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engyi sun
转自:知乎
Richard Dawkins 在他传世的科普名著《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里面提出过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做“迷因”(meme)。所谓的迷因,其实是指人类文化的某些可在人际之间传播的组成部分,比如一些特定的行为,仪式,观念等。Richard Dawkins将之起名为“迷因”,是类比演化生物学中“基因”(Gene)的概念。他认为文化的演变和生物演化有类似性: 演化生物学里面很多重要的概念,都可以迁移到文化现象的传播中来。比方说,观念在传播的过程中有可能改变原有的含义,这可以类比为演化生物学中的“突变(mutation)”,再比方说,不同的观念能被人们接受的程度可能并不一样,这可以类比为演化生物学中的“适应度(fitness)”。这意味着,生物演化的理论可能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的演变。
这是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想法。那之后,人们开始更多地尝试把演化的思想带入对文化演变的研究中来,诞生了很多有趣的工作。本文介绍的工作,就是尝试把分子演化中著名的中性演化理论(neutral theory)引入文化传播领域的开创性的工作。这里先简单说一下什么是中性演化理论。我们知道遗传的物质基础是DNA序列。不同物种的表型之所以不一样,是各自具有的DNA序列不一样导致的。而很多物种间的表型上的差异,是可以用适应的环境不同来解释的:鱼类有鳃,是因为它们生活在水中,因此演化出能够在水中呼吸的鳃。而人类是在陆生环境中生存的,所以并没有鳃。因为DNA序列不一样是表型不一样的物质基础,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物种间的DNA序列不一样,都可以用适应不同的环境来解释。但是,DNA序列和表型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有可能DNA序列不一样根本就不带来任何表型上的不同。另外,我们也并没有证据,说所有物种间表型的不一致都是具有适应性意义的不一致,只是那些有适应性意义的不一致更容易被人们去记述下来。基于此,木村资生(Motoo Kimura)等人提出了分子演化的中性理论:不同物种间DNA序列大部分的不同,并不是适应性演化的结果,相当一部分的DNA序列不一致,是中性的随机突变,对生物适应环境并没有影响。这就是分子演化的中性演化学说。这个学说是否正确在演化生物学领域一直有争议,对不同物种DNA序列的比较也经常给出不同的结果。但是,中性演化理论对演化生物学有一个毫无争议的重要贡献:确认某个DNA序列的突变是否有功能上的意义(对生物的适应性有影响),一个合理的零假设(null hypothesis)非常重要。
分子演化生物学家Matthew Hahn(我现在一般叫他“印第安纳涵哥”)和比较文化学家R. Alexander Bentley就做了一个有趣的研究,尝试把中性演化理论引入对文化演变的研究中来。
他们选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研究对象:美国新生儿名字的分布规律。他们从美国社会安全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新生儿姓名数据库里面调取了20世纪每一个十年的新生儿名字(不是姓氏)的分布频率。然后发现:不管你看哪一个十年,新生儿名字的分布基本都符合同一个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幂律分布是一类很特殊的分布,具有诸多有趣的性质。其中一个常见的性质,是所谓80/20 法则。80/20法则,来源于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Pareto)的一个观察:如果去测量人群中财富的分布,会发现社会总财富的大部分(80%),集中在少数人手里(20%),而剩下的大部分人,只拥有社会总财富的20% 。社会总财富在人群中的分布,就是一个典型的幂律分布。具体到新生儿名字这个分布上面就是,少部分的名字被大多数人所共用,而大部分的名字,使用的人都非常稀少。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些少部分的名字,具有什么特殊的文化意义(比如特别朗朗上口之类),所以在人群中特别流行呢?这个并不一定。在中性演化理论中,中性等位基因(neutral allele)的分布,也遵循幂律分布。受此启发,涵哥和Bentley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新生儿的取名过程,可以纯出于父母的创意,也可以是父母从听过的名字中随便选取一个。纯出于父母的创意而取的名字,可以类比为等位基因发生突变,从而在人群中引入新的等位基因。而从听说过的名字中随机选取一个名字,可以看做是中性等位基因通过复制增加频率。注意这一过程并不需要等位基因之间在适应度上有什么差异,所有的不同,基本都是运气的差别。他们发现他们的简单模型和真实的名字分布频率拟合得很好。基于此,他们认为,人群中新生儿名字的分布,应该可以用一个中性的过程来表示:美国新生儿的名字之间,并无文化意义上的差异,但是,由于随机的突变和漂变,名字的频率会有一些随机的微小差异,而这些差异会在后续的新生儿取名的过程被扩大:频率更高的名字,更容易被其他父母听到并选取,最终造成少数名字占据人群的半壁江山的结果。
这个工作对文化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如同中性理论对演化生物学有重要的意义一样: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文化差异都解读为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也不能够仅凭流行程度去判断文化的价值。对文化演变的研究,需要有一个好的零假设。在这个工作发表之后,后续的很多研究都开始遵循这一范式:设立合理的零假设,去寻求有重大意义的文化变迁。比如最近Joshua Plotkin在Nature上发表的文章(参考文献2)就是个很好的栗子,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顺便说一句,今年也是中性演化理论提出50周年的纪念,仅以此文致以小小敬意。
参考文献:
[1] Bentley, R. Alexander, Matthew W. Hahn, and Stephen J. Shennan. "Random drift and culture chang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1.1547 (2004): 1443-1450.
[2] Newberry, Mitchell G., et al. "Detecting evolutionary forces in language change." Nature 551.7679 (2017): 223.
注:题图左为Motoo Kimura,右为Matthew Hahn
转自:知乎
Richard Dawkins 在他传世的科普名著《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里面提出过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做“迷因”(meme)。所谓的迷因,其实是指人类文化的某些可在人际之间传播的组成部分,比如一些特定的行为,仪式,观念等。Richard Dawkins将之起名为“迷因”,是类比演化生物学中“基因”(Gene)的概念。他认为文化的演变和生物演化有类似性: 演化生物学里面很多重要的概念,都可以迁移到文化现象的传播中来。比方说,观念在传播的过程中有可能改变原有的含义,这可以类比为演化生物学中的“突变(mutation)”,再比方说,不同的观念能被人们接受的程度可能并不一样,这可以类比为演化生物学中的“适应度(fitness)”。这意味着,生物演化的理论可能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的演变。
这是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想法。那之后,人们开始更多地尝试把演化的思想带入对文化演变的研究中来,诞生了很多有趣的工作。本文介绍的工作,就是尝试把分子演化中著名的中性演化理论(neutral theory)引入文化传播领域的开创性的工作。这里先简单说一下什么是中性演化理论。我们知道遗传的物质基础是DNA序列。不同物种的表型之所以不一样,是各自具有的DNA序列不一样导致的。而很多物种间的表型上的差异,是可以用适应的环境不同来解释的:鱼类有鳃,是因为它们生活在水中,因此演化出能够在水中呼吸的鳃。而人类是在陆生环境中生存的,所以并没有鳃。因为DNA序列不一样是表型不一样的物质基础,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物种间的DNA序列不一样,都可以用适应不同的环境来解释。但是,DNA序列和表型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有可能DNA序列不一样根本就不带来任何表型上的不同。另外,我们也并没有证据,说所有物种间表型的不一致都是具有适应性意义的不一致,只是那些有适应性意义的不一致更容易被人们去记述下来。基于此,木村资生(Motoo Kimura)等人提出了分子演化的中性理论:不同物种间DNA序列大部分的不同,并不是适应性演化的结果,相当一部分的DNA序列不一致,是中性的随机突变,对生物适应环境并没有影响。这就是分子演化的中性演化学说。这个学说是否正确在演化生物学领域一直有争议,对不同物种DNA序列的比较也经常给出不同的结果。但是,中性演化理论对演化生物学有一个毫无争议的重要贡献:确认某个DNA序列的突变是否有功能上的意义(对生物的适应性有影响),一个合理的零假设(null hypothesis)非常重要。
分子演化生物学家Matthew Hahn(我现在一般叫他“印第安纳涵哥”)和比较文化学家R. Alexander Bentley就做了一个有趣的研究,尝试把中性演化理论引入对文化演变的研究中来。
他们选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研究对象:美国新生儿名字的分布规律。他们从美国社会安全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新生儿姓名数据库里面调取了20世纪每一个十年的新生儿名字(不是姓氏)的分布频率。然后发现:不管你看哪一个十年,新生儿名字的分布基本都符合同一个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幂律分布是一类很特殊的分布,具有诸多有趣的性质。其中一个常见的性质,是所谓80/20 法则。80/20法则,来源于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Pareto)的一个观察:如果去测量人群中财富的分布,会发现社会总财富的大部分(80%),集中在少数人手里(20%),而剩下的大部分人,只拥有社会总财富的20% 。社会总财富在人群中的分布,就是一个典型的幂律分布。具体到新生儿名字这个分布上面就是,少部分的名字被大多数人所共用,而大部分的名字,使用的人都非常稀少。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些少部分的名字,具有什么特殊的文化意义(比如特别朗朗上口之类),所以在人群中特别流行呢?这个并不一定。在中性演化理论中,中性等位基因(neutral allele)的分布,也遵循幂律分布。受此启发,涵哥和Bentley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新生儿的取名过程,可以纯出于父母的创意,也可以是父母从听过的名字中随便选取一个。纯出于父母的创意而取的名字,可以类比为等位基因发生突变,从而在人群中引入新的等位基因。而从听说过的名字中随机选取一个名字,可以看做是中性等位基因通过复制增加频率。注意这一过程并不需要等位基因之间在适应度上有什么差异,所有的不同,基本都是运气的差别。他们发现他们的简单模型和真实的名字分布频率拟合得很好。基于此,他们认为,人群中新生儿名字的分布,应该可以用一个中性的过程来表示:美国新生儿的名字之间,并无文化意义上的差异,但是,由于随机的突变和漂变,名字的频率会有一些随机的微小差异,而这些差异会在后续的新生儿取名的过程被扩大:频率更高的名字,更容易被其他父母听到并选取,最终造成少数名字占据人群的半壁江山的结果。
这个工作对文化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如同中性理论对演化生物学有重要的意义一样: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文化差异都解读为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也不能够仅凭流行程度去判断文化的价值。对文化演变的研究,需要有一个好的零假设。在这个工作发表之后,后续的很多研究都开始遵循这一范式:设立合理的零假设,去寻求有重大意义的文化变迁。比如最近Joshua Plotkin在Nature上发表的文章(参考文献2)就是个很好的栗子,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顺便说一句,今年也是中性演化理论提出50周年的纪念,仅以此文致以小小敬意。
参考文献:
[1] Bentley, R. Alexander, Matthew W. Hahn, and Stephen J. Shennan. "Random drift and culture chang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1.1547 (2004): 1443-1450.
[2] Newberry, Mitchell G., et al. "Detecting evolutionary forces in language change." Nature 551.7679 (2017): 223.
注:题图左为Motoo Kimura,右为Matthew Ha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