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北岛
1952年初,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任何档案材料,竟然只有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立即予以撤职处分!”
在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着背带裤戴着玳瑁眼镜,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并非出身望族,12岁便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里当学徒来养家糊口,15岁就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1个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沉醉其中,以致于操劳过度,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大量阅读西方史和中国史,依靠自学成才的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工具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去重新翻译《资本论》。
著名历史学家朱学勤后来说,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被限制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建功立业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也绝不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竟然直接指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
1956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是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独自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