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汉亡于政治文化危机
　　西汉之亡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统一王朝的覆亡都不相同，它既非亡于外族入侵，也非亡于农民起义 ，而是亡于政治和文化上的危机。细言之即汉室在西汉后期的改制运动中格于形势，少有成绩，从而在这一场运动中失去了主动权，更使得士大夫群体对汉室大失所望，转而支持王莽，最终促成了王莽篡汉。
　　而当光武帝即位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正是如何将汉室与士大夫重新相结合。
　　《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载其建武七年请广选博士书云：
　　夫太学者，礼义之宫，教化所由兴也。陛下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宫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造立横合，比日车驾亲临观飨，将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
《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准传》载其于邓太后临朝时所上疏云:
　　及光武皇帝受命中兴，群雄崩扰，旌旗乱野，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

　　禅让，在西汉可以光明正大的提。
　　政治现实要求继起的政权回归西汉中期的理性行政，但同时也要求继起政权崇儒尊经，任用儒者，团结士大夫群体。而这一点，更始政权和赤眉军并没有意识到，但刘秀却看到了其中的关键。
　　故而当“王葬、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的时候，刘秀能够“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于是“怀协图书，遁逃林薮”的各地经师学士们，“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转序》）。
　　对于民意基础并不广泛，需要一面靠武力四处征伐，一面用爵禄招降纳叛的刘秀集团来说，能够形成这样的局面着实不易。因此刘秀才急于在“宫室未饰，干戈未休”的状态下议立博士，兴起太学。
　　要知道当时社会上虽然有“人心思汉”的思潮出现，但是时间并不久，而且一开始人们所向往的是刘玄的更始政权，若不是其太过暴虐无能，刘秀未必能有机会。
　　而刘秀及其继任者有一点与西汉诸帝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汉诸帝自武帝以来，虽然对儒学的推崇程度有所不同，但与儒者之间的关系都脱不了一个“用”字，皇帝本身不会参与到经学活动中去。
　　即使如石渠阁会议，也是由萧望之主持，宣帝所提出的问题是由黄门侍郎梁丘临整理后提出，即所谓“奉使问”，宣帝本人并没有亲身参与。《宣帝纪》所说的“上亲称制临决”，很大程度上是由“萧望之等平奏其议”，然后草拟制书，宣帝画可而已。偶有分歧太大，萧望之等人也评议不了时，才由宣帝亲自裁断。
　　然而这毕竟是极个别的情况，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西汉诸帝与士大夫之间的联系不过“利禄之途” 而已，即夏侯胜所谓“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经学不明，不如归耕”（《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
　　而东汉诸帝则不然，光武帝不但曾经在太学受《尚书》，而且时常与众臣谈论经义至深夜，建武四年正月议立《费氏易》与《左氏春秋》博士时，光武帝亲自主持会议，范升与陈元反复辩难，上奏十余次，他也一一亲自批阅。明、章二帝更是在辟雍亲自讲经，“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传》）。
　　这绝非是光武太学出身，或是三帝个人喜好的原因。而是东汉的皇帝们在有意地通过这一系列的行为，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经生，一个士大夫的形象。
　　如果说光武帝与大臣谈论经义还带有一定的私人性质的话，那么自明帝以后，讲经礼已经成为定制，通过制度性规定不但将皇帝塑造成士大夫们中的一员，而且还要借此树立皇帝作为最高经师的文化权威地位。皇权不但要与士大夫相融合，更要领导士大夫，以避免西汉覆灭的情况重演。

　　二、退功臣而进文吏？
　　光武帝另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所谓的“退功臣而进文吏”。
　　《后汉书·光武帝纪》将“功臣”与“文吏”相对，可知此处的“文吏”是与军事功臣相对的文官群体，既包含了文法吏，也包含了经生儒者。
　　两汉之际，士大夫政治正在兴起，士大夫的入仕态度也更为积极，但与此同时，士大夫入仕的机会反转而为难，这本是正常的现象，但如果掌控不好则容易引发士大夫群体的不满。
　　而光武帝的建国道路也不同于高祖，光武帝即位之后全国范围内还有十余个割据政权，光武帝不得不一一征讨，而且征讨之后已经不能像西汉开国时那样分封异姓王前往统治，只能是由军事功臣们攻城略地，而后派遣文官去组织政府，建立政权。
　　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朝廷还是地方，各主要官职都不得不由文吏出任。这也正是卫广来师所说光武帝面临的历史大背景是士大夫政治兴起，而东汉自身这样的建国道路则是现实小背景。
　　在这样的大小背景之下，光武帝所能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最佳的选择就是以高爵厚禄封赏功臣，同时将他们移出政府，而将所有官吏的职位全部留给文吏。
　　当全国基本统一后的建武十三年，光武帝就开始了全面的退功臣，进文吏改革，列侯不再担任任何一级的政府官吏，西汉以来的宰相封侯制度彻底终结，官、爵完全分离，拓宽了东汉政权的社会基础。
　　而此时全国大小文武官吏职位约十五万个，原则上全部向列侯以外的社会成员开放，其对于入仕欲望高涨，但入仕难度大增的士大夫群体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至此，光武帝通过兴太学以号召，进文吏以招揽，讲艺论道以融合，三管齐下，将士大夫与皇权捆绑融合为一体，实现了士大夫与汉室的重新结合。
　　然而，单纯的结合还远远不够，光武帝还面临着其他棘手的问题。
　　首先，是政治现实要求他停止西汉后期以来“纯任德教”而形成的理想主义政治，向西汉中期的理性化行政回归。其次，是士大夫政治的兴起以及南阳集团的经学背景，都要求他继续崇儒尊经，任用儒者，并且改革汉家制度中的“霸道”成分。
　　这是一组互相矛盾的要求。而另一方面，进用的文吏本身就包含了儒者与文法吏这一对矛盾。如果这两对矛盾不能解决，势必会严重影响东汉政权的稳定。
　　因此光武帝与明帝一方面大兴儒学，阐扬经术，另一方面又“躬好吏事”（《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对于官吏以苛刻为能，迫使儒者兼习吏事，文法吏受学经术，从而促使二者合流，形成东汉的士大夫阶层，进而奠定此后士大夫政治的基础。
　　反映到学术上，便是东汉的儒生们“不为放言高论，谨固之风起而恢宏之致衰，士趋于笃行而减于精思理想”，这样的学风变化，自然不利于讲求微言大义，重视明经致用的今文学。东汉古文学的兴起，固然有今文学变质、僵化、堕落的原因，但社会上这样的一种学风变化，所起到的关系亦不小。
　　另一方面，“退功臣”之举实际上是终结了自商鞅以来以官职奖励军功爵的“霸道”，汉家制度中“霸道”成分的根基至此被彻底剿除，而儒者与文法吏的合流，又使得东汉的行政恢复理性路线。
　　可以这么说，通过退功臣和儒者与文法吏合流这两项，东汉告别了西汉后期以来的儒学理想化政治路线，恢复了西汉中期的理性行政，但同时又没有重拾“霸王道杂之”的旧有政体，而是开创出了一个彻底的士大夫文治政府。
　　然而这个士大夫文治政府又与西汉末年由经生官僚们所掌控的政府，在人员构成和政治路线之外，还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
　　西汉的经生官僚们，虽然要面对宦官、外戚等各种政治势力，然而其本身也是国家决策系统的一部分。东汉的文吏则与他们不同，虽然文吏占据了政府的各级职位，但却只是供职而已，并无权做主。
　　而功臣列侯虽然被屏退不得进入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离开了政权，恰恰相反，许多功臣以奉朝请的身份留在京师，参与朝会，其中个别特殊功臣更被赐予特进之位，拥有议政大权。而代表他们权益的皇权，更是在这一时期愈加膨胀。
　　功臣的代表邓禹后代出了两个东汉皇后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云：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概而言之，光武帝所归于台阁之权主要是黜退高级地方官员的复案权、六百石以上官员的铨选权以及封爵权这三项。光武帝将这三项权力收归自己掌控，皇权因而加强，从而“总揽权纲”（《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其独断性也日趋明显。顾炎武曾云：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
对比顾氏所言，或许可以更好的理解光武帝加强皇权的手段。
　　如本章第二节中所论，西汉后期之所以会兴起声势浩大的改制运动，吏治苛酷是原因之一，而这种苛酷是汉承秦制的“霸道”所固有的弊端，如今“霸道”的根基已经被剿除，这种弊端似乎已经可以避免了。
　　但是强大的政治惯性，以及王莽改制失败与多年混战形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得这种变化并不会应如桴鼓，光武帝势必还有使用其他方式来缓和社会矛盾，加速吏治的清明。
　　概而言之，主要的举措包括减省刑法，释放和禁止虐杀奴婢，假民和赋民公田以缓和土地兼并，减免租赋和徭役，任用偱吏以发展生产、打击豪强。可以说，这些举措涵盖了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而其总的精神概括起来只有一点，即以宽减待民。
　　而与以宽减待民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官吏的异常苛察。
　　《后汉书》卷二十九《申屠刚传》云：“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卷三十三《朱浮传》云：“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交易纷扰，百姓不宁。”卷七十六《循吏传》云：“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
　　以至于范晔在《朱浮传》后的“论曰”中感叹“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课核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礼稍薄，至有诛斥诘辱之累。任职责过，一至于此，追感贾生之论，不亦笃乎！”
　　这种苛察不但表现在日常的行政中，也表现在制度的建设上。
　　成帝绥和元年将御史大夫更名为大司空，但权责不变，而到了建武二十七年，光武帝改大司空为司空，却将其权责局限于掌管全国的水土建设，原先属于御史大夫的最高监察权此时移交给了御史中丞，而御史中丞在东汉时已由原先的御史大夫属吏而独立出来，成为直属皇帝的中朝官。
　　同时，光武帝恢复了成帝时废黜的司隶校尉，自列侯、外戚、三公以下，无论尊卑，无所不纠，并且与尚书令、御史中丞一同成为皇帝的心腹，号曰“三独坐”，再加上已经被收归台阁的黜退高级地方官员的复案权，自此监察权已经被牢牢收归皇帝自己掌控。
　　但光武帝不光是对官吏们苛察，其自奉也甚为严格。《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传序》云：“（光武帝）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损上林池籞之官，废骋望弋猎之事。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
　　这种严格也推及到宗室勋贵，甚至光武帝的骨肉至亲身上。《后汉书》卷二十九《鲍永传》云：“建武十一年，征为司隶校尉。帝叔父赵王良尊戚贵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肃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风鲍恢为都官从事，恢亦抗直不避强御。帝常曰：‘贵戚且宜敛手，以避二鲍。’其见惮如此。”而强项令董宣与湖阳公主间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可见，光武帝这种严格的自奉是其统治政策中的一部分，即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节俭、正直的道德楷模形象。
　　从以上的三点我们不难总结出光武帝的政治风格，即宽以待民，严以治吏，正直自守。卫广来师敏锐地发现，光武帝的这一政治风格正与《洪范》中的“乂用三德”一一对应。
　　《洪范》云：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三德的正直、刚克、柔克，对应光武帝的治己、治吏、治民，而“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更是光武帝以苛刻治吏的生动写照。
　　光武帝早年（天凤中）曾入太学，受《尚书》，通大义（见《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国后再以《洪范》经义来确立自己的政治风格，正所宜也。
　　光武帝不但自己早年受学《尚书》，即位后又延请《尚书》学大师桓荣以教授时为太子的明帝，而明帝即位后又延请桓荣之子桓郁教授时为太子的章帝。则东汉初年三帝，亦可谓之“累世传经”。而光武帝对《尚书》之重视，以及《尚书》学对于东汉前期政治产生的幕后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政教合一与皇权加强
　　最后再简单说一下汉明帝“欲毁太学”的问题。
　　明帝想要废除太学的直接动因是新建的辟雍落成，也就是说在明帝看来辟雍、太学只需要保留一个就足够了，换言之太学、辟雍的作用是可以互相取代，或者说辟雍的作用可以完全涵盖太学。
　　辟雍建造于光武帝中元元年，与它一起建造的还有明堂和灵台，三者合称“三雍”。兴建明堂和辟雍，是汉儒恢复周礼的重要理想。光武帝显然试图实现这一理想，只是可惜他未等到工程竣工便去世了。
　　永平二年三月，继位的明帝来到新落成的辟雍，初行大射礼，射礼之后，明帝亲自讲经，当年十月，明帝再次来到辟雍，初行养老礼。从此，辟雍中三月举行射礼和讲经礼，十月举行养老礼成为定制。
　　由此可见，辟雍最主要的功用在于举行射礼、讲经礼和养老礼，而这三项礼仪所代表的则是天子施行教化的职责。如果再细分，则射礼在于明尊卑差等，养老礼在于明孝悌之义，讲经礼则在于确立皇帝的文化权威地位。很明显，这里面只有讲经礼与太学的职能有关，而讲经礼实际上正是光武帝讲艺论道的制度化。
　　光武帝让汉室与士大夫重新结合的三项举措是兴太学以号召，进文吏以招揽，讲艺论道以融合。而现在士大夫已经与汉室重新结合在了一起，彻底的士大夫文治政府也已经告成，因而，此时已经无需号召，也不必招揽，需要的只是确立和强化皇帝作为最高经师的文化权威地位。
　　而这一地位的确立和强化已经完全交由辟雍来完成，太学的使命已经完成，证据之一就是自建武十九年以后，便不再有皇帝驾临太学的记载。
　　国家统一、安定之后，光武帝对太学的态度反而冷淡了下来，不再像建武初年那样热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太学号召士大夫的任务已经完成，对于这样一个已经完成任务的机构，明帝会产生“欲毁”的想法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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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又仔细看了一遍天放兄所摘文章，原文文中第一段所写的汉武帝几十年暴政这句话看后很是刺眼。文章后面的分析没什么问题，但是看了第一段这句话后心里确实很不悦！还有西汉的衰亡是从汉元帝以后开始才渐渐走下坡路的。诚然汉元帝时确实也已经出现了问题。文章后面对东汉初期的分析没什么问题，但是看了第一段论述后，鄙人还是要补充说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