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派核心区变化:公行体制/广东——洋务运动/福建江南——戊戌维新/广东福建——革命党/广东福建——五四新文化/长江流域——新中国前30年东北——改开前20年广东福建——改开后20年广东江南——?
上一次提及,福建总是能在帝国遇难的时候,脱颖而出。太平天国和捻军运动以来,福建在1860年代垄断帝国外贸、关税约五分之一,创造帝国各省最大顺差,经济能量很大。19世纪帝国遇到内忧外扰,太平天国横扫长江流域,华东华中多数省份人口下降,但福建人口在此期间一直上升。形式一片大好。外贸大顺差意味着二工时代从债务国通向债权国的关键一步。福州直到1897年才出现逆差,福厦两港1895年才出现逆差,福厦外贸占全国比重在1889年之后才低于1/10,福厦关税占全国比重在1897年之后才低于1/10,1894年北洋水师黄海战败、闽籍管带纷纷殉国,1888年英国茶叶进口印度货超过中国货(8621万磅>8065.3万磅),英国完成进口替代,一系列打击,经过失落的1880年代,福建正式走衰。虽然走衰,此前的迅速发展期孕育出来的一批士大夫,仍活跃在近代舞台上,19世纪后期出生的福建人,可谓能人辈出。现在福建是不行了,需要补充引进、选调生,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福建本身就是一个人才输出地,无论洋务的、传统的。
首先,道光之前,清朝没有福建状元。道光、光绪(接续道光的意思)年间,出现三个福建状元:林鸿年(1836)、王仁堪(1877)、吴鲁(1890)。
文有桐城,诗有福建。以福州为中心诞生了一批诗人词人。晚清同光中兴,福州士大夫郑孝胥和陈衍倡导同光体,指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同光体诗人取法中唐宋朝,区别于之前专宗上古和盛唐的湖湘派。概括来说,洋务运动之时,闽系北洋海军、闽系士大夫崛起,他们需要倡导不同于旧湘军的新风,而福建最盛时期为宋朝,遗迹比较多,他们按照习惯,取法宋朝,开创同光体。
同盟会成员湖北人王鸿猷,曾指出:“闽中诗人先后迭起。老辈如陈宝琛、郑孝胥、陈衍,均白发如霜,巍然健在。时贤如黄秋岳、梁鸿志、李宣龚、刘道铿(放园)、林葆恒、李释戡、何振岱、黄公渚、黄懋谦、郑孝柽,均风起波兴,各张旗帜。过去曾文正谓: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余亦曰:天下诗人其在闽中乎。”,以上这些诗人,现在人大多不熟悉,因为后来改朝换代,历史是革命党和五四青年书写的,虽然革命党的活动经费大量来自闽籍华侨,但话语权这帮人没有。其次,这些福建诗人好几个是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汉奸,比如举人郑孝胥、早稻田毕业的黄秋岳、京师大学堂毕业的梁鸿志。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改良派、曾在重要的反动政府担任要职,郑孝胥担任过伪满国务总理大臣,黄秋岳担任过南京政府行政院简任级机要秘书(相当于副秘书长),梁鸿志担任过北洋段祺瑞政府秘书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福建出产政治人才的传统没有断。
解放后的福建,和清初格局类似。反动势力退守台湾,福建一度变成前线。搞洋务之后,情况才大大好转。
历史上福建士大夫两次以改革派面貌出现,第一次是北宋变法时代、第二次是晚清洋务时代,两次的结局都是失败。第一次,王安石推行新法,朝中元老重臣只有福建人曾公亮(官至宰相/1061)支持他。王安石外,新法干将多为福建人,吕惠卿(官至宰相/1074)、章惇(官至宰相/1094)、蔡确(官至副宰相架空正职/1082)、蔡京(官至宰相/1102)、蔡卞(官至副宰相/1097)等,11世纪后期到12世纪初期,福建宰相密集出现。变法派和保守派针锋相对,苏东坡属于保守派,苏东坡没有去过福建,但诗集中所见闽人最多,陈襄、章衡、章楶、黄履、蔡襄、蔡准、曾仲锡、杨公济、何智甫、陈师锡、章惇、林希、刘彝等,可见当时政务官里充斥着福建人。第二次,晚清福建士大夫远远没有达到北宋的水平,但有些人对后世影响力大,梁章钜(官至军机处章京,即宰相的秘书)、廖鸿荃(官至省部级的工部尚书)、林则徐(官至省部级总督+钦差大臣)、沈葆桢(官至省部级总督)、陈若霖(官至省部级刑部尚书)、陈宝琛(张勋腹壁时被推举为内阁七人议政大臣的一员,换算到现在起码是副国级,腹壁太短暂不算数)、严复(北大首任校长,换现在行政级别是副部级,当时地位更低)。两次,福建本省经济强势+福建改革派士大夫影响改革。这点跟有的省份不一样,有的省份在某个历史时期出现一批改革派士大夫,但本省经济不强。福建是从区域到人事一起井喷。
传统优势海军,自近古时代以来一向充斥福建干部。北洋政府前4个海军总长都毕业自马尾船政学堂,民国8个海军总长/部长/总司令(皆最高指挥官)是福建人。
上一次提及,福建总是能在帝国遇难的时候,脱颖而出。太平天国和捻军运动以来,福建在1860年代垄断帝国外贸、关税约五分之一,创造帝国各省最大顺差,经济能量很大。19世纪帝国遇到内忧外扰,太平天国横扫长江流域,华东华中多数省份人口下降,但福建人口在此期间一直上升。形式一片大好。外贸大顺差意味着二工时代从债务国通向债权国的关键一步。福州直到1897年才出现逆差,福厦两港1895年才出现逆差,福厦外贸占全国比重在1889年之后才低于1/10,福厦关税占全国比重在1897年之后才低于1/10,1894年北洋水师黄海战败、闽籍管带纷纷殉国,1888年英国茶叶进口印度货超过中国货(8621万磅>8065.3万磅),英国完成进口替代,一系列打击,经过失落的1880年代,福建正式走衰。虽然走衰,此前的迅速发展期孕育出来的一批士大夫,仍活跃在近代舞台上,19世纪后期出生的福建人,可谓能人辈出。现在福建是不行了,需要补充引进、选调生,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福建本身就是一个人才输出地,无论洋务的、传统的。
首先,道光之前,清朝没有福建状元。道光、光绪(接续道光的意思)年间,出现三个福建状元:林鸿年(1836)、王仁堪(1877)、吴鲁(1890)。
文有桐城,诗有福建。以福州为中心诞生了一批诗人词人。晚清同光中兴,福州士大夫郑孝胥和陈衍倡导同光体,指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同光体诗人取法中唐宋朝,区别于之前专宗上古和盛唐的湖湘派。概括来说,洋务运动之时,闽系北洋海军、闽系士大夫崛起,他们需要倡导不同于旧湘军的新风,而福建最盛时期为宋朝,遗迹比较多,他们按照习惯,取法宋朝,开创同光体。
同盟会成员湖北人王鸿猷,曾指出:“闽中诗人先后迭起。老辈如陈宝琛、郑孝胥、陈衍,均白发如霜,巍然健在。时贤如黄秋岳、梁鸿志、李宣龚、刘道铿(放园)、林葆恒、李释戡、何振岱、黄公渚、黄懋谦、郑孝柽,均风起波兴,各张旗帜。过去曾文正谓: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余亦曰:天下诗人其在闽中乎。”,以上这些诗人,现在人大多不熟悉,因为后来改朝换代,历史是革命党和五四青年书写的,虽然革命党的活动经费大量来自闽籍华侨,但话语权这帮人没有。其次,这些福建诗人好几个是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汉奸,比如举人郑孝胥、早稻田毕业的黄秋岳、京师大学堂毕业的梁鸿志。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改良派、曾在重要的反动政府担任要职,郑孝胥担任过伪满国务总理大臣,黄秋岳担任过南京政府行政院简任级机要秘书(相当于副秘书长),梁鸿志担任过北洋段祺瑞政府秘书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福建出产政治人才的传统没有断。
解放后的福建,和清初格局类似。反动势力退守台湾,福建一度变成前线。搞洋务之后,情况才大大好转。
历史上福建士大夫两次以改革派面貌出现,第一次是北宋变法时代、第二次是晚清洋务时代,两次的结局都是失败。第一次,王安石推行新法,朝中元老重臣只有福建人曾公亮(官至宰相/1061)支持他。王安石外,新法干将多为福建人,吕惠卿(官至宰相/1074)、章惇(官至宰相/1094)、蔡确(官至副宰相架空正职/1082)、蔡京(官至宰相/1102)、蔡卞(官至副宰相/1097)等,11世纪后期到12世纪初期,福建宰相密集出现。变法派和保守派针锋相对,苏东坡属于保守派,苏东坡没有去过福建,但诗集中所见闽人最多,陈襄、章衡、章楶、黄履、蔡襄、蔡准、曾仲锡、杨公济、何智甫、陈师锡、章惇、林希、刘彝等,可见当时政务官里充斥着福建人。第二次,晚清福建士大夫远远没有达到北宋的水平,但有些人对后世影响力大,梁章钜(官至军机处章京,即宰相的秘书)、廖鸿荃(官至省部级的工部尚书)、林则徐(官至省部级总督+钦差大臣)、沈葆桢(官至省部级总督)、陈若霖(官至省部级刑部尚书)、陈宝琛(张勋腹壁时被推举为内阁七人议政大臣的一员,换算到现在起码是副国级,腹壁太短暂不算数)、严复(北大首任校长,换现在行政级别是副部级,当时地位更低)。两次,福建本省经济强势+福建改革派士大夫影响改革。这点跟有的省份不一样,有的省份在某个历史时期出现一批改革派士大夫,但本省经济不强。福建是从区域到人事一起井喷。
传统优势海军,自近古时代以来一向充斥福建干部。北洋政府前4个海军总长都毕业自马尾船政学堂,民国8个海军总长/部长/总司令(皆最高指挥官)是福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