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行刺案
秦桧是在绍兴二十三年被军人施全行刺的，引来了后人的一片叫好声。认为秦桧该杀，因为他不抗金，施全刺杀秦桧的原因当然与抗金无关，而与他们的生计有关。但是为了表现岳飞的抗金，不惜将施全说成是岳家军的大将军，是来为岳飞报仇的，历史就这样被歪曲了。
根据南宋人赵彦卫所撰的《云麓漫钞》记载，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时，在镇江府也发生过一起刺杀案，这一起案子，与秦桧多少也有些关系，与秦桧被刺案的处理也有些相似的地方，。
书的作者赵彦卫生年不详，一一九五年时仍然在世。也就是说，绍兴和议之后五十多年他还活着，秦桧死后四十多年他还活着。因为他毕竟是南宋人，所以他说的故事应该是具有真实性的。
案件发生的当天，镇江府衙来了一位年轻人，他一身京城临安衙门公差的打扮，对衙门口值班的衙役说，他是京城秦太师府里派来送知府迁转命令的差人，要把文件当面交给知府张楠。门卫听说是秦桧太师差人送文件来，便不再搜身盘查，立刻转身去向张知府报告情况。
张知府对秦太师派来的人当然是很热情接待的，不过他没有去想怎么会是一个人来，大概是承平日久，过贯了太平日子，于是警惕性也不存在了。在年轻人说到秦太师另有指示之后，张知府身边的人就很自觉地回避了。随后这个京城差人从袖子里取出一卷装潢精美的黄纸公文，在知府的案子上展开，当知府走近正准备看时，突然间京城差人从身上抽出一柄利刃狠狠地当胸便刺。张知府眼疾腿快，动作灵敏，接连躲过刺来的几刀，并且在躲闪中张口咬住了刺客的手指，使之利刃落地。而门外的衙役也闻声而入，他们一拥而上，将刺客擒住，接下来是逮捕下狱，审案终结，判刺客死罪。
既然是打着秦桧的旗号来行刺知府，按说秦桧就应该过问此事，案件审理也不会简简单单。尤其是这是害人的一个好机会，只要审出幕后指使，不管是真是假，抓起来再说，严刑逼供再说，毫无疑问，那是想整谁就整谁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也没有听说何人受到了牵连。如果换了别人，就会说：“好啊，坏我的名声，那还了得，我秦桧是什么人，你竟敢打了我的旗号。”于是倒霉的人就不会是十个八个了。
此案的发生在秦桧被刺之前两年，同样也是没有成功。此次行刺者并不是什么京城的公差，而是镇江城里一个做小本生意的的卖药人，他名叫高嵩，才19岁，家境贫寒。他供出刺杀张知府的理由是镇江府张楠违背圣旨，不放房钱。原来当时朝廷有旨，从临安到地方，无论公房还是私房，房租一律降低一半，以供缺钱贫寒的人来居住。也就是说，这是一项惠民政策，可以说与宰相秦桧是有关系的。
好的政策往往是柄双刃剑，存在有利的一方，就必然存在不利的一方。穷人租房，当然希望房租少些为好，而房主当然是希望房租高些为好。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必然是对穷人不利的，而富人是越来越富。所以朝廷要干预房租，迫使房主降价。而镇江府的官员并不执行朝廷的指令，不肯降低租客的房租，高嵩对此不满，便冒死前来刺杀镇江知府张楠。
有一部书名为《浩然斋雅谈》，里面说到一个叫张卿的官员记录的关于房租的诗句：“小小园林矮矮房，一日房钱一贯足。”可知尽管是小小园林，尽管是矮矮房，一日的房钱也是要一贯的。这样说来，每月的租金为30贯，即30000钱。当时在京城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月收入不到3000文钱，那么上面提到的月租金需要10个月的工资才能交付得起。我们知道京城是个赚钱的地方，是个收入比外地多的地方，所以房租自然也就比较高了。现在的一线大城市不也是这样的吗？所以如此高的房价，普通老百姓当然是会叫苦的了。
降低房租属于南宋的经济政策，这个政策的制定当然与秦桧有关，如果秦桧不是为普通老百姓着想，怎么会有这个政策的产生。后来朝廷知道了这起刺杀案，便借此机会再次下达降低房租的指示，强调各地官员、官府严格执行，不得擅自打折扣。自此，房租顿时减少了一半。
房租降低的幅度为一半，是很大的了。这可不是做表面文章，装装样子，此举当然受到广大老百姓的欢迎，那么说秦太师好话的人自然是少不了的。有人认为，宋代公租房与民间房东一同减免房租，难度毫无疑问是很大的，一定会有一些房产主勾结州县官员阳奉阴违，或将公文藏匿不发，或者是拖延不办。在农村有地主，在城市有房主，这些人贪婪刁钻是不奇怪的。有些人先将房租抬高，然后再降到比原先房租略高的地方，看起来是降低了，实际上是一点没降，反而有所上升。这些办法，房主不会想不出来的。他们也可以不租而观望一段时期，以避风头，最终还是要把负担转嫁到民众的身上。
所以说秦桧的政策好，还是有人会恨他的，但是秦桧坚持做下去，坚决降低居民的租房压力，这是他关注民生的体现。叫好的是那些租客们，反对的是那些房主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