，城管要进社区，移风易俗要进社区，殡葬改革要进社区。一日，刘总督根据“抓赌要进社区”的治政理念，深更半夜到百姓家去侧耳听墙脚，听到有人语：“你这张起夹了。”刘总督以为是百姓关起门在赌博，“公意必斗叶子者”，马上破门而入，门内却只有一寡妇一少女，原来是母女俩在纳鞋底刷糨糊。刘总督连呼“误会”，可是那妇女哪里肯就此放过？“谓己寡妇孤女，汝硬呼门入直入卧室欲何为？”搞得刘总督下不了台，只好“书银票两千与之”，然后“始脱身归署”。因为行政赔偿之类的事情，都是公款埋单的，所以刘总督也就大笔一挥，完事。在刘总督看来，亲自去民间抓赌，以一杆子精神一抓到底，肯定是没错的，错的是这次太有偶然性了。
这事若搁现在，刘总督那种尴尬是不太会出现的，因为有高科技做支撑。在社区过道里装电子眼，到群众床头装窃听器，几乎都会一逮一个正着，抓人不会抓错，罚款不会罚错，由此可以“齐之以礼”，百姓就可以备羞耻之心，改过向善了。把“生龙”关进了铁屋子，把“活虎”关进了铁屋子，世界也就寂静了，多爽。
诚如是，朱轼以醇儒而任浙江巡抚，特别喜欢推销儒家理学，治理属下之民，非古不行，非礼勿视。他特别信奉“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教会变坏”，把所有的民众要当尧舜来培养，好像不教则人人都会成为桀纣，“按古制婚丧祭燕之仪以教士民，又禁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在他治下，群众不能搞“篝火晚会”，不能搞游泳等体育活动，大概是辖区内曾有个别妇女同志与和尚搞到一块儿了吧，所以他禁止所有的妇女到寺院里去；男女挤在一起看露天电影与草台杂剧，尤其在严禁之列。也许是群众的素质真的很差吧，朱省长做出规划，打算把全省群众都培养成为尧舜，可是，群众都不太买账。“如卖浆市饼之流，弛担闭门，默默不得意”。街头村尾，一片死寂。“死寂”这词，我们觉得“糟得很”，但朱省长一定觉得“好得很”，稳定压倒泰山。把百姓关在屋里老婆孩子热炕头，比到外面与人交头接耳，与人嘻嘻哈哈，或者到处串联搞活动，更符合朝廷的根本利益。
朱省长造就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大政绩，自然也就高升了。之后，是李卫来执掌浙江。这个李卫，我们都不陌生，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的，都熟悉这个角色。李卫没有读过什么书，不太认字，对那些载在之乎者也之中的仁啊礼啊，不懂。说起来，李卫是朱省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当年，山西闹饥荒，这李卫会武功，于是就当了朱领导的随扈，以办事干练与武功高强，在朱领导心目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赈灾归来，朱领导就向上面推荐了李卫，他从此一路高升。
话说李卫来到浙江，其治政方针大异，他不搞凡是朱省长推行的就坚决执行那一套，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除了准许群众搞派对搞舞会等等之外，宽松政策走得更远，“不禁妓女，不擒樗蒲，不废茶坊酒肆”。妓女这事情，在李卫那时代，法无禁止即可行；打字牌打麻将打三打哈等所谓樗蒲之类，除了大赌涉嫌违法，小赌也只是怡情；而喝茶喝酒，开茶馆开酒店，根本就没犯着哪一条啊，所以李卫就“一切听从民便，歌舞太平”。在李卫那里，穷苦人小偷小摸，也不会严惩，“此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矣”。把小蟊贼的活路全堵死，那他们怎么活？初出茅庐的李卫，在他看来，社区自治或者乡村自治，关键在“自”字而不在“治”字。首先是百姓能够自为，然后呢，可以自在。李卫的治政思路可能真不待官所爱见，可是怪得很，老百姓却很高兴，所谓“细民颂祷焉”。
朱轼全以精神文明来治政，被当时称之为“齐之以礼”。李卫不大搞意识形态，被当时称之为“敏之有功”。“齐之以礼”是古以有之的事情，论语中的现成句子。意思是说，如果能用道德来教育百姓，同时又用礼法来约束他们，那么百姓就不但具备羞耻之心，而且能够改过向善。李卫死后的谥号叫敏达，时人把这治理方式呼之为“敏之有功”，这是时人新概括的新理论成果，翻译成现代政治语言就是“李卫现象”。
老实说，在封建时代，能够肯定李卫这种做法，不知是儒家治统闭上了其意识形态的眼睛，还是儒家治统睁开了其意识形态的眼睛。估计是只是闭了一下的可能性更大。素来的统治者都喜欢“齐之以礼”，朱元璋的特务政治，尤其把这种治统推向极致。民国时期，蒋介石搞保甲制度，把行政手段的触角伸到军队、警察队伍里、乡村的村组里，使百姓的一举一动，莫不在其视野之内，莫不在其耳廓当中，莫不在其手掌心板。“敏之有功”的模式几曾推广过？即使是李卫，后来也是一反初衷，常常自恃武术高超，带领一般人马到处巡逻，“逻卒四布，以兴大狱”。某次，探知有位张姓盐商，大概是搞了“连锁经营”吧，发展了一些人，结果被李卫侦探得知，“遂被指为逆谋”，于是“搜其旅邸”，由此牵连五省之人。
清代晚期，两广总督刘坤一也特别爱搞“齐之以礼”。他常常喜欢微服私访，喜欢进社区：统战要进社区，治安要进社区，禁毒要进社区，城管要进社区，移风易俗要进社区，殡葬改革要进社区。一日，刘总督根据“抓赌要进社区”的治政理念，深更半夜到百姓家去侧耳听墙脚，听到有人语：“你这张起夹了。”刘总督以为是百姓关起门在赌博，“公意必斗叶子者”，马上破门而入，门内却只有一寡妇一少女，原来是母女俩在纳鞋底刷糨糊。刘总督连呼“误会”，可是那妇女哪里肯就此放过？“谓己寡妇孤女，汝硬呼门入直入卧室欲何为？”搞得刘总督下不了台，只好“书银票两千与之”，然后“始脱身归署”。因为行政赔偿之类的事情，都是公款埋单的，所以刘总督也就大笔一挥，完事。在刘总督看来，亲自去民间抓赌，以一杆子精神一抓到底，肯定是没错的，错的是这次太有偶然性了。
这事若搁现在，刘总督那种尴尬是不太会出现的，因为有高科技做支撑。在社区过道里装电子眼，到群众床头装窃听器，几乎都会一逮一个正着，抓人不会抓错，罚款不会罚错，由此可以“齐之以礼”，百姓就可以备羞耻之心，改过向善了。把“生龙”关进了铁屋子，把“活虎”关进了铁屋子，世界也就寂静了，多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