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国会在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道格拉斯的活动下，通过了坎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这个法案取消了1820年在“密苏里妥协案”中规定的北纬36度30分以北不得蓄的法律。道格拉斯的理由是，是否允许隶制，应该是各个州的人民自己来决定，是“地方自”，是“民众自”。他打的居然是一张“民牌”。这个法案不仅激怒了废主义者，也使北方大多数不愿意和黑人共处的民众感到忧虑。北方的大多数白人并不是激进的废主义者，他们不喜欢黑人，甚至讨厌、害怕黑人。根据新的法案，黑就可能向北方蔓延，影响北方白人民众的工作和生活。这是美国建国半个多世纪后隶制回光返照的时刻。
林肯意识到了阻挡隶制的责任，他也看到：他的机会来了。1854年8月，林肯第一次在公开演讲中谴责隶制。他说：我痛恨隶制，因为我确信这种制度是不道德的，是邪恶的。从此以后，一直到1860年被选为总统，整整六年时间里，当他面对北方民众的时候，他就一遍一遍地在道德上谴责隶制，毫不讳言他痛恨隶制；而当他面对南方民众的时候，他苦口婆心地解释，他并不主张废，废不废应该是各州自己的事情，他主张的是：不能让隶制向北方扩散。他个人虽然痛恨隶制，但是他主张让隶制自然死亡。

1858年7月10日在芝加哥——北方废主义的大本营，林肯发表演讲：
让我们抛弃不同人种之说，不同种族之说，某种族更为低级故而必须置于一种低级地位，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让我们抛弃所有这一类的东西，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团结如一人，直到我们能够再一次站起来宣布，所有的人生而平等。
两个月后的9月18日，在南方查尔斯顿——蓄主义者的大本营，林肯发表演说：
我必须说，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以任何方式实行白人和黑人种族的社会及政治平等；我不是，也从来没有，主张让黑人也有选举权，也能当陪审员，也能担任公职，也能和白人通婚。这两场演讲，都赢得了听众的热烈鼓掌。
什么是林肯的心里话？哪个林肯是真正的林肯？这样的问题，只有在古典共和政治下，才是有意义的。在现代民主政治下，这个问题失去了操作意义。政治家既有用自己的理念和道德良心引导民众的责任，更有追随民意，笼络民意，塑造民意的需要。事实上，你已经不可能有把握地知道，什么时候他是一个基于原则和道德说话的政治家，什么时候他是一个权衡利弊说话的政客了。

和道格拉斯进行的七次著名的辩论，表现出了林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道格拉斯为隶制辩护，辩护的不是隶制的道德，而是民众的财产权，是地方自和民众自，是州权。毕竟是民时代了，道格拉斯是在向民众呼吁，可他是向一个单一阵营发出诉求。林肯也是在向民众呼吁，却是在激进废主义者和害怕黑人的民众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向两边发出诉求。1860年大选，民党分裂，肯塔基州的前任副总统布莱肯利奇和道格拉斯分道扬镳，林肯“渔翁得利”，当选为总统。可是，南方十一个州的大选举团没有一个人投林肯的票。林肯得到的民众选票，仅为39％。选票状况已经预言，林肯面临着情绪激昂的民众的对立。对于一个国家的总统来说，这实在不是一件乐于看见的事情。
四年总统任期，林肯只做了一件事情，打了一场南北战争，美国惟一的一次内战。林肯尚未宣誓就职，南方七州已经宣布分离。林肯总统接手的是一个残缺的国家。他即使有意战争解决，目标也是要维护联邦的统一和完整，而不是废。他直觉不能由他来发动战争。他要南方人先打第一枪。联邦政府在南方查尔斯顿的海港里有一个孤零零的苏姆特要塞。要塞里的百十来个士兵，位于南方的咽喉要地，给养不足，支撑不下去了。林肯不下令将其撤回，却通知查尔斯顿的南卡州州长，说联邦政府将向要塞提供给养补充。这等于表示，联邦政府不承认分裂，联邦的军事要塞将在查尔斯顿海港里长期存在。这一策略，逼得查尔斯顿的南方人动手要把要塞收回，于是向苏姆特要塞开火。南北战争就此爆发。
可惜，那个时候的美国人，谁都没有估计到战争的残酷性。战争爆发后，林肯总统的第一个征兵令，只征召七万五千人，从军三个月。那个时候林肯总统脑子里，可能还觉得短暂冲突之后，还是可以在几十个政治家之间达成妥协。他肯定没有想到，这场战争，将持续四年，美国将损失六十一万八千个青壮男子。那时已经有了照相术，南北战争留下了很多照片。我们现在看到的林肯总统照片，无一例外是紧缩眉头、忧伤焦虑的沉重表情。林肯夫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虽然肯塔基州没有加入南方邦联，肯塔基人却认为自己是南方人。这位第一夫人的娘家，有几个兄弟参加了南方叛军，有多人战死在战场上。南方人骂这位第一夫人是叛徒，北方人则指责她是南方派在白宫的间。她的一位女友，见了林肯总统后说，“天哪，他为什么总是这样苦着脸！”林肯总统怎么可能不苦着脸呢？引出一场内战，丧失六十一万八千个生命是什么分量，任何一个有道德的政治家都不会无动于衷。正是这紧皱的眉头，证明了林肯总统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古典的statesman。

结束南北战争这场灾难的，不是林肯总统，而是南军的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和林肯总统相比，李将军就像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老派绅士。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却活生生地是两个时代的人。李将军出生在弗吉尼亚，那是政治舞台随着民主化而西移以前的政治中心。李将军和华盛顿将军有亲戚关系，在精神上则仍然继承着华盛顿那一代的绅士准则。在社会活动的舞台上，他们古典一代和民时代的人有一个区别：风兴浪起的时候，民时代的人倾向于向下诉
求，向民众呼吁；古典时代的人倾向于向内诉求，诉诸于自己内在的道德良心。
李将军是一个职业军人，听从国家的召唤对他来说，就是听从弗吉尼亚州的召唤。他素来痛恨隶制，很早就解放了自己家的隶。他也反对南方的分离，更反对用战争来解决分离问题。他从军人的眼光得出结论，北强南弱，南方根本没有在一场长期战争中取胜的机会。可是，当弗吉尼亚州在南北战争打响以后宣布分离，加入南方邦联的时候，他不得不服从弗吉尼亚州的征召，带领南军开始了艰巨的战争。
四年后，1865年春天，李将军置个人荣辱和生死以度外，在阿波马托克斯向对手格兰特将军投降。他惟一的要求，是要求北军善待他的士兵。从出征到投降，李将军的所作所为，在道德上一以贯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李将军的投降，是美国民化后，古典政治人格最后的告别演出。从此以后，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你大概只能期待林肯的出现，却很难再期待罗伯特·李将军这样的人了。李将军投降后不过几天，林肯总统被刺杀，他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在美国历史上，南北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南北战争以后国会通过的宪法第十三和十四修正案，终于从法律上废除了隶制度，并且提出了“正当程序”和“同等保护”的原则。再往前推三十年，一个法国人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后，曾提出了“多数的暴政”的担心。民是多数的T治，如果多数决定对少数人施以暴政，就像美国的隶制那样，用什么来纠正和防止？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回答说：民原则加上人法案，再加第十三和第十四修正案。

美国就在那个时刻完成了古典共和政治到现代民政治的转变，这是一种历史进步。从此以后，民众眼睛里的政治家，不再有statesman，而全部是politician了。他们不再要求站出来竞选的人都是华盛顿总统、杰弗逊总统那样的绅士，他们不再奢求德高望重。他们也不再相信这些政治家的演讲都是实话，都是心里话，他们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台上的人。他们知道，这些人说话有可能言不由衷，有可能避重就轻，有可能纯粹是为了选票而一时献媚于民众，欺瞒民众。但成熟民制度下的民众，也不会因此而对制度失望。他们知道，避免政客为祸，只能依靠反对派的平衡，依靠开放的积极的新闻监督，依靠启蒙了的民众自己。他们知道，总统是靠不住的，只能依靠健康的制度。
政治家，politician，有时候也译成政客。中文里，政治家是褒义词，政客是贬义词。英语里，politician中性而有时略带贬义。氏王一旦完成，也就意味着传统的政治家，statesman，转变成民政治下的politician，现代政治家和政客。在古典共和政治的时代，特别强调政治家的道德水准；在现代民政治的时代，这种对个人道德的强调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失去了现实的操作意义。古典共和政治诉诸于道德，现代民政治则诉诸于制度。

美先法第十三条修正案
第一款　在合众国境内受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奴隶制和强制劳役都不得存在，但作为对于依法判罪的人的犯罪的惩罚除外。
第二款　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

美先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第一款　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
第二款　众议员名额，应按各州人口比例进行分配，此人口数包括一州的全部人口数，但不包括未被征税的印第安人。但在选举合众国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人、国会众议员、州行政和司法官员或州议会议员的任何选举中，一州的年满21岁并且是合众国公民的任何男性居民，除因参加叛乱或其他犯罪外，如其选举权遭到拒绝或受到任何方式的限制，则该州代表权的基础，应按以上男性公民的人数同该州年满21岁男性公民总人数的比例予以削减。
第三款　无论何人，凡先前曾以国会议员、或合众国官员、或任何州议会议员、或任何州行政或司法官员的身份宣誓维护合众国宪法，以后又对合众国作乱或反叛，或给予合众国敌人帮助或鼓励，都不得担任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或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人，或担任合众国或任何州属下的任何文职或军职官员。但国会得以两院各三分之二的票数取消此种限制。
第四款　对于法律批准的合众国公共债务，包括因支付平定作乱或反叛有功人员的年金而产生的债务，其效力不得有所怀疑。但无论合众国或任何一州，都不得承担或偿付因援助对合众国的作乱或反叛而产生的任何债务或义务，或因丧失或解放任何奴隶而提出的任何赔偿要求；所有这类债务、义务和要求，都应被认为是非法和无效的。
第五款　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规定。