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诗论 多多：张望，又一次提高了围墙……
贾 鉴
一
当社会难产的时候
那黑瘦的寡妇，曾把诅咒绑到竹竿上
向着月亮升起的方向招摇
一条浸血的飘带散发不穷的腥气
吸引四面八方的恶狗狂吠通宵
从那个迷信的时辰起
祖国，就被另一个父亲领走
在伦敦的公园和密支安的街头流浪
用孤儿的眼神注视来往匆匆的脚步
还口吃地重复着先前的侮辱和期望
——《祝福》（1973）
1973年，“文革”的铁轮继续朝向黑暗的深渊滚动，但也出现了某种松动的迹象，在地底，一些“异端性”思考正悄悄萌生，多多是其中尤其独异的一个。《祝福》开头的“社会难产”即指呈了一种危机四伏的现实状况，“难产”道出的是社会更新、重塑、再生过程的困厄。这一开端将全诗的思考限定在了特定社会的伦理层面，也即，它的批判性从一开始就醒目地提示了出来。而对于诗人来说，把“社会”这个因过量流通而变得空泛的“大词”置于起首，在写作上也是一个考验。第二句，紧扣“难产”，由抽象转向具体，形象出现了：“黑瘦的寡妇”——这一形象出自对“接生婆”的联想，由她出来承担拯救社会危机的使命。从“社会”和它的整体危机之“大”，到“寡妇”之“小”（“黑瘦”），巨大的形象反差和两个词语本身的心理包容度上的悖反性质，都传递出一种强烈的反讽效果。接着，诗人更细致地描摹了“寡妇”的拯救方式：“咒符”、“招摇”、“浸血的飘带”、“恶狗”……这些道具和行为的巫术特征带来的只是更深的混乱、恐怖和欺骗感——这其实也是诗人对时代整体状况的一种指认。这中间嵌入的“月亮”是个奇妙的词。它一向被视为是幻美世界和彼岸的象征，在这里，它一方面点出了黑夜的氛围，与后一句的“狂吠通宵”在逻辑上回应，另一方面，将其放在邪恶的环境中，显示了整个社会的非理性的巫术状态对美好事物（或对其想象）的挤压和破坏。
第二节开头的“迷信”承上启下，既是对上一节所指涉的现实的总结，也开启了下面的更深广的时代反思。和前面相应，这里出现了另一个“大词”——“祖国”。“祖国”在当时的主流文学中是个核心主题词，围绕它，在形象选择、情感特征和表达方式上，都有一系列特定的程式和规范。这个词已被各种手段装扮起来，在此，多多剥离了它外面的层层包裹，让它赤裸裸地展示着，且用逗号将它隔离开，词语的被还原的孤立外形与后面的“孤儿”在语义上相应和。“孤儿”的比喻可谓奇崛，在逻辑上，它是前面“难产”的合理结果。“父”的缺失，使“祖国”变成一种无主、无根的存在。领走它的“另一个父亲”，更像一个一闪而过的影子，面目可疑而无法依凭，“祖国”陷入到一种无人为其负责的盲动的处境；而在修辞上，通过“孤儿”对“祖国”一词所作的形象上的具体置换，诗歌从对公共概念的黏着状态，转到可叙事的路径上。于是我们看到了“孤儿”“在伦敦的公园和密支安的街头流浪”的场景。这也是多多早年诗歌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不断将想象的维度推向陌生而遥远的异国空间中，最著名的是那首《玛格丽和我的旅行》：“我将为你洗劫/一千个巴黎最阔气的首饰店/……”。这里大概可以看出外国文学对诗人想象力的生成的作用。这也是一种“文学地理学”的想象，其中大约还包含着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冲动，一种与当下社会生活和现实空间拉开距离的心理上和文学上的超离意愿。对“别处”的寻找从来就是文学写作的基本动因之一，与那种虚幻的乌托邦想象不同，在多多这类诗中，“别处”大都有着地理学上的明确所指。也许，这个“别处”越是可落实的，就越能折射出诗人身处封闭社会的那种心灵的焦虑；从写作策略看，如果考虑到时代的限制，这样的选择允许诗人比较自由地展开思路；此外，它也使诗在相对“实”的现实所指与“虚”的诗歌空间的拓展之间构成一种平衡。
贾 鉴
一
当社会难产的时候
那黑瘦的寡妇，曾把诅咒绑到竹竿上
向着月亮升起的方向招摇
一条浸血的飘带散发不穷的腥气
吸引四面八方的恶狗狂吠通宵
从那个迷信的时辰起
祖国，就被另一个父亲领走
在伦敦的公园和密支安的街头流浪
用孤儿的眼神注视来往匆匆的脚步
还口吃地重复着先前的侮辱和期望
——《祝福》（1973）
1973年，“文革”的铁轮继续朝向黑暗的深渊滚动，但也出现了某种松动的迹象，在地底，一些“异端性”思考正悄悄萌生，多多是其中尤其独异的一个。《祝福》开头的“社会难产”即指呈了一种危机四伏的现实状况，“难产”道出的是社会更新、重塑、再生过程的困厄。这一开端将全诗的思考限定在了特定社会的伦理层面，也即，它的批判性从一开始就醒目地提示了出来。而对于诗人来说，把“社会”这个因过量流通而变得空泛的“大词”置于起首，在写作上也是一个考验。第二句，紧扣“难产”，由抽象转向具体，形象出现了：“黑瘦的寡妇”——这一形象出自对“接生婆”的联想，由她出来承担拯救社会危机的使命。从“社会”和它的整体危机之“大”，到“寡妇”之“小”（“黑瘦”），巨大的形象反差和两个词语本身的心理包容度上的悖反性质，都传递出一种强烈的反讽效果。接着，诗人更细致地描摹了“寡妇”的拯救方式：“咒符”、“招摇”、“浸血的飘带”、“恶狗”……这些道具和行为的巫术特征带来的只是更深的混乱、恐怖和欺骗感——这其实也是诗人对时代整体状况的一种指认。这中间嵌入的“月亮”是个奇妙的词。它一向被视为是幻美世界和彼岸的象征，在这里，它一方面点出了黑夜的氛围，与后一句的“狂吠通宵”在逻辑上回应，另一方面，将其放在邪恶的环境中，显示了整个社会的非理性的巫术状态对美好事物（或对其想象）的挤压和破坏。
第二节开头的“迷信”承上启下，既是对上一节所指涉的现实的总结，也开启了下面的更深广的时代反思。和前面相应，这里出现了另一个“大词”——“祖国”。“祖国”在当时的主流文学中是个核心主题词，围绕它，在形象选择、情感特征和表达方式上，都有一系列特定的程式和规范。这个词已被各种手段装扮起来，在此，多多剥离了它外面的层层包裹，让它赤裸裸地展示着，且用逗号将它隔离开，词语的被还原的孤立外形与后面的“孤儿”在语义上相应和。“孤儿”的比喻可谓奇崛，在逻辑上，它是前面“难产”的合理结果。“父”的缺失，使“祖国”变成一种无主、无根的存在。领走它的“另一个父亲”，更像一个一闪而过的影子，面目可疑而无法依凭，“祖国”陷入到一种无人为其负责的盲动的处境；而在修辞上，通过“孤儿”对“祖国”一词所作的形象上的具体置换，诗歌从对公共概念的黏着状态，转到可叙事的路径上。于是我们看到了“孤儿”“在伦敦的公园和密支安的街头流浪”的场景。这也是多多早年诗歌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不断将想象的维度推向陌生而遥远的异国空间中，最著名的是那首《玛格丽和我的旅行》：“我将为你洗劫/一千个巴黎最阔气的首饰店/……”。这里大概可以看出外国文学对诗人想象力的生成的作用。这也是一种“文学地理学”的想象，其中大约还包含着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冲动，一种与当下社会生活和现实空间拉开距离的心理上和文学上的超离意愿。对“别处”的寻找从来就是文学写作的基本动因之一，与那种虚幻的乌托邦想象不同，在多多这类诗中，“别处”大都有着地理学上的明确所指。也许，这个“别处”越是可落实的，就越能折射出诗人身处封闭社会的那种心灵的焦虑；从写作策略看，如果考虑到时代的限制，这样的选择允许诗人比较自由地展开思路；此外，它也使诗在相对“实”的现实所指与“虚”的诗歌空间的拓展之间构成一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