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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
《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前面三卷为《语录》，即《传习录》，是徐爱（字曰仁）在世时编辑的；接下来二十八卷为《文录》，为《别录》，为《外集》，为《续编》，都是徐爱去世后钱德洪（字洪甫）编辑的；最后七卷为《年谱》，为《世德纪》，是近期钱德洪与王畿（字汝中）一起编辑而附在后面的。
隆庆朝最后一年，即1572年，王阳明被追赠新建侯，皇帝命巡按御史奉命巡视浙江，首次为王阳明修建了公祠，购置田地每年进行祭祀。不久后，巡按御史阅读市面上常见的关于王阳明的书，发现各种录或者集，各自为书，这样的话，恐怕天下把读书视为正途的人不能够读到全部的书，于是汇总它们并刊印出来，名字叫《全书》，并嘱托我徐阶写序言。
我徐阶听说，“道”（一切真理的至高集合）既不会隐藏也不会显现，既不小也不大。一定要说个隐字，那么道隐藏的部分，是道的精深微妙被包藏进心后，与心合二为一后的东西，是道的本体；一定要说个显字，那么道显示的部分，是道的光芒显明于外在的事事物物上，是道的作用。一定要说个小字，那么道之所以说它有小的部分，是因为道的作用不受约束，就像河流和阳光可以滋润万物一样；一定要说个大字，那么道之所以说它有大的部分，是因为它的本体能够聚拢散乱，归于一点，像太阳一样，仁爱敦厚，化生万物。
比如其与生俱来的永不停歇的美妙，常常暗中运行于幽远深邃中；但是日月星辰的壮丽，四季的运转更换，万物的生息，却明白显赫的呈现展露出来而不能够掩盖，这是因为道是一个很全面的东西啊！
古时圣贤都是把道藏在心中，等待时机再把它展示出来，有的展示在文章上，有的展示在功业上。至于由道生成并符合道的语言、文字，有的被实施运用于政府工作，有的被运用于国家，有的表现在家庭生活上，有的见于老师与弟子的问答之中，与道在日常应酬之中的常见相比，即使规则似乎因事情变化而有不同，语言因使用的人不同而不同，但是这些莫不是道在发生作用。
所以传道的人，就应该识得道的本体，还能够运用，才能说他会传道；对于正在学习道的人，必须能领悟到道的本体，而且能够运用，才是真正的会学道。
我徐阶尝试观看《论语》中阐述孔子重要心得和方法的篇章，发现其主要思想是“把道贯穿于万事万物”。既然已经可以用一句话进行概括，而《论语》却还是记录下孔子的言行，这些言行包括“孔子和当时君主的对话，和各国卿大夫的对话，和各位弟子的对话，和隐士的对话，以及和阳货的对话,马棚起火后关心养马人的言行，对前来馈赠并问话的差使的回答”；把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主要是为了能使将来学习道的人，通过这些记录展现出的明显而微小的道理，慢慢悟到“道”隐藏而巨大的部分；这种通过让读者看对话来传道的方式，是会传道的人遵循的标准，而通过观看对话来学习道，固然也就可以真正看到“道”。
当王阳明在艰难困苦中，悟得圣人之道并振作起来后，感叹世上探求致知道理的人依然只是在见闻上求知识。而不能够把“致知”和万物联系起来，不能够把“致知”和保护我们的神明联系起来，于是用《孟子》的“良知”概念结合《大学》的要义，创造出“致良知”的学说。
这个学说的核心要义是说人心宁静荡淡而有智慧，没有人心不知道的东西，只要不用私欲去遮蔽堵塞它这种灵性，则我们不需要向外界求索什么，而对于天下的事情自然没有能够感知却不能懂得的，没有采取了措施却不恰当的。
所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先要理解“知”这个词的中心思想，世间的方法即使千变万化，也不过是对知一以贯之于万事万物上而已。所以王阳明曾经对弟子说：“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当时徐爱是王阳明学问特别高的弟子，其编辑的《传习录》，已经把王阳明精微的语言和深刻的道理都写进去了。
至于市面上已经公开的关于王阳明的文字，其中所谓的不同的办法和语言莫不是道的体现，把这些文章汇总起来并出版，何止只是关于王阳明的文章变的全面而系统，读者固然也可以通过看这部书而目睹道的全貌。谢廷杰巡按浙江时,收集编撰《王文成公全书》，他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永不停止地施予恩惠给后来学者吗？即使是这样 ，谢廷杰也是希望后来的学者不要白白地读这套书。
凡是读书人能够亲自去实践体悟书中的道理的，则书人合一；否则只是读一读、看一看，明白一下知识点，则书中的道理和这个读书人很明显没有合二为一，两者联系不大。
《论语》这本书，世人大都学习过，然而能够把书中的道理一以贯之于事事物物上的人，在曾子以后就没有再听说过了。难道不是因为只是读一读、看一看的过错吗？自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兴起后，士绅中很多人都听说过，学习过，他们确实能够自觉致其良知，以身践行达到卓越的地步吗？
如果真能亲身实践，则对于王阳明的垂示教训，读过他的一句话就足够了，查看《传习录》都显得繁琐了；否则即使全部读完王阳明的书，也无益也。我徐阶不是一个足够聪明的人，但是我相信勤能补拙，愿和大家一起时时用这句话警醒自己。
谢廷杰，字宗圣。其为政推崇节操与义行，努力为当地培育人才，建立保甲连坐制度，重视风俗礼节，以王阳明为师：大概他这样的人就不是那种白白读书的人了吧。
在科举考试的最后一级考试，即中央政府考试中考中第三名（探花）；因担任正一品文职被朝廷授予“特进光禄大夫”官阶；勋级为第九级——柱国（明朝对政绩卓异的文官可以授勋，勋分十级：正一品的授左、右柱国；从一品的授柱国。勋级是有功官员的一种荣誉称号，有品级而无职掌）；虚职有从一品少师兼太子太师，负责一些太子的智育工作；担任过中央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又称天官，掌管全国文职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封勋等事务）；
担任过正五品的建极殿大学士职位，负责内阁的一些秘书工作，主要职能是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担任过“知制诰”这一官职，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书；担任过“知经筵事”这一官职，为皇帝讲论经史；担任过“国史总裁”一职，掌修国史；我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的徐阶，作为一名退休的官员，以及一名后进的读书人，特为《王文成功全书》作序。
左岸
《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前面三卷为《语录》，即《传习录》，是徐爱（字曰仁）在世时编辑的；接下来二十八卷为《文录》，为《别录》，为《外集》，为《续编》，都是徐爱去世后钱德洪（字洪甫）编辑的；最后七卷为《年谱》，为《世德纪》，是近期钱德洪与王畿（字汝中）一起编辑而附在后面的。
隆庆朝最后一年，即1572年，王阳明被追赠新建侯，皇帝命巡按御史奉命巡视浙江，首次为王阳明修建了公祠，购置田地每年进行祭祀。不久后，巡按御史阅读市面上常见的关于王阳明的书，发现各种录或者集，各自为书，这样的话，恐怕天下把读书视为正途的人不能够读到全部的书，于是汇总它们并刊印出来，名字叫《全书》，并嘱托我徐阶写序言。
我徐阶听说，“道”（一切真理的至高集合）既不会隐藏也不会显现，既不小也不大。一定要说个隐字，那么道隐藏的部分，是道的精深微妙被包藏进心后，与心合二为一后的东西，是道的本体；一定要说个显字，那么道显示的部分，是道的光芒显明于外在的事事物物上，是道的作用。一定要说个小字，那么道之所以说它有小的部分，是因为道的作用不受约束，就像河流和阳光可以滋润万物一样；一定要说个大字，那么道之所以说它有大的部分，是因为它的本体能够聚拢散乱，归于一点，像太阳一样，仁爱敦厚，化生万物。
比如其与生俱来的永不停歇的美妙，常常暗中运行于幽远深邃中；但是日月星辰的壮丽，四季的运转更换，万物的生息，却明白显赫的呈现展露出来而不能够掩盖，这是因为道是一个很全面的东西啊！
古时圣贤都是把道藏在心中，等待时机再把它展示出来，有的展示在文章上，有的展示在功业上。至于由道生成并符合道的语言、文字，有的被实施运用于政府工作，有的被运用于国家，有的表现在家庭生活上，有的见于老师与弟子的问答之中，与道在日常应酬之中的常见相比，即使规则似乎因事情变化而有不同，语言因使用的人不同而不同，但是这些莫不是道在发生作用。
所以传道的人，就应该识得道的本体，还能够运用，才能说他会传道；对于正在学习道的人，必须能领悟到道的本体，而且能够运用，才是真正的会学道。
我徐阶尝试观看《论语》中阐述孔子重要心得和方法的篇章，发现其主要思想是“把道贯穿于万事万物”。既然已经可以用一句话进行概括，而《论语》却还是记录下孔子的言行，这些言行包括“孔子和当时君主的对话，和各国卿大夫的对话，和各位弟子的对话，和隐士的对话，以及和阳货的对话,马棚起火后关心养马人的言行，对前来馈赠并问话的差使的回答”；把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主要是为了能使将来学习道的人，通过这些记录展现出的明显而微小的道理，慢慢悟到“道”隐藏而巨大的部分；这种通过让读者看对话来传道的方式，是会传道的人遵循的标准，而通过观看对话来学习道，固然也就可以真正看到“道”。
当王阳明在艰难困苦中，悟得圣人之道并振作起来后，感叹世上探求致知道理的人依然只是在见闻上求知识。而不能够把“致知”和万物联系起来，不能够把“致知”和保护我们的神明联系起来，于是用《孟子》的“良知”概念结合《大学》的要义，创造出“致良知”的学说。
这个学说的核心要义是说人心宁静荡淡而有智慧，没有人心不知道的东西，只要不用私欲去遮蔽堵塞它这种灵性，则我们不需要向外界求索什么，而对于天下的事情自然没有能够感知却不能懂得的，没有采取了措施却不恰当的。
所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先要理解“知”这个词的中心思想，世间的方法即使千变万化，也不过是对知一以贯之于万事万物上而已。所以王阳明曾经对弟子说：“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当时徐爱是王阳明学问特别高的弟子，其编辑的《传习录》，已经把王阳明精微的语言和深刻的道理都写进去了。
至于市面上已经公开的关于王阳明的文字，其中所谓的不同的办法和语言莫不是道的体现，把这些文章汇总起来并出版，何止只是关于王阳明的文章变的全面而系统，读者固然也可以通过看这部书而目睹道的全貌。谢廷杰巡按浙江时,收集编撰《王文成公全书》，他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永不停止地施予恩惠给后来学者吗？即使是这样 ，谢廷杰也是希望后来的学者不要白白地读这套书。
凡是读书人能够亲自去实践体悟书中的道理的，则书人合一；否则只是读一读、看一看，明白一下知识点，则书中的道理和这个读书人很明显没有合二为一，两者联系不大。
《论语》这本书，世人大都学习过，然而能够把书中的道理一以贯之于事事物物上的人，在曾子以后就没有再听说过了。难道不是因为只是读一读、看一看的过错吗？自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兴起后，士绅中很多人都听说过，学习过，他们确实能够自觉致其良知，以身践行达到卓越的地步吗？
如果真能亲身实践，则对于王阳明的垂示教训，读过他的一句话就足够了，查看《传习录》都显得繁琐了；否则即使全部读完王阳明的书，也无益也。我徐阶不是一个足够聪明的人，但是我相信勤能补拙，愿和大家一起时时用这句话警醒自己。
谢廷杰，字宗圣。其为政推崇节操与义行，努力为当地培育人才，建立保甲连坐制度，重视风俗礼节，以王阳明为师：大概他这样的人就不是那种白白读书的人了吧。
在科举考试的最后一级考试，即中央政府考试中考中第三名（探花）；因担任正一品文职被朝廷授予“特进光禄大夫”官阶；勋级为第九级——柱国（明朝对政绩卓异的文官可以授勋，勋分十级：正一品的授左、右柱国；从一品的授柱国。勋级是有功官员的一种荣誉称号，有品级而无职掌）；虚职有从一品少师兼太子太师，负责一些太子的智育工作；担任过中央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又称天官，掌管全国文职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封勋等事务）；
担任过正五品的建极殿大学士职位，负责内阁的一些秘书工作，主要职能是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担任过“知制诰”这一官职，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书；担任过“知经筵事”这一官职，为皇帝讲论经史；担任过“国史总裁”一职，掌修国史；我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的徐阶，作为一名退休的官员，以及一名后进的读书人，特为《王文成功全书》作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