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派核心区变化：公行体制/广东——洋务运动/福建江南——戊戌维新/广东福建——革命党/广东福建——五四新文化/长江流域——新中国前30年东北——改开前20年广东福建——改开后20年广东江南——？
上一次提及，福建总是能在帝国遇难的时候，脱颖而出。太平天国和捻军运动以来，福建在1860年代垄断帝国外贸、关税约五分之一，创造帝国各省最大顺差，经济能量很大。19世纪帝国遇到内忧外扰，太平天国横扫长江流域，华东华中多数省份人口下降，但福建人口在此期间一直上升。形式一片大好。外贸大顺差意味着二工时代从债务国通向债权国的关键一步。福州直到1897年才出现逆差，福厦两港1895年才出现逆差，福厦外贸占全国比重在1889年之后才低于1/10，福厦关税占全国比重在1897年之后才低于1/10，1894年北洋水师黄海战败、闽籍管带纷纷殉国，1888年英国茶叶进口印度货超过中国货（8621万磅>8065.3万磅），英国完成进口替代，一系列打击，经过失落的1880年代，福建正式走衰。虽然走衰，此前的迅速发展期孕育出来的一批士大夫，仍活跃在近代舞台上，19世纪后期出生的福建人，可谓能人辈出。现在福建是不行了，需要补充引进、选调生，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福建本身就是一个人才输出地，无论洋务的、传统的。
首先，道光之前，清朝没有福建状元。道光、光绪（接续道光的意思）年间，出现三个福建状元：林鸿年（1836）、王仁堪（1877）、吴鲁（1890）。
文有桐城，诗有福建。以福州为中心诞生了一批诗人词人。晚清同光中兴，福州士大夫郑孝胥和陈衍倡导同光体，指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同光体诗人取法中唐宋朝，区别于之前专宗上古和盛唐的湖湘派。概括来说，洋务运动之时，闽系北洋海军、闽系士大夫崛起，他们需要倡导不同于旧湘军的新风，而福建最盛时期为宋朝，遗迹比较多，他们按照习惯，取法宋朝，开创同光体。
同盟会成员湖北人王鸿猷，曾指出：“闽中诗人先后迭起。老辈如陈宝琛、郑孝胥、陈衍，均白发如霜，巍然健在。时贤如黄秋岳、梁鸿志、李宣龚、刘道铿(放园)、林葆恒、李释戡、何振岱、黄公渚、黄懋谦、郑孝柽，均风起波兴，各张旗帜。过去曾文正谓：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余亦曰：天下诗人其在闽中乎。”，以上这些诗人，现在人大多不熟悉，因为后来改朝换代，历史是革命党和五四青年书写的，虽然革命党的活动经费大量来自闽籍华侨，但话语权这帮人没有。其次，这些福建诗人好几个是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汉奸，比如举人郑孝胥、早稻田毕业的黄秋岳、京师大学堂毕业的梁鸿志。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改良派、曾在重要的反动政府担任要职，郑孝胥担任过伪满国务总理大臣，黄秋岳担任过南京政府行政院简任级机要秘书（相当于副秘书长），梁鸿志担任过北洋段祺瑞政府秘书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福建出产政治人才的传统没有断。
解放后的福建，和清初格局类似。反动势力退守台湾，福建一度变成前线。搞洋务之后，情况才大大好转。
历史上福建士大夫两次以改革派面貌出现，第一次是北宋变法时代、第二次是晚清洋务时代，两次的结局都是失败。第一次，王安石推行新法，朝中元老重臣只有福建人曾公亮（官至宰相/1061）支持他。王安石外，新法干将多为福建人，吕惠卿（官至宰相/1074）、章惇（官至宰相/1094）、蔡确（官至副宰相架空正职/1082）、蔡京（官至宰相/1102）、蔡卞（官至副宰相/1097）等，11世纪后期到12世纪初期，福建宰相密集出现。变法派和保守派针锋相对，苏东坡属于保守派，苏东坡没有去过福建，但诗集中所见闽人最多，陈襄、章衡、章楶、黄履、蔡襄、蔡准、曾仲锡、杨公济、何智甫、陈师锡、章惇、林希、刘彝等，可见当时政务官里充斥着福建人。第二次，晚清福建士大夫远远没有达到北宋的水平，但有些人对后世影响力大，梁章钜（官至军机处章京，即宰相的秘书）、廖鸿荃（官至省部级的工部尚书）、林则徐（官至省部级总督+钦差大臣）、沈葆桢（官至省部级总督）、陈若霖（官至省部级刑部尚书）、陈宝琛（张勋腹壁时被推举为内阁七人议政大臣的一员，换算到现在起码是副国级，腹壁太短暂不算数）、严复（北大首任校长，换现在行政级别是副部级，当时地位更低）。两次，福建本省经济强势+福建改革派士大夫影响改革。这点跟有的省份不一样，有的省份在某个历史时期出现一批改革派士大夫，但本省经济不强。福建是从区域到人事一起井喷。
传统优势海军，自近古时代以来一向充斥福建干部。北洋政府前4个海军总长都毕业自马尾船政学堂，民国8个海军总长/部长/总司令（皆最高指挥官）是福建人。

以上皆福建本土人才。在道光皇帝之前，福建本不产多少人才，状元没有，榜眼五个，自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科，状元榜眼都是福建人之后（林鸿年、何冠英），福建人才继起。近代以来有个新现象，福建内外合力才能发展起来。现在也是这样，福建籍的两院院士华侨贡献良多。道光后，福建区位和福建士大夫被朝廷重视，主要是洋务越来越重要。康熙时代已对华南口岸进行过政策定位，广东主引进来，福建主走出去。道光时代，清朝到了不得不走出去的时候。
辜鸿铭大概是引进人才的非典型，但很有名。他生于马来，在殖民政府工作过，后进入张之洞幕府。之于清国，他属于出口转内销。他政治立场属于保皇党，符合福建士大夫在近代的定位。
辜鸿铭语不惊人死不休，如：1.“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2.“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今之督抚，又李文忠之罪人也。” 3.“袁世凯为贱（和谐）种。” 4. “美国人，一帮智力有待开发的孩子。我们已成为一帮拥有成人智力和思维特征的孩子。” 5.把随地吐痰、纳妾、狎妓、廷仗、太监、三寸金莲列为中国的国粹。
辜鸿铭写《英将戈登事略》，通篇用中国皇帝的纪年，不用西元纪年。挺有意思。辜鸿铭提及戈登的作战效率——同治二年（1863），戈登在上海指挥训练洋枪队。与贼转战于江浙两省，二年间凡三十三战，克复城邑无算。两省强寇始悉歼平，是役经时一十八月，仅需军需一百万金，人皆以为奇功（指中国军官趁打仗大捞），称戈登为当时名将。戈登谦逊曰：“平此乌合之贼，岂足称耶？但缓以时日，中国官兵亦可平贼也。然中国上官（指上海道台吴煦）急奏肤功，遂在上海招募外洋无业亡命之徒，欲借以平贼，不知此辈既以利应，反复无常，几将贻害中国，较土匪之祸尤烈耳。鄙人得统此辈，严加约束，事后设法遣散，不使为患。此则鄙人有微功于中国也。”
1921年，芥川龙之介途经上海时，一位西方友人特别提醒他，不到北京等于没到过中国，到北京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见一见辜鸿铭。
日本教育家清水安三：“听说泰戈尔要访问中国，我们都以为是印度的辜鸿铭要来了。”
英国作家毛姆：“在这里（北平）住着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家，去拜见他的愿望是我这次跋涉的一个诱因。他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
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指出：“在外国人中，英国人和美国人最甘心放弃社交活动的良机，来到辜氏简陋的住所，以求耳目一新，聆听严酷而尖锐的真理。”
辜鸿铭早年接受西方教育，许多方面体现出了西化特征。
清水安三提及：“当张之洞出现在客厅时，如果辜氏诚惶诚恐地叩头作揖，鞠躬顿首也不奇怪。然而青年辜鸿铭当时却极为平静。与张之洞一样，他一边谈话，一边神情自若、不停地嗑着放在桌上的瓜子。令青年辜鸿铭甚感为难的是，由于地面极为洁净，他无法扔掉自己不觉之中嗑出的一大堆瓜子皮，踌躇之余，只好决定将其放入左手带走。”
溥仪的外籍教师庄士敦提及：“他不遗余力地鼓吹自己的同胞是世界上最有礼义的人民，但他本人的行为却常常体现不出这些令人钦佩的品质。应该补充一句，他从未利用他任过的许多官职去捞钱。”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职务寻租的意识淡薄。
当时处于乱世，群雄并起，传统礼数有时候可以放弃。为什么辜鸿铭一个当时如雷贯耳的角色，在现在的教科书里没什么声响？因为历史是五四青年书写的。辜鸿铭作为保皇派和原教旨主义者，必定不能凸显。

总的来说，福建在19世纪的发力，在人事上有两大支撑：1.科举正途。2.洋务保皇派士人。在两个时期，福建情况较好：道光和光绪。光绪即道光的延续。
福建人在科举上的窜起，距离对外开放有一段时间，先是人才起来，然后赶上对外开放：道光十六年（1836）福建人揽下状元榜眼。道光二十三年（1843）立五口通商章程，正式对外开放。同治十三年（1874）的探花是福建人。光绪三年（1877）的状元是福建人。光绪十六年（1890）光绪亲政恩科的状元是福建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会元是福建人。
20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也出现了类似景象，【20世纪50年代高考状元往往是福建、上海轮流，北京老是位居第三】【福州一中早在1956、1957、1958年就曾连续三年夺得全国高考成绩第一名。】【文革前高考评分标准全国统一，福建省连连获全国高考第一，被称为全国高考状元。那时，省委书记的夫人是教育厅长，抓教育很有一套办法。（指叶飞与王于畊）】，1959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介绍福建基础教育经验，表示福建中学教育进入全国先进行列，指出【福建省今年（1959）报考高等学校考试及格的学生达到62.8％，而1954 年仅占5.6％】。约20年后，对外开放启动。1978和1979年两次全国高招统考，福建再次名列前茅。随着对外开放深化，福建的高考实力没有持续。福建的教育中心，从福州转移到厦门。事实告诉人们，厦门不如福州当年。不过这里要说的是，文革之前福建出色的基础教育，为福建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批相对其他省优质的人才。如同19世纪福建人在科举上的夺魁，标志着福建省运转折一般。但之后，21世纪的福建就比不上19世纪的福建了。

太平天国闹了10余年，从1857年太平军第一次进入闽西算起，福建人口一直上升。直到1864年天京陷落，才下滑：
咸丰七年（1857）20687000，
咸丰八年（1858）20739000，
咸丰九年（1859）20968000，
咸丰十年（1860）20968000，
咸丰十一年（1861）21074000，
咸丰十二年（1862）21174000，
咸丰十三年（1863）21273000，
咸丰十四年（1864）192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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