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儒学?儒者???儒教?孔教
关于“儒”字及其涵义，传统上最有影响的看法就是许慎的解释，《说文解字》人部：“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这是说儒字的本意是柔，是指性格柔和的人，而作为一个名词，则是指术士，也是道术之士的名称。术士，即古代宗教之教士，其职业专门为贵族祭祖、事神、办理丧事，担当司仪等。在历史上，巫、史、卜、祝都是从事祭祀和占卜的专业人员。儒和巫有着莫大关系，巫事上帝，交通神鬼，而儒事祖先，交通人鬼。后来，儒逐渐从这些原始宗教性的职业当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既然儒是从他们当中分化出来的，说明儒都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是有涵养的专业祭祀人员。徐灏对《说文解字》所作的注笺说：“人之柔者曰‘儒’，因以为‘学人’之称。”因为儒都是有涵养、有知识的人，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读书人基本上都是儒家出身，所以，从汉代开始，人们就将学人称为“儒”。
关于儒的起源传统上没有多分歧，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及其研究方法的不断传入，人们对这一概念却产生了疑问，并由此而引发了相当大的分歧，形成了多种说法，或为术士说，或为殷遗民说，或为保师说，不一而足。代表性的观点如章太炎“儒有三科”之说。章太炎曾著《国故论衡》，内中有《原儒》一篇，说“儒在古文字中本是写作需的，而需是求雨的巫觋。”并提出“儒”有达名之儒、类名之儒、私名之儒三种意义。达名之儒包括一切有术有能之士，其中特别是祝史、史巫之类，是一个最广义的名称。类名之儒比达名所指范围为小，是指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教民的儒。私名之儒所指的范围更小，其学不及六艺，仅“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这就是《周礼》中所述的“师氏。”
1934年胡适作《说儒》，认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这些人都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在西周及春秋以治丧相礼为职业。并结合《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的古义，认为作为殷遗民的儒，以柔逊为特征，乃由亡国状态所养成。胡适此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比较中国古代和古希腊而获得启发，认为与希腊智识分子从奴隶变为罗马战胜者的老师，罗马教士成为北欧野蛮民族征服者的教师类似，殷末的祝宗卜史在西周几百年间自成了一个特殊阶级，是贵族阶级有用的清客，是新统治阶级的下层，又是自己民族殷礼的保存者和教师。对于胡适的这篇论文在当时引起较大的反响和争议。
冯友兰则认为“所谓儒，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
侯外庐认为东迁之后，西周文物成了形式的具文和教条，诗书礼乐变为单纯的仪式而无内容，这些教条、仪式需要有一批专门传授者，以备贵族顾问，或给贵族装点门面，于是邹鲁缙绅先生产生了，他们就是以诗书礼乐为职业的儒，早于孔子而存在。春秋末世，政权下移，私肥于公，政出多门，学下私人的运动促成了儒者蜕变为前期儒家思想。
1975年徐中舒先生发表《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一文，认为商代已有“儒”了，甲骨文中作“需”字。“需”在甲骨文中从“大”（而）从“水”（雨），整个字型象以水冲洗沐浴濡身之形。沐浴濡身何以又和儒联系起来？古代之儒在主持礼仪前都必须浴身斋戒，《礼记·儒行》着就有“儒有澡身而浴德”的说法。澡身即沐浴，浴德为斋戒。沐浴斋戒以表示对上帝鬼神之诚敬。根据这种说法，儒在商代是一种宗教性职官，与巫祝相近。
概括地说，儒在殷代便产生了，最初主要是进行宗教活动的术士，西周到春秋时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主要是从事宗教活动的术士演变成既多事宗教活动又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的儒士，其宗教色彩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淡薄，其文化教育的内容越发增加。乃到了春秋末期，由孔子发扬广大，创立了儒家学说。这时的儒，基本上脱离了宗教色彩而演变成师儒的角色了。
儒学，指儒家学说，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之一。儒家学说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政治上指导性的原则。其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等。“儒家”的特征主要是以孔子为始祖，被称为至圣先师；先是以六经《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后是以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基本经典；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理论上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儒家随着时代的发展，传承了不同的派别体系，分支学派举不胜数，宗旨是宣扬儒家经典，但是各派的侧重有所不同。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
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一般认为中国儒学有四个比较明显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第二个阶段，是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所谓宋明理学；第四个阶段，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
儒者。《礼记·儒行篇》郑玄疏：“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濡”与“儒”同样来自“需”字，原义是浸渍于水中。所谓用火则燥而速，用水则浸而缓，“濡”是滋润、涵泳，也是渐进。儒者讲求积蓄才学，涵养德性，“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而不急于出仕从政，建功立业。
《庄子·天下》说儒者“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对儒者的把握准确的，说明了儒者的思想倾向（诗书礼乐）、地域（邹鲁）、学术传承（六艺）等，来历多为人所引用。
汉代史家把儒家学派放在诸子百家之中，在比较中界定其特点。《史记·太史公自序》云：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通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史记》虽是含有批评儒家以“六艺”为其学术思想的载体容易走入经学注疏的繁琐，但看到了儒家所具有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柢，这是很了不起的。
《汉书·艺文志》提出诸子之学出于王官，其论“儒家”：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所谓“顺阴阳”，大概就是祝、卜、史、巫的工作。古代文书多典藏在王室、贵族手中，祝卜史巫之官有遍阅典籍的方便。而古代的统治者高高在上，唯一惧怕的就是鬼神；祝卜史巫担任人、神之间的媒介，于是得以在占卜的过程中，藉由神意规谏君王，这后来就发展为谏议大夫、御史等官职。至于“助人君明教化”的儒者，则成为后来的太师、太保、太傅。儒家的理想是做为“王者师”，退而求其次则是作为“国子师”，也就是教导未来可能成为王者的公孙贵族及其子弟。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广纳门生，过去为王室贵族所独享的知识才逐渐普及到民间。儒家“宗师仲尼”，就是说孔子本人即是儒者的“原型”。
儒教。儒教，或称名教、礼教或先王之教。儒教是以孔子为先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圣人神道设教，倡导王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的国家宗教。儒教以十三经为宗教经典，以古代官僚机构为宗教组织，以孔庙为宗教场所，以祭天、祭祖、释奠礼为宗教仪式。儒教是中国传统的国家宗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经和灵魂。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未曾中断，儒教在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中也未曾中断。“儒教”的概念史书上就有，并且一直都在使用。最早见于《史记·游侠列传》：“鲁人皆以儒教”，后又见于《晋书·宣帝纪》：“博学恰闻，伏膺儒教”，《梁书·儒林传序》：“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唐王维《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王礼尊儒教，天兵小战功。”唐朝《封氏见闻记》也把儒教单列出来：“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近代康有为在其《孔子改制考》中认为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编撰六经作为“托古改制”的根据。经过与诸子百家之间的争论，逐渐取得了优势。因为儒教教义最完善，制度最完备，徒众最多，所以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就成为“万世教主”。任继愈又重新使用了儒教这个概念，他撰写了《论儒教的形成》，《儒家与儒教》，《儒教的再评价》等一系列论文，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其历史地位愈来愈高，社会影响也愈来愈大，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到清末儒家学派有一个“宗教”化的过程，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逐渐被神化。不过由于其左倾的意识形态趋向，他对儒教的总体评价是负面的，但他对儒教这个概念在学理上的合法性是没有疑问的。任氏弟子李申在其师基本观点的基础写出皇皇巨著《中国儒教史》上下卷及其《中国儒教论》，以儒教为定论，更是进行了详尽的历史梳理。进入二十一世纪，儒教是教非教的大争论再次使儒教成为当下的流行词汇，似乎学界和民间都认可这个概念。但是，关于儒教是不是宗教？是什么样的宗教？怎么正确理解儒教的“教”？儒教已经成为历史遗产还是有必要复兴？是否能够复兴？等等，目前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仍然有争议。
孔教。“孔教”之称也见于史书，如《汉书·儒林传》：“授经诸儒皆孔教也”，《晋书·阮籍传赞》也有“老篇爱植，孔教提衡”等。现在一般所说的“孔教”是指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冲击下，康有为、陈焕章等为挽救儒学危机，重建儒学而提出将儒学转变成儒教，即孔教。康有为重新解释儒家经典、重新为孔子做历史定位，认为孔子是中国万事之教主，其目的则为了保护儒家学说的合理性。陈焕章等不遗余力地发掘儒教的“神性”，将儒教定义为正统的宗教，使传统儒学上升为民族宗教。孔教的成员们曾为倡导将孔教定位国教做出艰辛的努力，力求为传统儒学找到合法的依托，实现儒学的近代转型。孔教一定在大陆失败以后1930年代到海外发展，陈焕章在香港建立了孔教学院一直到今天汤恩佳博士已经是第五任院长，香港孔教与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每年春节都举行联谊会，也是联合国公认的世界性宗教之一。其实儒教与孔教意通，且常常可以互换。比较而言，“孔教”一词较“儒教”晚出：“儒教”一词始出现于东汉以后，“孔教”一词近代才出现。儒学之被称为儒教与佛道二教有关，主要是儒家学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以与佛道二教比高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士大夫并没有深究这个“教”字应该解释成“教化”，还是应该解释成“宗教”。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宗教意识淡泊，不觉有深究的必要；另一方面也于没有接触到很多西方宗教理论有关。随着儒学的发展，儒教这一名词也一直被沿用下来。近代以来，西方宗教传入中国，为了抵制西方宗教，孔教一词又流行开来。一般地说，如果单独或孤立地使用“儒教”或“孔教”一词时，这个“教”多指教化；如果把“儒教”与其他宗教相提并论时，这个“教”多指宗教（韩星：《康有为孔教说述评》，《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二、儒学的思想渊源
考察儒学的起源不能仅仅从孔子说起，应该上溯到中国文化的源头去看，看源头上有没有儒家思想的因素。事实是肯定的，我们主要通过考察古代的礼乐文化，德治思潮说明儒学与古代的礼乐文化，德治思潮有渊源关系。
礼的具体内容因年代久远而无法详辨，但依礼的早期形态来看，它与史前巫术宗教祭祀有关。“礼事起于燧皇，礼名起于黄帝”（《礼记·标题疏》），表明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一种宗教仪式。《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最初它是一种盛放祭品的器皿，而后演变为祭祀活动的仪式规范，再后来发展成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制度以及人们行为的基本规范。
从各部落以祭祀为主的风俗中产生了原始的“礼”。从考古材料看，在年代较早的一些考古遗址中，发现了礼仪性建筑和大量各种各样礼器的存在。当社会发生巨变，这种没有强制性，主要凭本部落成员自觉遵守的“礼”已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现实时，“礼”的内容便超越要求部族祭祀风俗的范围，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传说黄帝之后颛顼“绝地天通”，进行了一场“宗教改革”。《国语·楚语》记观射父之言，说在颛顼之前，“民神杂糅”，人人皆可通神。这样以来，人人都可以打着神的旗号从事活动，对部落首领的权威是一个威胁。这是原始宗教盛行时的状况，而且是和范围狭小的氏族制度相适应的。而当社会组织已出现范围较大的部落联全体以后，仍然是人人都能通神，传达神的意志的话，必然影响联合体的统一意志统一行为。于是，颛顼派重与黎两人(或神)“绝地天通”，分天地之序，神属天，民属地，天地神人，把人们自由地交通天地鬼神的权利剥夺了，神意通过人间特有的代言人传达给普遍部落成员。新的行为规范——礼借助于已被垄断了的神力迅速建立起来。这样，礼的制度由此而决定地产生了。这就是说，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国家产生以后，带有原始浓厚宗教色彩的礼俗开始了分化，一部分继续沉浸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里，淡化了宗教色彩，成为一种不自觉的生活习惯，即后世的风俗。另一部分，仍以宗教祭祀为主，逐渐上升为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军事、宗教、文化制度的内容，成为礼制。
夏商周三代是礼乐制度逐步形成的时期，礼制在许多具体细节有区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礼记·表记》中记载着孔子对夏商周三代礼制之不同的论述，他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 ，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这说明三代之礼各有特点，夏人去古未远，民风淳朴，礼的内容中还保留了大量传统的东西，如部落民族风习、血缘亲情浓厚，因而言其“亲而不尊”。商人随着社会发展，阶级分化，传统色彩淡化，等级界限森严，故言“尊而不亲”。周初，社会发展落后于商，因而恢复夏道，偏重于亲亲而建立了宗法制，故曰“亲而不尊”。这样，三代之礼不但一脉相传，而且周代是夏商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是在夏商基础上的集大成。
《礼记·中庸》载孔子对三代礼乐文化的评价：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王天下有三重焉。”
孔子对周文化有特别的感情，就是因为周文化（周礼）离的时间最近，文献资料保存的要比夏商为多，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他看来，周是在夏殷基础上的集大成式的创造，所以周文化本身就具备了夏商周三重文化的因素。也就是说，三代文化是一体的，但由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所以孔子说：“吾从周。”（《论语·八佾》）
关于周代礼乐，一般都认为起自周公。礼乐在夏商周三代有过不同程度的增删和变异，到了周代应该是集礼乐文化的大成，所以后世有“周礼”之称。“周礼”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现存的先秦文化籍典如《尚书》、《春秋》中,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涉及“礼”的内容。“周礼”不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那么，究竟“周礼”有几方面的内容呢？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礼有所谓五个方面，称为“五礼”。一是“吉礼”，主要内容是祭祀邦国鬼神地祗。又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是天地之神，主祭者是周天子，别人没有资格，只有陪祭。另外是除泰山和四岳等几个高山之外的山川之神，一般在那个诸侯国，由那个诸侯祭祀。上述两方面称为“外祭”，那么“内祭”是什么呢？内祭就是祖先神灵。祭祖很重要，许多礼乐活动都与祭祖有关。这部分成为后世中国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很强大的社会功能。第二是“凶礼”，作用是“哀邦国之忧”，包括死丧、灾荒、疾病、军败等方面。第三是“宾礼”，作用是“礼亲邦国”，即加强邦国之间联系的礼仪，有朝见天子及诸侯之间使节来往等内容。第四是“军礼”，包括出兵打仗，田赋役的分配，军事演习、大的劳役和大的封建活动，都用此礼。第五是“嘉礼”，涉及日常生活较多，包括乡饮酒礼，婚礼、燕礼（贵族接待宾客之礼）、射礼等。由此可知“礼”确实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周代礼乐文化即是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族生活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礼记·曲礼》说的很好：“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礼，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在周代礼乐文化体系中，礼和乐是一对孪生兄弟。礼为仪节制度，乐为乐舞、乐曲的统称。关于礼与乐的关系，在《礼记?乐记》中有明确的说明，大致意思有三：一是礼异乐同，二者互补，共同为维护社会秩序服务。其中礼主要在于区分人群的等级，使其上下相敬；乐得作用则在调和同一，使人相互亲近。礼乐互补就能构建“亲亲”而又“尊尊”的社会统治秩序。二是礼具有外在的规范性，能够使人的外在行为有所修饰；乐具有内在的自发性，它从人的内心发出，能使人心情宁静。乐教使人心中没有怨恨，礼教使人不会争斗。三是说礼乐的实质是相同的，它们与天地自然秩序具有同一关系，人间礼乐的存在具有宇宙论上的合规律性。
中国文化后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后儒常追宗到周公制礼作乐，都说明了周代礼乐文化的原创性。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都得从礼乐文明中去寻找头绪。
关于德治思潮，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治道模式的历史演变是有一个清晰的表述的：上古时代的三皇，是以道治天下，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也就是说人们按照天地运转的自然法则劳作生活，无所谓权力，不存在政教，天下自然太平，这是最高的境界。到了五帝的时代，以德来治天下，这已经差了一层，已经是有为而治了，但是仍然是相当高超的政治。再往下到了三王时代，仁义之类的道德规范有了，政教法令有了，权谋智术有了，甲兵之事也有了，可以说是每下愈况。所谓有王的时代也就是夏、商、周的三王时代。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五霸便用智谋武力来治天下，借虚名以争实利，然而中原华夏不为夷狄同化，五霸的功劳，人民只好以力归服于霸主。
一般来说，在如何治理天下的问题一直有两种路线：一种是“以德服人”的路线，一种是“以力服人”的路线。前者主要依靠涵化融合的方法；后者则主要通过战争兼并的方法。大体上说，东周以前走的是“以德服人”的路线，东周以后走的是“以力服人”的路线。而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的价值观，肯定“以德服人”的路线，而否定“以力服人”的路线。古时代之所以实行“以德服人”的路线，一直被说成圣人在上位的结果，从而形成一种悠久的令后人神往的“德治”传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古代“德治”的代表。关于他们的事迹，大概在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传说，今存《尚书》虽然是残篇，但仍然可以见其端倪。从传统所说的“五帝”开始，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德治”传统不仅从观念上逐步地被意识到了，而且也逐渐地被化为政治实践。
三代政治主要体现在德治方面。一般认为，殷人是不讲德的，殷人对神的敬畏与崇拜尚不具有“道德上”的意义，是“敬而不亲”；殷人对祖先的歌颂也不言其德，而是称颂其勇力功业。到了周人就开始大讲敬德了。周人的“德”不但与天有联系，而且与民也有联系。周德治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三个关系。一个中心就是围绕“德”这个中心，三个关系：一是天人关系，要求“以德配天”；一是君民关系，要求“敬德保民”；一是民天关系，是“民欲天从”。这里，天决定君，即“天命靡常”，“唯德是依”；君决定民，即“保民”，“牧民”；民决定天，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周人的“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具有重要的思想理论意义。首先，是对神的权威的一种限制，这对于冲破宗教神学的绝对统治，具有思想解放的作用；其次，改变了原来人完全屈服于神的那种状态，使得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支配神了，提高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这样，在人们的认识由天国转到人间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周人把“天命”思想从殷人单纯的宗教迷信中突出出来，这在打击宗教迷信思想的同时又在统治集团中间埋下了理性意识的种子，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直接开启了后来儒家民本主义、人文主义和德治主义的思想先河。
关于“儒”字及其涵义，传统上最有影响的看法就是许慎的解释，《说文解字》人部：“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这是说儒字的本意是柔，是指性格柔和的人，而作为一个名词，则是指术士，也是道术之士的名称。术士，即古代宗教之教士，其职业专门为贵族祭祖、事神、办理丧事，担当司仪等。在历史上，巫、史、卜、祝都是从事祭祀和占卜的专业人员。儒和巫有着莫大关系，巫事上帝，交通神鬼，而儒事祖先，交通人鬼。后来，儒逐渐从这些原始宗教性的职业当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既然儒是从他们当中分化出来的，说明儒都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是有涵养的专业祭祀人员。徐灏对《说文解字》所作的注笺说：“人之柔者曰‘儒’，因以为‘学人’之称。”因为儒都是有涵养、有知识的人，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读书人基本上都是儒家出身，所以，从汉代开始，人们就将学人称为“儒”。
关于儒的起源传统上没有多分歧，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及其研究方法的不断传入，人们对这一概念却产生了疑问，并由此而引发了相当大的分歧，形成了多种说法，或为术士说，或为殷遗民说，或为保师说，不一而足。代表性的观点如章太炎“儒有三科”之说。章太炎曾著《国故论衡》，内中有《原儒》一篇，说“儒在古文字中本是写作需的，而需是求雨的巫觋。”并提出“儒”有达名之儒、类名之儒、私名之儒三种意义。达名之儒包括一切有术有能之士，其中特别是祝史、史巫之类，是一个最广义的名称。类名之儒比达名所指范围为小，是指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教民的儒。私名之儒所指的范围更小，其学不及六艺，仅“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这就是《周礼》中所述的“师氏。”
1934年胡适作《说儒》，认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这些人都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在西周及春秋以治丧相礼为职业。并结合《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的古义，认为作为殷遗民的儒，以柔逊为特征，乃由亡国状态所养成。胡适此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比较中国古代和古希腊而获得启发，认为与希腊智识分子从奴隶变为罗马战胜者的老师，罗马教士成为北欧野蛮民族征服者的教师类似，殷末的祝宗卜史在西周几百年间自成了一个特殊阶级，是贵族阶级有用的清客，是新统治阶级的下层，又是自己民族殷礼的保存者和教师。对于胡适的这篇论文在当时引起较大的反响和争议。
冯友兰则认为“所谓儒，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
侯外庐认为东迁之后，西周文物成了形式的具文和教条，诗书礼乐变为单纯的仪式而无内容，这些教条、仪式需要有一批专门传授者，以备贵族顾问，或给贵族装点门面，于是邹鲁缙绅先生产生了，他们就是以诗书礼乐为职业的儒，早于孔子而存在。春秋末世，政权下移，私肥于公，政出多门，学下私人的运动促成了儒者蜕变为前期儒家思想。
1975年徐中舒先生发表《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一文，认为商代已有“儒”了，甲骨文中作“需”字。“需”在甲骨文中从“大”（而）从“水”（雨），整个字型象以水冲洗沐浴濡身之形。沐浴濡身何以又和儒联系起来？古代之儒在主持礼仪前都必须浴身斋戒，《礼记·儒行》着就有“儒有澡身而浴德”的说法。澡身即沐浴，浴德为斋戒。沐浴斋戒以表示对上帝鬼神之诚敬。根据这种说法，儒在商代是一种宗教性职官，与巫祝相近。
概括地说，儒在殷代便产生了，最初主要是进行宗教活动的术士，西周到春秋时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主要是从事宗教活动的术士演变成既多事宗教活动又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的儒士，其宗教色彩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淡薄，其文化教育的内容越发增加。乃到了春秋末期，由孔子发扬广大，创立了儒家学说。这时的儒，基本上脱离了宗教色彩而演变成师儒的角色了。
儒学，指儒家学说，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之一。儒家学说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政治上指导性的原则。其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等。“儒家”的特征主要是以孔子为始祖，被称为至圣先师；先是以六经《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后是以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基本经典；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理论上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儒家随着时代的发展，传承了不同的派别体系，分支学派举不胜数，宗旨是宣扬儒家经典，但是各派的侧重有所不同。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
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一般认为中国儒学有四个比较明显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第二个阶段，是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所谓宋明理学；第四个阶段，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
儒者。《礼记·儒行篇》郑玄疏：“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濡”与“儒”同样来自“需”字，原义是浸渍于水中。所谓用火则燥而速，用水则浸而缓，“濡”是滋润、涵泳，也是渐进。儒者讲求积蓄才学，涵养德性，“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而不急于出仕从政，建功立业。
《庄子·天下》说儒者“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对儒者的把握准确的，说明了儒者的思想倾向（诗书礼乐）、地域（邹鲁）、学术传承（六艺）等，来历多为人所引用。
汉代史家把儒家学派放在诸子百家之中，在比较中界定其特点。《史记·太史公自序》云：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通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史记》虽是含有批评儒家以“六艺”为其学术思想的载体容易走入经学注疏的繁琐，但看到了儒家所具有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柢，这是很了不起的。
《汉书·艺文志》提出诸子之学出于王官，其论“儒家”：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所谓“顺阴阳”，大概就是祝、卜、史、巫的工作。古代文书多典藏在王室、贵族手中，祝卜史巫之官有遍阅典籍的方便。而古代的统治者高高在上，唯一惧怕的就是鬼神；祝卜史巫担任人、神之间的媒介，于是得以在占卜的过程中，藉由神意规谏君王，这后来就发展为谏议大夫、御史等官职。至于“助人君明教化”的儒者，则成为后来的太师、太保、太傅。儒家的理想是做为“王者师”，退而求其次则是作为“国子师”，也就是教导未来可能成为王者的公孙贵族及其子弟。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广纳门生，过去为王室贵族所独享的知识才逐渐普及到民间。儒家“宗师仲尼”，就是说孔子本人即是儒者的“原型”。
儒教。儒教，或称名教、礼教或先王之教。儒教是以孔子为先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圣人神道设教，倡导王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的国家宗教。儒教以十三经为宗教经典，以古代官僚机构为宗教组织，以孔庙为宗教场所，以祭天、祭祖、释奠礼为宗教仪式。儒教是中国传统的国家宗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经和灵魂。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未曾中断，儒教在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中也未曾中断。“儒教”的概念史书上就有，并且一直都在使用。最早见于《史记·游侠列传》：“鲁人皆以儒教”，后又见于《晋书·宣帝纪》：“博学恰闻，伏膺儒教”，《梁书·儒林传序》：“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唐王维《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王礼尊儒教，天兵小战功。”唐朝《封氏见闻记》也把儒教单列出来：“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近代康有为在其《孔子改制考》中认为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编撰六经作为“托古改制”的根据。经过与诸子百家之间的争论，逐渐取得了优势。因为儒教教义最完善，制度最完备，徒众最多，所以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就成为“万世教主”。任继愈又重新使用了儒教这个概念，他撰写了《论儒教的形成》，《儒家与儒教》，《儒教的再评价》等一系列论文，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其历史地位愈来愈高，社会影响也愈来愈大，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到清末儒家学派有一个“宗教”化的过程，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逐渐被神化。不过由于其左倾的意识形态趋向，他对儒教的总体评价是负面的，但他对儒教这个概念在学理上的合法性是没有疑问的。任氏弟子李申在其师基本观点的基础写出皇皇巨著《中国儒教史》上下卷及其《中国儒教论》，以儒教为定论，更是进行了详尽的历史梳理。进入二十一世纪，儒教是教非教的大争论再次使儒教成为当下的流行词汇，似乎学界和民间都认可这个概念。但是，关于儒教是不是宗教？是什么样的宗教？怎么正确理解儒教的“教”？儒教已经成为历史遗产还是有必要复兴？是否能够复兴？等等，目前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仍然有争议。
孔教。“孔教”之称也见于史书，如《汉书·儒林传》：“授经诸儒皆孔教也”，《晋书·阮籍传赞》也有“老篇爱植，孔教提衡”等。现在一般所说的“孔教”是指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冲击下，康有为、陈焕章等为挽救儒学危机，重建儒学而提出将儒学转变成儒教，即孔教。康有为重新解释儒家经典、重新为孔子做历史定位，认为孔子是中国万事之教主，其目的则为了保护儒家学说的合理性。陈焕章等不遗余力地发掘儒教的“神性”，将儒教定义为正统的宗教，使传统儒学上升为民族宗教。孔教的成员们曾为倡导将孔教定位国教做出艰辛的努力，力求为传统儒学找到合法的依托，实现儒学的近代转型。孔教一定在大陆失败以后1930年代到海外发展，陈焕章在香港建立了孔教学院一直到今天汤恩佳博士已经是第五任院长，香港孔教与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每年春节都举行联谊会，也是联合国公认的世界性宗教之一。其实儒教与孔教意通，且常常可以互换。比较而言，“孔教”一词较“儒教”晚出：“儒教”一词始出现于东汉以后，“孔教”一词近代才出现。儒学之被称为儒教与佛道二教有关，主要是儒家学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以与佛道二教比高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士大夫并没有深究这个“教”字应该解释成“教化”，还是应该解释成“宗教”。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宗教意识淡泊，不觉有深究的必要；另一方面也于没有接触到很多西方宗教理论有关。随着儒学的发展，儒教这一名词也一直被沿用下来。近代以来，西方宗教传入中国，为了抵制西方宗教，孔教一词又流行开来。一般地说，如果单独或孤立地使用“儒教”或“孔教”一词时，这个“教”多指教化；如果把“儒教”与其他宗教相提并论时，这个“教”多指宗教（韩星：《康有为孔教说述评》，《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二、儒学的思想渊源
考察儒学的起源不能仅仅从孔子说起，应该上溯到中国文化的源头去看，看源头上有没有儒家思想的因素。事实是肯定的，我们主要通过考察古代的礼乐文化，德治思潮说明儒学与古代的礼乐文化，德治思潮有渊源关系。
礼的具体内容因年代久远而无法详辨，但依礼的早期形态来看，它与史前巫术宗教祭祀有关。“礼事起于燧皇，礼名起于黄帝”（《礼记·标题疏》），表明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一种宗教仪式。《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最初它是一种盛放祭品的器皿，而后演变为祭祀活动的仪式规范，再后来发展成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制度以及人们行为的基本规范。
从各部落以祭祀为主的风俗中产生了原始的“礼”。从考古材料看，在年代较早的一些考古遗址中，发现了礼仪性建筑和大量各种各样礼器的存在。当社会发生巨变，这种没有强制性，主要凭本部落成员自觉遵守的“礼”已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现实时，“礼”的内容便超越要求部族祭祀风俗的范围，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传说黄帝之后颛顼“绝地天通”，进行了一场“宗教改革”。《国语·楚语》记观射父之言，说在颛顼之前，“民神杂糅”，人人皆可通神。这样以来，人人都可以打着神的旗号从事活动，对部落首领的权威是一个威胁。这是原始宗教盛行时的状况，而且是和范围狭小的氏族制度相适应的。而当社会组织已出现范围较大的部落联全体以后，仍然是人人都能通神，传达神的意志的话，必然影响联合体的统一意志统一行为。于是，颛顼派重与黎两人(或神)“绝地天通”，分天地之序，神属天，民属地，天地神人，把人们自由地交通天地鬼神的权利剥夺了，神意通过人间特有的代言人传达给普遍部落成员。新的行为规范——礼借助于已被垄断了的神力迅速建立起来。这样，礼的制度由此而决定地产生了。这就是说，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国家产生以后，带有原始浓厚宗教色彩的礼俗开始了分化，一部分继续沉浸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里，淡化了宗教色彩，成为一种不自觉的生活习惯，即后世的风俗。另一部分，仍以宗教祭祀为主，逐渐上升为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军事、宗教、文化制度的内容，成为礼制。
夏商周三代是礼乐制度逐步形成的时期，礼制在许多具体细节有区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礼记·表记》中记载着孔子对夏商周三代礼制之不同的论述，他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 ，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这说明三代之礼各有特点，夏人去古未远，民风淳朴，礼的内容中还保留了大量传统的东西，如部落民族风习、血缘亲情浓厚，因而言其“亲而不尊”。商人随着社会发展，阶级分化，传统色彩淡化，等级界限森严，故言“尊而不亲”。周初，社会发展落后于商，因而恢复夏道，偏重于亲亲而建立了宗法制，故曰“亲而不尊”。这样，三代之礼不但一脉相传，而且周代是夏商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是在夏商基础上的集大成。
《礼记·中庸》载孔子对三代礼乐文化的评价：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王天下有三重焉。”
孔子对周文化有特别的感情，就是因为周文化（周礼）离的时间最近，文献资料保存的要比夏商为多，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他看来，周是在夏殷基础上的集大成式的创造，所以周文化本身就具备了夏商周三重文化的因素。也就是说，三代文化是一体的，但由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所以孔子说：“吾从周。”（《论语·八佾》）
关于周代礼乐，一般都认为起自周公。礼乐在夏商周三代有过不同程度的增删和变异，到了周代应该是集礼乐文化的大成，所以后世有“周礼”之称。“周礼”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现存的先秦文化籍典如《尚书》、《春秋》中,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涉及“礼”的内容。“周礼”不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那么，究竟“周礼”有几方面的内容呢？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礼有所谓五个方面，称为“五礼”。一是“吉礼”，主要内容是祭祀邦国鬼神地祗。又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是天地之神，主祭者是周天子，别人没有资格，只有陪祭。另外是除泰山和四岳等几个高山之外的山川之神，一般在那个诸侯国，由那个诸侯祭祀。上述两方面称为“外祭”，那么“内祭”是什么呢？内祭就是祖先神灵。祭祖很重要，许多礼乐活动都与祭祖有关。这部分成为后世中国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很强大的社会功能。第二是“凶礼”，作用是“哀邦国之忧”，包括死丧、灾荒、疾病、军败等方面。第三是“宾礼”，作用是“礼亲邦国”，即加强邦国之间联系的礼仪，有朝见天子及诸侯之间使节来往等内容。第四是“军礼”，包括出兵打仗，田赋役的分配，军事演习、大的劳役和大的封建活动，都用此礼。第五是“嘉礼”，涉及日常生活较多，包括乡饮酒礼，婚礼、燕礼（贵族接待宾客之礼）、射礼等。由此可知“礼”确实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周代礼乐文化即是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族生活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礼记·曲礼》说的很好：“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礼，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在周代礼乐文化体系中，礼和乐是一对孪生兄弟。礼为仪节制度，乐为乐舞、乐曲的统称。关于礼与乐的关系，在《礼记?乐记》中有明确的说明，大致意思有三：一是礼异乐同，二者互补，共同为维护社会秩序服务。其中礼主要在于区分人群的等级，使其上下相敬；乐得作用则在调和同一，使人相互亲近。礼乐互补就能构建“亲亲”而又“尊尊”的社会统治秩序。二是礼具有外在的规范性，能够使人的外在行为有所修饰；乐具有内在的自发性，它从人的内心发出，能使人心情宁静。乐教使人心中没有怨恨，礼教使人不会争斗。三是说礼乐的实质是相同的，它们与天地自然秩序具有同一关系，人间礼乐的存在具有宇宙论上的合规律性。
中国文化后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后儒常追宗到周公制礼作乐，都说明了周代礼乐文化的原创性。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都得从礼乐文明中去寻找头绪。
关于德治思潮，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治道模式的历史演变是有一个清晰的表述的：上古时代的三皇，是以道治天下，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也就是说人们按照天地运转的自然法则劳作生活，无所谓权力，不存在政教，天下自然太平，这是最高的境界。到了五帝的时代，以德来治天下，这已经差了一层，已经是有为而治了，但是仍然是相当高超的政治。再往下到了三王时代，仁义之类的道德规范有了，政教法令有了，权谋智术有了，甲兵之事也有了，可以说是每下愈况。所谓有王的时代也就是夏、商、周的三王时代。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五霸便用智谋武力来治天下，借虚名以争实利，然而中原华夏不为夷狄同化，五霸的功劳，人民只好以力归服于霸主。
一般来说，在如何治理天下的问题一直有两种路线：一种是“以德服人”的路线，一种是“以力服人”的路线。前者主要依靠涵化融合的方法；后者则主要通过战争兼并的方法。大体上说，东周以前走的是“以德服人”的路线，东周以后走的是“以力服人”的路线。而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的价值观，肯定“以德服人”的路线，而否定“以力服人”的路线。古时代之所以实行“以德服人”的路线，一直被说成圣人在上位的结果，从而形成一种悠久的令后人神往的“德治”传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古代“德治”的代表。关于他们的事迹，大概在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传说，今存《尚书》虽然是残篇，但仍然可以见其端倪。从传统所说的“五帝”开始，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德治”传统不仅从观念上逐步地被意识到了，而且也逐渐地被化为政治实践。
三代政治主要体现在德治方面。一般认为，殷人是不讲德的，殷人对神的敬畏与崇拜尚不具有“道德上”的意义，是“敬而不亲”；殷人对祖先的歌颂也不言其德，而是称颂其勇力功业。到了周人就开始大讲敬德了。周人的“德”不但与天有联系，而且与民也有联系。周德治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三个关系。一个中心就是围绕“德”这个中心，三个关系：一是天人关系，要求“以德配天”；一是君民关系，要求“敬德保民”；一是民天关系，是“民欲天从”。这里，天决定君，即“天命靡常”，“唯德是依”；君决定民，即“保民”，“牧民”；民决定天，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周人的“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具有重要的思想理论意义。首先，是对神的权威的一种限制，这对于冲破宗教神学的绝对统治，具有思想解放的作用；其次，改变了原来人完全屈服于神的那种状态，使得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支配神了，提高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这样，在人们的认识由天国转到人间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周人把“天命”思想从殷人单纯的宗教迷信中突出出来，这在打击宗教迷信思想的同时又在统治集团中间埋下了理性意识的种子，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直接开启了后来儒家民本主义、人文主义和德治主义的思想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